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华

历史有时候颇为相似。1943年7月的洛杉矶大雾霾以及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引发了美欧民众对空气污染的广泛担忧。在中国，也是雾霾，把查看空气质量指数变成了百姓的生活日常。

今天，大概沒有比气候问题更像全球性的挑战了。它是如此严峻、迫切，以至于可以让不同信仰、不同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人坐下来谈判如何合作应对。当然，谈判并非易事。虽然有“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但围绕“谁减排、排多少”所展开的博弈复杂而持久，就算达成协议也不免有反复，例如，有的国家会退出然后重新加入，有的则一去不返。为此，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以创新为中心角色的解决方案。

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

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指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则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多出来的人口最终将以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来“消灭掉”。这就是知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幸运的是，马尔萨斯陷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量。

面对气候问题，不管是庙堂，还是江湖，都知道创新是釜底抽薪的良策。只是迄今为止，碳排放相关的革命性创新、“杀手级”创新仍未抛头露面，倒是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和挑战日益清晰。

首先，未表现出摩尔定律这种指数级进步。例如，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油耗是每加仑汽油行驶21英里，即约4升汽油行驶33千米，与今天许多车的油耗水平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