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霖，胡亮节

（1.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昆明 650500；2.云南大学国际学院，昆明 650500）

语言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常常伴随说话者的环境调整和文化适应能力而改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国华侨有着特殊的语言文化凝固力，一方面，为了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而努力改变自己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却又顽固地坚守着祖语的传承，从而在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方面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这种特征直至他们归国之后还在代际当中传承。上世纪60-70年代，因东南亚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大量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侨离开侨居国重返祖国怀抱。他们由国家统一安置到华侨农场，其中云南省共设置13个华侨农场，是设置华侨农场最为广泛的区域，但各农场之间的交流较少，农场的华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也十分有限，因而语言接触的频率也较低。80年代以后，随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深入推进，华侨农场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取消了原来的集中安置，将农场编制并入当地管理部门，农场内侨民开始与本地居民扩大接触面，大范围的语言接触由此开始。

陆良华侨农场位于陆良县城郊，是国家归置难侨的基地之一，曾经先后安置过来自八个国家3900多名的归难侨。除部分随国际形势的改变回到以前的侨居地外，目前农场内仍有来自五个国家的归侨侨眷2336人。在这样一个拥有多国侨民的地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侨民之间所进行的交流与碰撞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了这一地区独特的语言使用情况。对华侨农场语言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侨民的语言生活现状，既而对普通话的普及推广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手段。同时，也可以此为契机，探查语言资源的保护及利用策略，促进社区语言和谐的建设。据此，本次调查拟从语言使用情况、文字和汉语拼音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外语情况四个方面对华侨农场的内居民进行调查，进而通过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农场内华侨的语言生活状态。

一 调研数据分析

（一）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在陆良华侨农场共走访76人，获得有效问卷76份。从性别分布情况看，76人中女性共有27人，男性49人。目前依然生活在农场的男性侨民中男性较多，且大部分侨民的年龄集中在45～64岁之间，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越南排华事件发生后回国后被集体安置的侨民。从身份分布及受教育情况来看，本次调研对象中主要人群为侨民及侨眷，共60人。另外16人为农场管理委员会、农场医院以及农场学校工作人员，这部分调研对象对于了解农场内部语用情况有其特别意义，可以从其与侨民的交流中了解华侨农场语用情况。从受教育程度情况看，调研对象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为初中文化水平。在访谈时了解到大多数侨民在越南时仅上过一些华文类学校，简单学习过汉语。归国后，国家统一组织过培训班，教授汉语，但是采取自愿参加的模式，当时仅有部分侨民参加培训班，因而侨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大都是侨眷及一些在农场工作的人员。

（二）陆良华侨农场语言使用及普通话普及情况结果分析

1.调研对象语言习得情况

由于特殊的居住环境和外来经历，大部分华侨的语言习得都根据环境的改变而出现明显的代际特征，父母对孩子语言选择的影响占据主要方面。

如表2及表3所示，陆良华侨农场社区内部语言情况复杂，侨民表现得尤其显著，他们大多掌握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76位被调研对象中，最先学会说普通话的共有21人，主要是侨眷及本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占被调研人数的27.6%。最先学会说广西粤语的共有17人，均为侨民，这与他们的祖籍有关，陆良华侨农场中有大量祖籍为广西的归侨；最先学会说越语的共28人，占被调研人数的36.8%，他们大多出生于越南，幼年时在越南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学会了越语。最先学会说云南方言的人共21人，占被调研人数的27.6%，这些人中没有侨民，侨民的云南方言大多是归国安置后，在与云南本地人接触后学会的。在被调研的侨民中，有部分侨民最先学会了越汉两种语言，这部分侨民的语言情况与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有很大关系，在家庭成员中，其父或母的一方是越南人，因而他们最先习得的语言就有汉语和越南语。幼时语言的习得，与家庭内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父母的身份与家庭结构，往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最先习得的语言。

表2 小时候（上小学期前）最先会说哪种话

表3 居民身份与最先会说的话交叉表

由表4所示，大多数侨民都是双语人，他们能够使用汉语和越语两种语言进行日常交际。还有部分侨民能使用广西粤语和云南方言两种汉语方言进行沟通，这部分侨民祖籍为广西，在幼年家庭环境下习得广西粤语，回国统一安置在陆良后，在与本地居民的接触中学会了云南方言。侨眷和本地的工作人员没有人能够使用广西粤语和越语，他们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使用汉语普通话或者云南方言与人交流。

表4 居民身份与现在能说的话所用语言交叉表

2.语言使用情况

（1）内部语言使用

为了调研陆良华侨农场社区家庭内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将问题的时间节点设置为过去和现在，调研的对象包括被调研对象的父亲、母亲、配偶及子女。问题包括：小时候您父亲（或男性抚养人）对您最常说哪种话，小时候您母亲（或女性抚养人）对您最常说哪种话，现在您在家对父亲（或男性抚养人）最常说哪种话，现在您在家对母亲（或女性抚养人）最常说哪种话。

