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城》作为余华时隔八年带来的最新长篇小说，标志着余华创作母题从以“苦难”为重心转化为以“温情”为主导。余华通过构建一个有着绝对善意的文城世界，向读者传递着当代缺失的情义主题，创作了一部苦难外衣下的浪漫温情史诗。本文试以余华长篇小说创作母题的变化为切入点，对余华新作《文城》所欲传达的主题进行探寻。

关键词：余华 长篇小说 创作母题 《文城》

一、天平倾斜上的母题转化

标记余华作品母题的两大主要基因向来被认定是“苦难”与“温情”，此二者在其长篇小说中体现尤甚，但它们在这几部长篇小说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抑或是说传递的核心力量与带给读者的精神冲击类型，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差异。

《在细雨中呼喊》和《第七天》这两部更偏向于以荒诞手法描绘苦难带给人冷酷与绝望的作品，其内核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头到尾窒息难语，中间偶有温情力量，但如夜之流萤不能划破漆黑长夜。在这两部作品中，“苦难”压制着“温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而与以上两部偏荒诞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活着》与《許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余华绝对性的代表作。我们探寻这两部作品的母题内核会发现，此时的“苦难”与“温情”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压制关系，而是更偏向于一种说法——“温情地受难”。作品中徐福贵与许三观都经历了生活的苦难，他们无法战胜但也未曾认输，而是站在如同传统“犬儒”一般的立场去“温情地受难”，以“温情”来消解“苦难”。在这个阶段的母题中，“苦难”与“温情”融合，在“苦难”的外衣包裹下深嵌着些许怜悯般的“温情”。

《兄弟》是余华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李光头和宋钢代表着两种人格与命运的极端，作品的上、下部描绘出的也是两种基调的极端，上部可以说是极端苦难的现实夹有温情的调和，下部则是绝对的荒诞不经却也展示出一定的温情与怜悯。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以“荒诞”为表层而历经“苦难”的“温情”，这过于极端的“荒诞”甚至掩盖了最原始的“苦难”与“温情”，让读者更多发出“怜悯”的叹息。

纵观以上，余华长篇小说作品的母题可以说都是“苦难”占据着比“温情”更显主导的地位，仿佛“温情”只是作者在摧毁读者心理之后所施舍的些许安慰。但《文城》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标志着余华长久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巨大转变，一言以蔽之：《文城》整部作品即使被各种“苦难”所裹挟，但“温情”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一部极其“余华”而又极不“余华”的作品，因为其所构建的是一个以情义为首要、拥有绝对善意的扁平世界。在《文城》的世界中，人物形象多为福斯特口中的扁平人物，单纯而少见人性的复杂变化，且多为情义满怀的善良人物，除了穷凶极恶的土匪等极少的角色，读者在这里面找不到坏人，甚至在土匪中也有小山“和尚”这样受乱世所迫但仍讲情义的角色。在余华眼中，“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在这部作品“苦难”与“温情”的母题分析中，我们可以说《文城》更像是余华创作基因中川端康成的胜利，《文城》看似锋利实则柔软至极，是余华创作中少见的一部“温情”真正战胜“苦难”的作品。在“苦难”与“温情”的母题天平上，首见天平完全倾斜于“温情”。

二、人物角色中的主题探寻

抛开“苦难”与“温情”这最基本的母题，余华在《文城》里要表达的主题是我们必须探寻之所在。而“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我们看一部小说主要看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揭示，这也就是构成小说的魅力和教育意义的因素”。对《文城》中的核心人物角色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余华创作所欲表达之物。

作为《文城》的核心人物，林祥福是一个“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土地般沉默寡言”的北方男人。虽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却与《活着》里的福贵有着天差地别，其恪守母亲所说的“纵有万贯家产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自小聪慧手灵、吃苦耐劳，为人所称赞。同《白鹿原》相比，林祥福在白嘉轩的基础上也打破了传统地主乡绅的固有印象，自己除了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江湖侠士”。他以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方式，终其后半生追寻着一座虚无缥缈、最后得证根本不存在的“文城”，浩荡南下千里为女寻母，最终死于他乡也未能得偿所愿，半生似是徒劳，但如果我们抓住小说要传达的核心——情与义，便能发现林祥福寻到了读者心中的“文城”。

带有几分江湖气息的情与义是余华作品少见的主题，却在《文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文城》的情，是以林祥福对小美的露水情缘为缘起，对女儿深沉的爱为核心，支撑着整部作品的骨架。在这个大的框架中，如小美与阿强的夫妻之情、翠萍与林祥福的陪伴之爱、林百家与陈耀武的禁忌之恋等，如骨肉一般充实着作品的躯干。而《文城》的义，则是小说的灵魂所在，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情节中。《文城》在后半部分以极重的笔墨、大量的篇幅，描绘着土匪之祸，以此为绝对重心推动情节的发展。按照当下一些读者的批评，这甚至可以算是些许“跑题”，但笔者不以为然。

