本刊全媒体记者曾那迦

最近电影《悬崖之上》热映，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哈尔滨进行敌后工作的“谍战”故事。其实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隐忍的工作方式对于全国各地的党员来说几乎是常态，同时也伴随着牺牲。

前段时间，记者到武汉探访中共五大会址等红色地标。正是在中共五大召开的1927年，汪精卫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部开始行使职权。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首都。

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20世纪初因城市繁华还被称作“东方芝加哥”。行走在长江两岸就不难知道，这里因码头而兴，时至今日不少本地方言的背后仍与“码头”“船”“水”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豪爽的方言不绝于耳。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708号的南洋大楼，中共五大主会场黄陂会馆和这座建筑仅相隔1.5公里。现在我们已很难想象，汪精卫等人大摇大摆地出席中共五大后，转身返回三条街开外的“大本营”密谋“分共”时，到底是怎样一番光景和情势。当时五大代表们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随着采访深入，中共五大代表，尤其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各成员的形象在记者心中逐渐丰满起来。这些革命志士大多是青壮年，有的带着亲兄弟一起干革命，有的拖家带口四处辗转。

作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唯一的武汉人，蔡以忱从小受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大哥蔡极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