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我这一辈子，与散文的关系非常怪异，几乎说得上是“生死冤家”。

我原本的专业，是世界戏剧学，兼及国际人文美学。直到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还没有写过一篇散文。

写散文的起点，本书那篇《因爱而勇》里约略提到。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到处撰文、演讲，滔滔论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即便在所谓“寻根热”中，不少热点也是以此为主旨。只要是中国人做的，什么都错，而且错得愚蠢、可笑、荒唐。对比的坐标，全在西方。

表面上，他们没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否定。因为我对文化的终极理解是“集体人格”。所谓“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了“集体人格”，因此也否定了中国文化。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那些诅咒中国人的中国人，想在他们表情间找到一丝把自己也包括进去的愧仄。但是没有，他们的口气始终居高临下，睥睨方圆，好像自己刚刚从天上下凡。

对此我不能不生气。尽管乡间童年告诉了我什么是贫困，文革灾难告诉了我什么是痛苦，但我也亲眼目睹父母之邦在摆脱贫困和痛苦时的不懈毅力。我长期研究西方的最高哲思和顶级艺术，也熟知他们的远征血火、虏掠罪恶，怎么能容忍一帮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方的中国文人胡言乱语，天天毒害大量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