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倩 姚战琪 周功梅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入境旅游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时变性：一方面，入境旅游自身的发展质量及其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比重的持续提高，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的挤出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减弱。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逐渐增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均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因此，应促进入境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积极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持续促进技术创新等路径有效提升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同时，要注意维护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避免入境旅游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旅游专业化;资源诅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591;F26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2-0040-1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也为社会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提出了重大课题和发展方向，尤其是在联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领域和环节如何提升发展质量，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亟待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比如入境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在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与一般出口产业一样，入境旅游的发展在为境外居民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并赚取外汇收入的同时，还会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与其他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一样，入境旅游的发展也可能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损宏观经济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的发展会导致资源（如矿产资源及其产品）流出不一样的是，入境旅游并没有使旅游资源流向境外，反而可能增加旅游资源数量和提高旅游资源质量，不但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可以促进国内旅游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因此，实现入境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发布的International Tourism Highlights（2019 Edition），2018年国际旅游收入达1.7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29%、所有商品和服务出口的7%。可见，国际旅游已成为各国多样化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凸显。伴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关于入境旅游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们旨在探究入境旅游发展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增长[1]，诸多研究发现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7]，绝大多数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入境旅游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8]。

入境旅游能够带动经济增长成为共识，然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境旅游对GDP的贡献提高是否会增强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对此，相关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学界通常用“旅游专业化”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一般用入境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总人口数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7]。较多文献研究了旅游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是旅游专业化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9-10];二是旅游专业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11];三是旅游专业化发展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12-13]。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旅游专业化程度还会影响到旅游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14]，进而推动了关于专业化程度是否会影响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的研究。Pigliaru等（2007）运用虚拟变量回归方法对143个国家和地区1980—2003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旅游专业化程度高于10%的国家入境旅游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10]。而Po等（2008）基于88个国家和地区1995—2005年的数据研究表明：當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低于4.048 8%或高于4.733 7%时，入境旅游收入每增加1%能够分别带动GDP增长0.115 4%和0.124 3%;但当旅游专业化程度介于4.048 8%和4.733 7%之间时，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15]

该文献为研究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方法借鉴，但其研究结果因所用数据的局限性而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且存在争议，而对入境旅游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或占比提高会对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相关实证分析结果也无定论。武春友和谢风媛（2010）采用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入境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但其是基于国内区域层面的研究，且在其研究样本期间我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整体较低[16]。有鉴于此，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入境旅游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提高可能使其宏观经济增长带动效应产生怎样变化，并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寻求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国际经验，进而为通过入境旅游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机制与实证方法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对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旅游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形成了“旅游带动经济增长（Tourism-led economic growth，TLEG）”“经济驱动旅游发展（Economic-driven tourism growth，EDTG）”和“旅游与经济互惠增长（Reciprocal causal growth hypothesis，ECGH） ”3种假说。细化到入境旅游领域，“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由Balaguer等（2002）提出[17]，并一直居于主流地位[8]，诸多学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也验证了入境旅游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觀点。例如， Nowak等（2007）对西班牙的研究[18]、Tang等（2015）对马来西亚的研究[3]、Narayan等（2010）对4个太平洋岛国的研究[19]、Shahzad等（2017）对10个顶级目的地国家的研究[20]、Bilen等（2017）对12个地中海国家的研究[5]、Ohlan（2017）对印度的研究[21]以及Sokhanvar等（2018）对新兴市场的研究[7]等。

要探究随着入境旅游对GDP贡献的提高，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首先需要明确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理论上讲，“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是基于“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发展而来的[22]。“出口带动增长理论”认为，出口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扩大外部和内部竞争进而提高生产要素分配效率，二是扩大再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三是增加投资进而促进产出增长。入境旅游作为一种非标准出口，其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在于4个方面：其一，发展入境旅游可以赚取外汇收入并用于生产资料进口，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扩大化再生产[18];其二，发展入境旅游可以促进国内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23-24];其三，发展入境旅游会增加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投资竞争效应提高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25-26];其四，发展入境旅游可以在旅游业内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并活跃消费[27]。

