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宗棠在西北执政期间，对整个西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开发发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推广和民族融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宗棠的民本思想和现代中国的党的群众路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忠实支持者，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关键词：左宗棠;西北开发;洋务运动;民本思想

一、左宗棠其人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1]。晚晴政治家、军事家、湘军著名将领，也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起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虽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由幕友而起，介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事件，大兴洋务运动，镇平陕甘同治回乱，收复且推动了新疆建省。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后被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2]。

左宗棠生于大清王朝逐渐衰败的关键时期，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他是军事与经济一起进行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主战派的左宗棠就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身份出兵西北，肩负起了平定战乱和收复领土的历史重任。左宗棠的远大政治理想是从《三字经》、《千家诗》启蒙而来，而他的民本思想是在孔孟等儒家大拿的仁政爱民思想中传承奠基、在他故乡的文化传统影响而来，在左宗棠的人生选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左宗棠與西北的相遇与开发

1862年，回民在陕西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发动叛乱，以此来伺机谋利。由于捻军、回军以及当地汉族起义军的活动，当时的陕甘局势几近破败，而时任陕甘总督的杨岳斌控制不了局面，已经不能胜任工作，于是清廷在1866年9月派主战领袖左宗棠前赴陕甘。从1866年左宗棠动身准备率领各军平定回乱到1872年马占鳌在左军的强大压力下投降，所率领的部下被左宗棠纳入清军编制，回民军的主力至此被消灭。左宗棠耗费六年，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强大的军事才能平定了陕甘回乱。

左宗棠明白自己被朝廷派到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内乱、驱逐外敌和收复失地，但他并没有只把目标拘泥于这里，他更多的是想要对西北的经济进行开发，让西北人民逐渐安居乐业。同时他还在已被收复的领土上尽全力地对生产进行恢复和发展，对边疆经济进行开发。在举兵平乱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认知方面，左宗棠认为想要平定纷乱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这就需要经济支撑。这就导致左宗棠在西北的这段时间，他是军事战斗和经济开发两手抓的，而经济开发中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3]。他还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专门制订了一些有利的优惠政策，比如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和减轻农民负担[4]。

左宗棠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5]。他了解到，西北地区土地宽广，民族种类众多，且各地文化、语言、习俗都存在着差异，汉族的优秀文化没有被普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落后、人才紧缺、社会动荡不安，都使得其经济文化建设被动地处于极其困难后的境界。 他想要改变这种困境，于是他提出要以“兴教劝学为急”，着重培养“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的人才，非如此不可让西北得到发展。在镇压陕甘回乱时他提出了“不论汉回，只辩良臣”的原则和“剿抚兼施”的方略[6]。在开发西北期间，左宗棠把人才视为经济发展进步、国家强盛的根本。从生产恢复和兴办教学、和改变教育落后着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对人才的引进和培训现状进行改变。为了民族的团结和边疆安全，左宗棠在西北大设讲学来普及教育、大办书院来印发书籍、甘肃分闱、拓展士路以求推广汉族优秀先进文化、甚至推动洋务宣传运行，来推进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左宗棠以这些为民干实事的行动和政策进一步贯彻了他的“民本思想”，值得我们不断钻研和学习。

三、左宗棠民本思想对西北的改革与进步

对于“西北”的界定，首先在行政意义上是指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及宁夏、新疆两自治区，在自然意义上是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宁夏北部、甘肃中西部以及和这些地方接壤的少量其他省的边缘地带[7]。对于“民本思想”的解释，《尚书·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我们可以理解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君者，要跟民众亲近，不要把民众当作下人，民众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民安则天下安。民本思想最早出现于商周交替之时，伴随着西方国家入侵中国开始，中国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民本思想受到内外两面因素的影响开始逐渐被掌权者忽视。在这个时候，晚清重臣左宗棠，却非常注重民生，在西北执政期间，他从一而终的坚持贯彻了民本思想。

左宗棠在西北时期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禁烟、农业、工业发展方面：

（一）关于禁烟

晚清时期，鸦片的泛滥成为社会的重大弊病之一，西北地区由于民族成分复杂、经济落后，自然环境等原因罂粟更是满地开花[9]。作为当时中国第二大鸦片的生产地，罂粟的大量种植造成了西北地区人力衰弱、人口紧缩、农产品产量锐减、社会暴动和耕地浪费等严重影响百姓生活的问题。再加上当时西征军筹粮难以及蝗虫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西北的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温饱都难以保证，社会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帮助西北的人民走出窘境，左宗棠先后颁布了《查禁罂粟邪教条章》和《禁种罂粟四字谕》，给人们讲述吸食鸦片的危害，同时也向人们宣传鸦片是列强精神侵略的重要工具，在地方对鸦片种植和吸食实行禁止令，要求地方官员整治，列入官员绩效考核。在这种政策高压下，至左宗棠离开西北时，西北地区罂粟种植几乎绝迹。没有种植罂粟的土地用来进行粮食棉花等作物的种植，粮棉产量的增长首先保证了人民温饱，缓解了人民生活的困难，为西北人民提供了一个有效发展的环境。

