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晴，张 野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沈阳 110034）

一 问题提出

品味(Savoring)指的是人们创造、欣赏和提升积极体验和过程的能力，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还包含人们以这种能力为基础的加工过程[1]。对积极事件的感知，有意识地处理和关注积极的经验，都是品味的核心内容。品味涉及对积极情绪的自我调节，通常通过关注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积极经历来产生、维持或增强积极影响[2]。品味因人而异[1]，被视为一种对积极情绪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中，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意志产生、强化或延长对积极事件的享受。品味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格是品味的重要心理机制。人格是个体区别于他人和外界的一种独特而稳定的心理品质，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近年来，学界在对人格结构的研究中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大五人格是最具代表性的人格特质理论。通常指由McCrae和Costa提出的“五因素模型”，用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这五种特质涵盖人格描述。研究认为，人格特质能够影响个体的品味能力，人格表现得越外倾，品味得分越高，人格特征越稳定，品味得分越高[3]。还有研究认为，宜人性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4]，品味与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留守儿童人格中的宜人性特质对品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解释风格指的是一个人对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消极事件的原因的看法，也是个体进行归因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倾向[3]。Hull和Mendolia[6]认为，生活中被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和全局的通常是消极事件，而被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和特定的也不一定都是积极事件。这就说明个体对不同事件的解释风格是与其人格特质紧密相关的。研究认为，人格特质影响人格认知功能的发展，是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认知功能，普遍性、永久性和人格化是解释风格的基本特征，并认为解释风格会影响个体对生活事件的看法[7]，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阻止习得性无助感，反之，则会加深习得性无助[8]。品味正是个体主动用心地去对生活事件的积极体验的能力的一种评估，且品味与当下快乐、乐观主义呈现显著正相关[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解释风格在宜人性特质与品味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以往对品味心理机制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多面向大学生。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9]，由于该群体的特殊性，这类群体更应该受到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积极事件发生较少。因此，品味能力的发展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品味这些积极事件便成为了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综上，本文拟探究农村留守儿童宜人性特质、解释风格和品味的关系。研究假设宜人性对品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风格在宜人性与品味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模型如图1。

图1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与施测程序

采取整群抽样法，在衡阳市某小学选取四至六年级的留守儿童。由主试使用统一的问卷进行现场集体实测。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3份，有效率为94.33%。其中：男生139人、女生144人；四年级85人，五年级89人，六年级109人。被试年龄介于9～1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1.27±0.88岁。

（二）研究工具

1.大五人格量表（NEO）采用Costa和McCrae（1987）编制、张建新修订的大五人格量表。该量表包括外向性、神经质、严谨性、开放性和宜人性等五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研究选取宜人性分量表，该量表包含5个条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4。

2.儿童解释风格问卷（CASQ）采用马丁·塞里格曼编制、任俊翻译的儿童解释风格问卷。共有48个条目，其中：24个积极情境，24个消极情境。每个情境给出2个可能原因，每个情境都有三个向度：永久性、普遍性、暂时性。解释风格总分G-B，即积极事件解释风格综合分数减消极事件解释风格综合分数，分数越高代表越乐观。总量表一致性系数为0.43。

3.儿童品味信念量表（CSBI）采用Bryant，Veroff等人编制，朱丹、陈欢等修订的儿童品味信念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期待分量表、品味当下分量表和回忆往事分量表，共23个项目。采用七级评分的方式，分数越高表示品味信念越强。量表三因子累计解释率为48.8%，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72。

（三）数据整理和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三 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加以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28个，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9.56%，低于 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留守儿童宜人性特质、解释风格与品味的关系研究

1.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对宜人性特质、解释风格和品味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宜人性与品味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解释风格和品味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解释风格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主要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283）

2.解释风格在宜人性特质与品味间的中介作用。以品味为预测变量（命名为X），解释风格为中介变量（命名为M），宜人性为自变量（命名为Y），采用强迫进入法，进行下列回归分析：第一步，以宜人性为自变量、品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1：Y=0.069X，见表2。由此可知，回归系数显著；第二步，以宜人性为自变量、解释风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2：M=0.214X，回归系数显著；第三步，以宜人性和解释风格为自变量，品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3：Y=0.065X+0.021M。由表2可知，方程1、2回归系数均显著，且0.065＜0.069，说明解释风格在宜人性人格与品味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分析理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频率为：0.214x0.021/0.069=0.0651。在结构模型中，解释风格在宜人性人格与品味之间起到6.51%的中介作用。

表2 解释风格的中介效应

四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留守儿童宜人性特质、解释风格和品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留守儿童宜人性特质与品味呈正相关，宜人性特质可以显著地预测留守儿童的品味的高低；宜人性特质与个体的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Costa和McCrae的研究结论一致。大五人格模型认为，高宜人性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大方、温暖和助人的，更希望与他人维持积极的关系。个体积极事件频率高时，品味的运用能够更促进积极的体验，说明宜人性得分高者在环境中容易获取支持性信息，并得到良性反馈，从而比得分低者获得的积极体验更多，相较之下，品味能力也更高。

本研究还发现，解释风格在宜人性特质和留守儿童的品味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宜人性特质对品味的影响，一方面直接预测留守儿童的品味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解释风格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以往研究表明，宜人性得分较高的个体，其幸福感水平也相对较高[10]，品味能力的高低与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2]，品味能力促使人们对积极事件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从而获得积极情绪、提高幸福感的体验。Myers[11]也认为，快乐的生活环境及事件，通常由具有宜人性特质的人们所创造。好事、成功等结果，容易被具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个体归因为永久的、普遍的、个人的原因，因而更容易被激励。所以，更能因为好事的发生产生愉悦的情绪，更愿意留住这种愉悦，即品味能力越高。人们既有乐观的一面，也有悲观的一面，乐观水平较高的人，在积极事件中获得的幸福感也较高。感知控制模型提出，品味能力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1]。Argyle[12]也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合理解释自己的幸福是如何增加的，那么这个人就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积极地评价，这也必然对其品味高低产生影响。当个体为高宜人性时，也会积极应对压力，获得高社会支持体验，乐观积极，进而会有较多积极情绪[13]。也就是说，宜人性人格的人面对生活事件时，总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由此获得幸福感促使其品味能力也随之提升。积极事件本身也影响着品味，Bryant[1]认为，当一个人努力去注意周围发生的积极的事情时（也就是品味），它会使人们感到越来越快乐。儿童期是个体身心飞速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是问题高发期，也是积极变化的转折点。可塑性强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14]。在这个阶段，帮助留守儿童提高他们的品味能力，有利于帮助他们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他们在不利处境中积极健康地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五 结论

第一，留守儿童宜人性特质对品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第二，解释风格与品味呈显著性正相关。第三，宜人性特质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留守儿童的品味水平，还可以通过解释风格来间接影响品味，留守儿童解释风格在宜人性特质与品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