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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问题,比尔·盖茨的“药方”对症吗?

2021-06-11邓中华

中欧商业评论 2021年5期
关键词:脱碳药方比尔

邓中华

历史有时候颇为相似。1943年7月的洛杉矶大雾霾以及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引发了美欧民众对空气污染的广泛担忧。在中国,也是雾霾,把查看空气质量指数变成了百姓的生活日常。

今天,大概沒有比气候问题更像全球性的挑战了。它是如此严峻、迫切,以至于可以让不同信仰、不同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人坐下来谈判如何合作应对。当然,谈判并非易事。虽然有“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但围绕“谁减排、排多少”所展开的博弈复杂而持久,就算达成协议也不免有反复,例如,有的国家会退出然后重新加入,有的则一去不返。为此,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以创新为中心角色的解决方案。

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

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指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则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多出来的人口最终将以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来“消灭掉”。这就是知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幸运的是,马尔萨斯陷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量。

面对气候问题,不管是庙堂,还是江湖,都知道创新是釜底抽薪的良策。只是迄今为止,碳排放相关的革命性创新、“杀手级”创新仍未抛头露面,倒是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和挑战日益清晰。

首先,未表现出摩尔定律这种指数级进步。例如,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油耗是每加仑汽油行驶21英里,即约4升汽油行驶33千米,与今天许多车的油耗水平差不多。换言之,一个多世纪里,燃油经济性的提升非常有限。再比如,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时的光电转换率约为15%,今天约为25%。

其次,验证的成本高。当一种方法通过实验室测试后,就要进入市场接受检验,看人们是否愿意采用它,是否愿意为其付费。证明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产品是否受欢迎,无需太多的成本,也通常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能源领域的创新验证要困难得多,相关的成本也高昂得多。

再次,采用的周期长。是否安装、使用一款软件,用户的决策时间通常很短,这是因为他们为之付出的使用成本、转换成本很低。但能源领域的转换成本不会太低,用比尔·盖茨的话讲,就是“绿色溢价”很高,把富碳生活改成绿色低碳生活付出的代价很高。例如,自去年开始在国内上市的人造肉,姑且不论人们的体验和安全感上的疑虑,仅售价一项,就颇为不菲。此外,人们更新取暖设施、冰箱、空调等的周期相当长,因此,采用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外,软件产品一旦定型,其边际成本很低,所以软件产品可以“免费”,显然能源类产品暂时不具有类似的特征。

最后,基础设施远未完善。如前所述,脱碳涉及非常广泛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也将以非常分散而非集中计划的方式进行。软件行业演化到今天这种状况,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历经了数十年、数代的发展,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沉淀足够丰裕,汇聚的人才、鬼才、天才足够丰富。

创新需政府与企业协同

2016年11月,国内两位知名的经济学者就“产业政策”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但结果和通常的辩论差不多:自说自话,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更坚信自己是对的。不过,这场辩论还是有一个好处,即让更多人去思考,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比尔·盖茨曾经是极为成功的企业家,今天则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家”。因此,当他强调“创新”这两个字时,人们会认为他是物有所指而非人云亦云的。在他的解决方案中,政府企业必须协同攻关、前后接力,才能尽快实现“零排放”,拯救人类自己。

第一,政府应该充当超级天使、超级VC,“在私人投资者因看不到获利方式而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时,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率先开展研发投资”。

第二,当私人投资者看到获利前景时,政府愿意撒手,交出接力棒。当然,在能源领域,政府向企业交棒的速度要比数字技术慢一些,原因就在于它进步的速度较慢,前期的投入太大。

第三,充当早期采纳者,最先、最慷慨地采购创新产品。

互联网、GPS、计算机这些革命性的产品以及许多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都充分展现了政府的上述三种角色。例如,“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资金研发尺寸更小、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那么,个人电脑行业永远都不会有成功之日,其中也包括微软”。