可见，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入境旅游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不但取决于其产业自身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状况，还受到产业结构和产业间关系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入境旅游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各不相同。一般来讲，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效率也较高[28]，而且其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宽度和深度更大，旅游系统所涉及的因素更多元，更有能力为旅游者提供综合服务，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更大[29]。此外，从入境旅游资源本身来看，除“自然属性”之外的“人文属性”也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演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旅游资源的“人文属性”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如城市建设、奢侈品等），其开发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带动更多的现代产业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旅游资源的“人文属性”更多地表现为“传统性”（如原始生态、手工品等），其开发对现代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较强。就特定国家和地区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层次的升级使其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效率提高，而且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使其产业间的联动效应增强，进而促使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也增强。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入境旅游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越强，但并不意味着入境旅游对GDP的贡献越大（或者说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或占比越高），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也越强。这需要从入境旅游的产业属性和发展特性来看：入境旅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独特旅游资源的开发，既包括地貌、气候、水文和生物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人文景观和体育娱乐等人文资源[30]。因此，从本质上讲，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进而可能与传统资源依赖型产业（如石油、矿产等）一样，面临“资源诅咒”问题。

具体而言：在入境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拥有丰富或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历史因素或者偶然因素的催化作用以及旅游营销的促进作用下，入境旅游得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旅游投资报酬递增的正反馈作用下，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开始围绕旅游业进行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入境旅游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凸显。而随着入境旅游产业的发展和逐渐成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服务和产品供给的增长空间不断压缩

比如：交通、住宿、餐饮基础设施完善后，相关投入将大幅减少;特定景区在一定时间所能接待的境外游客也是有限的，相比其他出口产品，传统入境旅游的市场拓展空间更为有限。，如果没有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新的旅游业态，入境旅游的发展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则会趋于降低。此时，尽管入境旅游产业本身的发展可能使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增加，但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可能会降低。

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会对其宏观经济增长产生负反馈作用，最终通过外部和内部传导机制抑制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31]。从外部传导机制来看：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带来“荷兰病”，引致去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削弱。入境旅游的持续繁荣使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旅游业部门，不利于制造业部门的资本积累[32]，并导致工资上涨进而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劳动成本和产品价格[33]。此外，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大量出口还会带来外汇收入增加和汇率上升，导致生产要素成本增加，进而削弱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结构进一步偏重旅游业[34]。特别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形成依赖于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模式[35]，并可能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因此，发展入境旅游引致的去工业化会挤出对宏观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进而可能降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从内部传导机制来看：发展入境旅游可能阻碍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具有弱专利性[29]，尤其是初级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开发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非技术创新[31]。总体来讲，旅游业的技术创新程度低于制造业，如果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整体的技术创新，进而导致宏观经济增长的提升空间狭窄[36]。

因此，从入境旅游业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来看：在发展初期，虽然其对GDP的贡献不高，但作为新兴产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关联产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显著，因而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强;随着入境旅游业的成长和成熟，虽然其自身的快速发展使其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但配套设施的完善和市场拓展空间的缩小也使其对关联产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降低，进而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可能减弱;入境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对GDP的贡献进一步提高，但对具有更强经济增长带动效应的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挤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入境旅游业发展成熟后，入境旅游业产出对GDP的贡献提高，则必然有其他產业对GDP的贡献减少（挤出效应），如果对GDP贡献减少的其他产业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强于入境旅游业，则这种挤出不利于宏观经济增长。有损整体经济增长效率，进而导致入境旅游发展的宏观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进一步降低，甚至会陷入“资源诅咒”陷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发展入境旅游有助于目的地旅游消费市场和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大、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带动当地宏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效率越高，对关联产业的促进也越大，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越强;由于生产要素转移及自身技术创新不足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入境旅游对GDP贡献的提高，入境旅游业对关联产业促进作用的降低和对制造业等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产业的挤出会导致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减弱。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发展入境旅游会显著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入境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越强（H1）;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在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较低（对GDP贡献较低）时入境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大，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入境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H2）。