（二）注重农业

因左宗棠的禁烟政策取得成效，罂粟种植地越来越少，空出来的土地种植粮食棉花等作物面积越来越大。但是西北地区受地势、气候带和降雨量影响，从海洋而来的湿润气流被山岭阻挡难以深入，气候多干燥，而水源主要来自高山融雪和咸水湖，缺水十分严重，西北农业发展受到了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尤其水源，可以称为农业发展命脉。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兴修水利。

为了解决西北地区降水少风沙大、水源缺乏、土地盐碱化程度高等问题，左宗棠先后采取了植树造林、注重城镇绿化、开发利用土地、引进技术人才等措施来改善环境条件。基于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又先后修建了自陕西潼关经西宁、大通到湟源，嘉峪关到乌鲁木齐等几条主干路，还有许多支线纵横相连，提高了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为发展开发提供了高效途径。左宗棠根据西北的气候条件首先进行了植树造林，他认为应该多种植成活率高且耐旱、适应性强的杨树、柳树和榆树[1]，并且大力号召农民群众和军队种树。在植树造林的号召下，西北人民开始重视起城镇的绿化，广种树木，使得植树造林绿化城市成为潮流新风向。其次，通过推广桑蚕养殖引发经济进步，率先推广桑树种植，又对类似于橡树、青杠树、柞树和椿树等可以喂食山蚕的其他几种树开始了广泛的引种。针对西北人民对于种桑养蚕技术的空白，左宗棠决定推动人才引进，引进湖州的桑蚕事物者六十余人，设置了局教民蚕事来讲述桑蚕养殖技术。同时更加注重林木保护，为了保护树木茁壮生长，他在种树区还大力发展对植树造林、合理开发土壤和改造自然环境都十分有利的水利工程，以此来体现保护林木的坚决。据统计，在西北期间，左宗棠在兴修水利方面共修建各种水渠1800多公里，凿水井 1800多眼，修水坝7道，并且主张源头治理[2]。水利建设取得有效成果，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加推动了民生的稳定发展。

除了在改善生产条件上做改變，更重要的是先从政策上给予优惠便利。首先是给农民无偿发放种子、农具、耕牛等农业生产资料，帮助恢复生产;其次对积极开垦荒地的农民实行政策倾斜。凡是开垦荒地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减免赋税，更有甚者，可能在科举考试中适当加分;最后就是为农民减轻生活负担，无偿发放口粮，减低税收。在左宗棠到达西北以前这里的各种赋税十分杂乱沉重，很多重复收费，故意收费让农民苦不堪言。左宗棠来了之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施轻徭薄赋，严厉制止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从税赋上减轻了农民负担[3]。通过兴修水利以改善水源和政策倾斜，西北农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棉麻粮食成为当地主要经济作物，人民从流离失所到基本生存得到保障，生活物资得以充实，再到安居乐业，西北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三）对工业的开发与发展

前文说过，左宗棠对于洋务运动是积极响应的，是洋务运动的地方代表之一。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机械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民族工业企业，左宗棠在西北开办兰州机器织呢局是因为看到了西北的棉、毛产量大以及人口劳动力充足的特点，最先是为了能够给军用工业提供资金支持。随着西北的恢复和发展，左宗棠创建的这些民用工业也独立的发展起来了。可以说，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他对军事的建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显然符合大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事工业的生产中得到实效，再逐步推广到民用工业上去应用的。

左宗棠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被派到西北。后来在西北驻兵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制造局、甘肃制造局等军事工厂为西征军生产武器，与兰州机器织呢局相同的是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事工厂仅仅局限在武器的生产上面，而是随着形势变幻、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左宗棠在1877年创办的甘肃机械制造局，通过雇佣南方工匠和号召士兵认真学习的办法，生产了一些铜帽铜引以及开花子，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后膛七响抢和法国的合膛开花子、二百斤的重炮[10]等为西北的军事工业进步提供了重要途径。左宗棠在进军新疆后又设立了制造局、火药局、农具厂和炼铁厂等企业，更在吐鲁番等多地设办了引进先进蚕织技术和人才的蚕纸总局[9]。这些运作使我国西北开始拥有了近代企业，在民族工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尤其工厂办起来之后，人民以工代赈，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存物质储存，学习了更加多方面的技术，使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

四、左宗棠在西北的民本思想与现代中国的联系

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后在西北进行的一些列改革工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认识到战争结束后安抚比征剿更有效，认为必须要采取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措施才能长久稳固。于是他针对整个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农业、工业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推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带领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与左宗棠的民本思想相一致的是，新世代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重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党的宗旨，也在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为人民谋幸福。可以说，左宗棠的民本思想，与我们现代中国的人民为中心是同等的，都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陈增荣.五百年来第一伟人左宗棠[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8）：19-20.

[2] 互联网.左宗棠生平简介

[3] 刘建武. 左宗棠国防思想及对高校国防教育的启示[D].中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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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芳.论左宗棠在西北的民本思想[J].甘肃教育，2017（10）：88-89.

[7] 互联网.西北地区百度百科

[8] 王安权，李先杨.《尚书》民本思想演进及其向现代民主思想转换路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96-106.

[9] 吕昕娱.左宗棠西部开发思想探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06）：43-45.

[10] 郭志华，管凤左宗棠与近代甘肃社会经济发展[J].西江月，2012，30.

作者简介：章曼（1996.11），女，汉族，陕西商洛，学生，硕士研究生，西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川省成都市，610000

（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