余华的叙事创作一贯冷静而锋利，随着作家创作的成熟，小说的人物与情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应再受作者的绝对主导，这是优秀作品共有的特征，《文城》也是如此。当余华一开始决定为文城创造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时，个人作为历史的人质决定了其笔下的角色会被迫自觉走向这个历史舞台，个人的命运不得不汇入时代的洪流。《文城》也是余华少见的进行大量宏观叙事的作品，虽然说是宏观叙事，但余华在内容的处理上很大程度仍是以微观细致之处凸显宏观之壮烈，如民兵团守城全员壮烈牺牲而传团长于顾益民的情节，是小城集体大义的传承来体现动荡时局的惨烈，在这样的乱世，江湖之义能得到最好的诠释。林祥福为顾益民报仇而牺牲、陈永良为林祥福报仇而追剿土匪，如此种种，都是以“义”为绝对的行为标准，而唯有江湖方得包含如此之“义”。

当读者把握住了“文城”的情与义，便把握住了作品的内涵。“寻求”作为卡夫卡作品永恒的主题，也深刻影响着余华的创作。林祥福的“寻求”最初是为了寻妻，但在这“寻求”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情义才是最打动读者的地方，而林祥福是否真的寻到了他心中的“文城”对他虽是生死攸关，但对读者并不重要，因为“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所寻求到的作品内涵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充满情与义的世界便是读者所寻求的“文城”。515B6369-D5B1-4A9C-B538-895307B3FD2D

三、通俗外壳下的史诗创作

如果以传统意义的“史诗”概念来看，《文城》是一部较为通俗的作品。余华的文学创作早已从先锋小说的叙述框架中跳出，以貌似通俗的叙述策略满足着广大非专业读者的无障碍阅读需求，以足够打动读者内心的方式传递作品的人性内涵。《文城》充满着浪漫主义传奇色彩，其小说形式结构的设计也别出心裁。一个完整的故事被余华巧妙分割，以“文城”和“文城（补）”的形式，把小说的传奇色彩嵌藏于整部作品的结局，唯有读完整个故事方能体验到小说内核的震撼性。小说正篇是故事的表层，是林祥福人生经历的平面叙述，而补篇更类似于当下市场流行的“番外”作品，交代了故事的隐藏结局，正篇与补篇的设计让小说叙事的浪漫与现实相互交融，如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一般的叙述策略，在文末交代开头，更能冲击读者的阅读感官。还有譬如余华没有交代结局的林百家与李元成、陈耀武、顾同年这一代人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这样的设计迎合了当下市场，以较为通俗的手段能得到最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支持。

但在此通俗外壳下的《文城》，也具有耀眼的史诗品格。余华这时隔八年的长篇小说，没有从《活着》到《兄弟》再到《第七天》之后的时间线动笔来创作更贴近当下时代的作品，而是跳回《活着》以前，将那个动荡纷乱的时代融入了个体生存的困厄之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只有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作品才能更好地传递余华想表达的江湖情义，才能闪烁出“史诗”一般的光芒。

作品中蕴含着的引人深思的主题，升华了整个作品的内涵。如当下渐远的乡绅乡贤，在作品里林祥福的父亲和顾益民的身上得到了极佳的诠释，他们以善意与智慧接济着时代的困厄者，最终自身化为当下逐渐消失的文化符号。再加上宏大的空间迁移，林祥福从北往南以及身死后的由南归北，小美与阿强的从南北上再由北归南，这样浩大的个体迁移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地域空间，是余华之前作品未曾真正涉及过的写作版图。而文中对林祥福依恋土地的描写以及林祥福最后发出的“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之叹息，其中的乡土情怀，更加佐证了余华是当今文坛异常强调其文学之根即在故乡的作家这一觀点，而永恒的乡土主题无疑是史诗品格的体现。

四、结语

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曾被恩格斯称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对作品史诗品格的认定也应结合如此观点，但不应过分局限于此。《文城》的语言一如余华既往的风格，呈现诗性与张力，通过众多微妙精确的细处描写展现了文字的美学，充分释放着作品的生命力。而时代背景的设置虽然同史诗性作品相比仍缺乏一定的厚重性，但从宏观上对历史与悲剧的承载以及细微处对深厚主题的衬托，已经足以打破固有“史诗”的僵硬刻板壁垒，闪耀出作品人文内涵的史诗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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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鹏，男，本科，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于美琪）515B6369-D5B1-4A9C-B538-895307B3FD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