2.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为验证入境旅游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Panel Threshold Model）进行实证检验[37]。同时，为了控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以及时间变化的影响，选择包含个体和时点固定效应的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检验的基本思想是：若门槛变量qit存在门槛值γ，那么，在qit≤γ和qit>γ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存在差异。门槛值可能只有1个，也可能有多个，进而有单一、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入境旅游收入”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三重以上门槛模型以此类推）。

3.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在本文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https：//data.worldbank.org/），核心解释变量“入境旅游收入”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网（UNWTO，https：//www.e-unwto.org/），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的佩恩世界表（PWT 9.1，https：//www.rug.nl/）。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缺失，经剔除整理后，本文最终选取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样本国家和地区包含46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53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以及8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见表1），相关变量测度方法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1.门槛效应检验

在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门槛效应之前，首先要检验门槛的存在性，并判断门槛的数量。本文运用stata14.0软件，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方法（重复抽样400次），分别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量和接受原假设的概率值（p值）。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三重门槛不显著。因此，宜选择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在确定门槛数量之后，需要对门槛值进行估计，并检验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是否一致。检验结果表明，在双重门槛模型中，门槛变量“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门槛值分别为1.035 6和4.539 1，其95%水平的置信区间分别为[1.031 4，1.042 5]和[4.411 2，4.581 1]，门槛估计值有效。据此，可以将样本划分为低专业化水平（“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1.035 6）、中专业化水平（1.035 6<“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4.539 1）和高专业化水平（“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4.539 1）3个区间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中的模型Ⅰ。

本文同时采用传统的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中的模型Ⅱ。比较模型Ⅰ和模型Ⅱ的估计结果可知：“入境旅游收入”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模型Ⅰ的系数要大于模型Ⅱ，假说H1的前半部分得到验证;“实物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模型Ⅱ的系数要大于模型Ⅰ;除了模型Ⅱ中“政府支出”的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外，“人力资本”和“政府支出”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见，两个模型中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而从模型的决定系数R2来看，面板门槛模型的拟合度明显优于传统的线性模型，表明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析更为适宜。

从模型Ⅰ的估计结果来看，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即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带动效应递减。具体来讲，在三个不同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区间，“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正相关，但边际影响逐渐减弱（“入境旅游收入”的估计系数从0.306 5降至0.290 7再降至0.280 4%）。可见，随着入境旅游的发展，虽然其对GDP的贡献提高，但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降低，具有边际影响递减趋势，假说H2得到验证。

2.稳健性检验

（1）采用滞后一期数据的检验。考虑到“入境旅游收入”和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效应，将“入境旅游收入”和控制变量的数据替换为其相应的滞后一期数据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与模型Ⅰ一致（见表4的模型Ⅲ）：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1.041 6和6.506 9;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区间“入境旅游收入”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系数绝对值逐渐减小，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2）采用滚动平滑数据的检验。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是样本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年度数据，且跨度时期较长，借鉴杨友才（2014）的方法[39]，采用3年滚动平滑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首先将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的数据进行平均，然后将1996年、1997年和1998年的数据进行平均，以此类推，最终得到2 247个观测值，再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检验，估计结果也与模型Ⅰ一致（见表4的模型Ⅳ）：依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057 4和4.847 8，与模型Ⅰ的估计结果相差无几，再次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内生性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模型估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不例外。在本研究中，内生性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因此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以消除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也能够推动入境旅游发展，因此“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消除这种联立性偏误，参照李爽（2017）的做法[40]，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重新进行模型估计，该方法能在不引入新的解释变量的情况下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SYS-GMM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均大于0.100，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1）和AR（2）值表明，差分后的扰动项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无二阶序列相关，满足GMM估计中序列无自相关的假设，估计有效。从回归结果来看，SYS-GMM的估计结果也与模型Ⅰ基本一致，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减弱。