气候大会上的唇枪舌战、明争暗斗、久拖不决以及后续行动上的不作为、假作为,固然让人沮丧,但是,比起环保主义者的失望,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要脆弱得多。

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来增加人们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活方式的动机,降低“绿色溢价”,如提升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创新者。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做法和行动力堪称表率,对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补贴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殊为不易。

当盈利前景比较明朗时,企业这种组织方式的效率会更高、驱力更强。此时,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创造、维系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亲力亲为,把接力棒交给企业 。

盖茨的方案绝非定案

虽然《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提供了一个全景的视角,让人对减排、碳中和这件事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但不能认为盖茨的方案就是标准答案。

事实上,环保主义者主张的一些前提可能并非板上钉钉,计算机模拟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精准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比如,为什么让人惊悚的托马斯预言不免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呢?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陆生生态系统中的绝大多数物种会随着温度变化而迁徙。

再比如,升温之后,海平面一定会上升吗?比尔·盖茨的看法是,一是因为极地冰融化,二是因为海水升温后的膨胀。但是,持不同看法的人会说,海平面受大陆冰盖控制,而大陆冰盖变化的时间常数为数千年,因此,海平面大幅升降是不可能的。如果后者是对的,就不能同等对待数十年后的灾难和数百年后的灾难。当然,有时候之所以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多是出于传播效率和抢占话语权的需要,因为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假如绿色低碳的创新能够得以顺利实现,那些杀手级创新、革命性创新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呢?一定会产生新的问题。创新产品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吗?有可能。

例如,出行工具在短期内全盘电气化真的是根本之策吗?至少,丰田公司的丰田章男就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次发布会上,他针对日本政府计划于2035年后禁售燃油车的政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如果日本的汽车100%用电力运行,所需的基础设施将耗费日本1 350亿~3 580亿美元,而且,由于日本大部分电力都通过燃烧煤炭和天然气产生,所以,“我们建造的电动车越多,二氧化碳越严重”。

如果人类足够乐观,就应该对自身的进化能力有信心,就应该怀抱一个平常心去做脱碳这件事,而不是急于大规模地借用政府权力。

此外,不得不说,比尔·盖茨的解决方案中有不少线性的思维。例如,政府只要敢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下注,就能赢得未来。再比如,他把互联网、个人计算机、微软的成功都视为政府研发的必然结果。这与事实并不全然相符。

政府作为早期采用者固然为创新者提供了活下去的慷慨资源,但面向民用的互联网和面向国防的互联网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理念、思路、逻辑、做法,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创新并非与投入线性相关。例如,个人计算机的诞生,可视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种结果。

最后,虽然比尔·盖茨一再强调应当尊重欠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权、发展权,在脱碳过程中,政府应保全弱势群体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尊严,毕竟已经从排放中取得领先优势、好处的人群如果强迫他们减排,既不人道,也不公正。但是,想做什么、知道要做什么和知道怎么做之间常常隔着千山万水,知道怎么做与实际做成什么样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例如,电气化的绿色溢价由弱势群体独力承担的案例并不罕见。

气候大会上的唇枪舌战、明争暗斗、久拖不决以及后续行动上的不作为、假作为,固然让人沮丧,但是,比起环保主义者的失望,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要脆弱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话语权最弱。也许人们会考虑他们的诉求,但常常并不如此。弱者理解强者,与强者理解弱者一样,都极为困难。激进的碳排放政策,最终会让这些人承受难以承受之重。一旦弱势者丧失了合意的社会角色,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将会反噬正常社会的根基,最终破坏脱碳計划。

因此,如果人类足够乐观,就应该对自身的进化能力有信心,就应该怀抱一个平常心去做脱碳这件事,而不是急于大规模地借用政府权力。如果心态过于焦虑,就会对原本并不确定的信念十分执着。执念越深,对相反、相左意见的视而不见甚至敌意就越强,有时候,就算有显而易见的证据,都会以阴谋论来否定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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