4.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但具体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入境旅游发展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国家[41-4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仅发生在高收入国家，而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并不一定存在[44]。为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3个子样本，分别进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样本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高收入”样本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门槛值分别为1.398 8和6.504 2，“中等收入”样本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门槛值分别为1.041 6和3.415 3;“低收入”样本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其“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门槛值为4.408 8。因此，采用双重门槛模型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低收入”样本则采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见表6）：“入境旅游收入”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普遍存在，假说H1的前半部分进一步得到验证;3组样本中，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在“高收入”样本中最强，“中等收入”样本次之，“低收入”样本最弱，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不断增大，假说H1的后半部分得到验证。再从系数的变动趋势来看，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各组样本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带动效应均表现出递减趋势，表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是高还是低，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非线性的，当经济体对入境旅游的依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资源转移效应和自身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可能会削弱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假设H2得到进一步验证。

5.对中国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那么中国的实际是否符合国际经验中得出的一般规律？对此，本文借鉴郭步超和王博（2014）的处理方法[45]，将中国的数据从研究样本中剔除，对“中等收入”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并构造LR统计量进行Chow检验，以判断“入境旅游收入”的回归系数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重新估计后的结果与原模型的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则说明中国的数据不是样本中的异常值，中国的实际符合国际普遍规律。从重新估计的结果来看（见表6）：“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门槛数量未发生变化，“入境旅游收入”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和变化趋势上也未发生变化;Chow检验的结果表明，LR統计量为22.31（p=0.766 6），无法拒绝“估计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剔除中国的数据后“入境旅游收入”的估计系数与原模型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因此，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符合国际普遍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市场快速扩张，入境旅游收入的绝对规模不断增长，但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并不高

1978—2017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数据参见各年度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按本文的测算，中国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指标，在1978—1993年处于0.120 4～0.800 4之间，在1994—2007年处于1.042 5～1.471 5之间，在2008—2017年处于0.319 7～0.887 1之间。中国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回落主要是由于整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即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入境旅游业。。根据国际经验研究中得到的普遍规律，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门槛值分别为1.041 6和3.415 3，若以此为标准，中国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在1978—1993年处于第一区间，在1994—2007年处于第二区间，在2008—2017年间又回落至第一区间。可见，中国的入境旅游业还处于成长期，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并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同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禀赋、较低的旅游服务价格和充足的航空运力等方面，反映出中国的入境旅游业尚处于要素资源驱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其比较优势主要来自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禀赋以及较低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要素红利使得入境旅游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强，但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可能减弱。

四、结论与启示

发展入境旅游可以有效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已成为共识，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也有所不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尤其是资源依赖型出口的产业属性使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本文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普遍存在，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促进效应越强;第二，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基于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门槛效应也普遍存在，随着入境旅游收入对GDP的贡献提高，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促进效应趋于减弱;第三，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符合国际经验的普遍规律，目前中国的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不高，入境旅游业尚处于要素资源驱动的初级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入境旅游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值得信赖，而且不同于一般资源依赖型产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具可持续性，旅游业本身也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综合效益高等特点，各国和各地区都可以将发展入境旅游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近期的旅游业发展立足于以国内旅游为主的国内大循环，但从长远来看，国际经济联通和人员往来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旅游业也应持之以恒地构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各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应积极恢复入境旅游市场，大力推进国际旅游业健康发展。当前，国内旅游企业及相关部门应当借此契机苦修内功，以质量提升为入境旅游的疫后恢复夯实基础。例如：通过各类自媒体进行广泛宣传，从而让潜在的入境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以“安全”和“健康”为关键词来丰富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造多元化的旅游经营生态，提升旅游企业发展韧性和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发展入境旅游可以有效带动宏观经济增长，进而可以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相互促进。虽然当前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还处于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较强的阶段，入境旅游业发展对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还未显现，但如果不转变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将会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并会通过制造业挤出效应等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反馈作用。因此，在通过发展入境旅游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既要促进旅游业内在质量的提升，还要考虑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要客观、全面、理性地看待入境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负反馈作用，有效发挥收入效应的积极影响，尽量减轻和避免挤出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一，政府部门在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时，应该警惕发展旅游业可能对制造业等产生的抑制作用，要对生产要素配置进行宏观调控，并建立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反哺机制。一方面，要对生产要素流动进行宏观调控，避免旅游业一枝独秀或过度繁荣，培育多元支柱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反哺功能，将发展旅游业积累的财富用于支持创新性强的产业发展。第二，旅游业要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业态，从依赖资源开发和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向依靠创新创意驱动的集约化发展方式转变，以自我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新的“现代化”的旅游资源，比如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如扶贫攻坚）的旅游资源[46];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例如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化、5G、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驱动和赋能旅游业，激励旅游企业将人力、物力投入到科技创新中。第三，要持续推动旅游业与文化、健康、体育、交通、科技、新媒体、教育、金融和养老等多产业的深度协同与融合，不断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丰富旅游新产品和新业态，从而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和乘数效应，使入境旅游的发展惠及更多产业部门。

本文探讨了入境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研究样本多、数据较新且时间跨度较长，本文得到的国际经验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和稳健性，并拓展了“旅游带动经济增长假说”的研究体系，也突破了多数国内研究仅以中国整体或省级区域数据为实证样本的局限性。然而，本文尚未对其作用路径进行深入分析，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检验入境旅游发展与技术进步等经济增长关键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路径，以深化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同时，本文仅基于收入水平进行了异质性研究，進一步的研究可从产业结构、旅游发展基础、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稳定性等方面进行更细致的分组讨论。另外，城市是入境旅游者的主要停留空间，也是入境旅游持续发展的实践主体，因而也有必要从城市层面来考察入境旅游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演变趋势。

参考文献：

[1]DOGRU T，BULUT U. Is tourism an engine for economic recovery：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Tourism Management，2018，67：425-434.

[2] 刘春济，冯学钢.入境旅游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J].经济管理，2014（2）： 125-135.

[3] TANG C F，TAN E C. Does tourism effectively stimulate Malaysia's economic growth [J]. Tourism Management，2015，46：158-163.

[4] WU P，LIU S，HSIAO J M，et al. Nonlinear and time-varying growth-tourism causal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6，59：45-59.

[5] BILEN M，YILANCI V，ERYUZLU H.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in the frequency domain[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17，20（1）： 27-32.

[6] 隋建利，刘碧莹.中国旅游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时变因果关系——基于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果模型[J].经济管理，2017（8）：24-41.

[7] SOKHANVAR A，IFTCIOGLU S，JAVID E. Another look at tourism：Economic development nexu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8，26：97-106.

[8] BRIDA J G，CORTES-JIMENEZ I，PULINA M. Ha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been validated： A literature review[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16，19（5）：394-430.

[9] LANZA A，PIGLIARU F，COCCOSSIS H，et al. Specialization in tourism：The case of a small open economy[M]. 1995.

[10]PIGLIARU F，BRAU R，LANZA A. How fast are small tourist countries growing？ The 1980—2003 evidence[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7.

[11]FIGINI P，VICI L. Tourism and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 Tourism Economics，2010，16（4）：789-805.

[12]CHANG C L，KHAMKAEW T，MCALEER M.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of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ed Statistics，2010，3（2）：159-186.

[13]ADAMOU A， CLERIDES S.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ourism-led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Review of Economic Analysis，2010，2（3）： 287-303.

[14]HATEMI-J A，GUNDUZ L. Is the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valid for turkey[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5，12（8）：499-504.

[15]PO W，HUANG B.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nonlinear approach[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 Its Applications，2008，387（22）：5535-5542.

[16]武春友，謝风媛.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2）：76-83.

[17]BALAGUER J，CANTAVELLA-JORDA M. Tourism as a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actor：The Spanish case[J]. Applied economics，2002，34（7）：877-884.

[18]NOWAK J，SAHLI M，COTES-JIMENEZ I，et al. Tourism，capital good im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Spain[J]. Tourism Economics，2007，13（4）：515-536.

[19]NARAYAN P K，NARAYAN S，PRASAD A，et al.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J]. Tourism Economics，2010，16（1）：169-183.

[20]SHAHZAD S J H，SHAHBAZ M，FERRER R，et al. 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in the top ten tourist destinations：New evidence using the quantile-on-quantile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2017，60： 223-232.

[21]OHLAN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J]. Future Business Journal，2017，3（1）：9-22.

[22]BALASSA B.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8 5（2）：181-189.

[23]CROES R R. A paradigm shift to a new strategy for small island economies：Embracing demand side economics for value enhancement and long term economic stability[J].Tourism management，2006，3（27）：453-465.

[24]WENG C，WANG K. Scale and scope economi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s in Taiwan[J]. Tourism Management，2006，27（1）：25-33.

[25]KUMAR R R，Kumar R. Exploring the nexus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ourism and growth in Fiji[J]. Tourism Economics，2012，18（2）：359-371.

[26]DI LIBERTO A. High skills， high growth： is tourism an exception[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3， 5（22）： 749-785.

[27]CERNAT L，GOURDON J. Paths to success：Benchmarking cross-country sustainabl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2012，33（5）：1044-1056.

[28]趙磊.中国旅游市场发展非线性增长效应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1（5）：110-122.

[29]赵磊，毛润泽.旅游发展、门槛效应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2）： 69-83.

[30]邓涛涛，刘璧如，马木兰.旅游产业依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检验[J].旅游科学，2019（1）：1-17.

[31]曹翔，郭立萍.中国旅游业发展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吗[J].旅游学刊，2017（5）：14-25.

[32]杨懿.旅游地“荷兰病”效应发生机制的系统动力学分析[J].湖湘论坛，2019（3）：102-111.

[33]钟伟.旅游业扩张对旅游城市经济影响的均衡分析：一个理论模型[J].现代城市研究，2016（8）：106-111+132.

[34]CHAO C C，HAZARI B R，LAFFARGUE J P，et al. Tourism，dutch disease and welfare in an open dynamic economy[J].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2006，57（4）：501-515.

[35]李文静，张朝枝.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旅游资源诅咒演化模型[J].资源科学，2019（9）：1724-1733.

[36]何昭丽，张振龙，孙慧.中国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1-160.

[37]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38]林志帆，龙晓旋.金融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5（12）： 57-68.

[39]杨友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4（2）： 59-71.

[40]李爽.专利制度是否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基于专利保护强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J].财贸研究，2017（4）：13-24+42.

[41]LEE C，CHANG 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 closer look at panels[J]. Tourism Management，2008，29（1）：180-192.

[42]FAYISSA B，NSIAH C.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Further empirical evidence[J]. Tourism Economic，2011，17（6）：1365-1373.

[43]DRITSAKIS 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Mediterranean countries：A panel data approach[J]. Tourism Economics，2012，18（4）：801-816.

[44]HOLZNER M.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beach disease[J]. Tourism Management，2011，32（4）：922-933.

[45]郭步超，王博. 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本回报率的门槛效应分析[J].世界经济，2014（9）：95-118.

[46]杨樨.以脱贫致富实践为旅游资源的定制化扶贫旅游刍论——兼议“消费者下乡”的人力资本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J].西部论坛，2020（4）：84-9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nes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bound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has driven macro-economic growth by promoting the rel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has time-varying effect，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inbound tourism itself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related industries are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s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stronger. On the other hand， inbound tourism belongs to resource-type dependent （export） industry， with its improving of the status and proportion in national economy， it faces resource curse difficulty， especially its crowding out effect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stronger driving effect is not conducive to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nd further its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ends to weaken.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07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from 1995 to 2017， the study takes the degree of inbound tourism specialization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venue to GDP）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and uses the threshold panel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with the improving of income level，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hether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r in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r low inc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overall gradually weakens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specialization degree of inbound tourism. Thus， we should us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to push forward the 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ctively use the paths such as new-style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bound tourism on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maintain the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and avoid the unfavorable impact of excessive in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bound tourism; driv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ourism specialization; resource curse; double-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LC number：F591;F26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2-0040-14

（編辑：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