表5 调研对象家庭内部语言使用情况

从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被调研对象在家庭内部，在与父母的交流中，使用云南方言与汉语普通话的人数与小时候比较有所增加。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语言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侨民由越南迁居华侨农场后，为了适应华侨农场的生活，与本地居民进行更好的交流，逐渐开始使用云南方言和汉语普通话。从被调研对象与其配偶之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调查对象与其配偶使用的都是汉语，有的是汉语普通话，有的则使用云南方言或者广西粤语；与其子女之间的语言使用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都是使用汉语。这组数据中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没有侨民与自己的子女之间使用越语进行交流，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侨民的子女在中国出生，缺乏学习越语的语言环境，因而越语使用逐渐减少，而汉语的使用逐渐得到加强。我们还发现在与配偶的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汉语，这主要是因为农场内侨民大多与当地居民通婚，其配偶是本地人，其习得本地方言也要更容易一些，同时在相同条件下，其子女学会使用云南方言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综合整个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与其角色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分为调查对象与长辈、调查对象与同辈、调查对象与晚辈在这几种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角色不同时，语用使用状况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何种语言交流不是由于其个人的行为喜好，更多是角色关系的问题与不同的角色沟通时，即使对方与自己都能使用多种语言交流，依然会选择自己在语言学习最开始阶段，与这一对象所使用的语言进行交流。

（2）社区及工作语言使用

根据表6，我们了解到在日常社交场所中的主流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和本地方言，没有人在日常的社交中使用广西粤语或者越语。在集贸市场中，人们最常使用的是云南方言，共49人，占被调研人数的64.5%；使用汉语普通话的共27人，占被调研人数的35.5%。在医院看病时，人们最常使用的是汉语普通话，共47人，占被调研人数的61.8%；使用云南方言的有40人，占被调研人数的52.6%。在政府部门办事的语言使用情况与医院基本一致。在单位谈工作时，被调研对象使用最多的是汉语普通话，共48人，占被调研人数的63.2%；使用云南方言的共43人，占被调研人数的56.6%。

表6 调查对象社交场所语言使用情况

3.普通话语言态度及语言选择

本次调研除了调查陆良华侨农场语言使用情况，还调查了农场内普通话普及程度，为此我们从普通话流利程度，普通话习得途径，学习普通话的目的，对自己普通话流利度的希望以及对普通话的态度等多个方面设置问卷。

由表7的数据以及表8的皮尔逊指数可知，被调研对象普通话流利程度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显著。一般情况下，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使用汉语普通话的几率越大，其普通话越流利，反之亦然。另外，被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流利程度与年龄也有一定相关性。越年轻的调研对象，普通话越流利，这不仅与他们的学校教育有关，还与他们个人经历有关，年轻的侨民大多离开过华侨农场生活过，他们在与华侨农场外的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普通话逐渐熟练。但普通话流利程度与性别的相关性不大。

表7 受教育程度与普通话流利程度交叉表（单位：人）

表8 普通话流利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相关性

由表9我们可知，在关于当地学校使用何种教学语言这个问题上，普通话使用的支持率都很高，但对当地汉语方言和英语的选择上中小学略有差异。英语作为一种公共用语已引起大家关注，但初中阶段，家长对普通话的权威性更加认可；小学阶段，部分家长认为当地方言的灵活使用，更加有利于孩子对知识的了解。在和一位家长的交流中，他们还是比较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好普通话，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位家长也提到，如果自己生活在中越边境地区，她会比较乐意学校使用多语教学，因为学好英语、越语能给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表9 调查对象对学校教学语言的态度（单位：人）

从表10我们了解到，大多数调查对象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这是归侨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国以来，当地归侨与农村内原住民接触，通过婚姻、贸易、工作等多种途径，逐渐融入了农场生活，对农场的地域认同，自身身份认同逐渐加强，语言使用状况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农场内归侨对普通话以及汉语方言的认同感越来越高，也乐意将汉语普通话作为自己日常的交际用语。

表10 调查对象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

语言是最基本的交际工具，这对于走南闯北的老一代侨民来说体会颇深。华侨社区的张姓老人说，在越南排华政策未开始之前，其实就有一些消息从政府传来，大部分侨胞就作了准备，但一些偏远山区的华侨因不懂越南语导致损失惨重，逃出来时什么都没剩下了。因此华侨对后代的语言的多样性认识就比较深刻。根据表11所示，虽然陆良华侨社区的侨眷二代一直生活在和平稳定的祖国怀抱，但语言的忧患意识依然体现在对语言的选择方面，除了讲好国家通用语言，对方言的选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同时，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语言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占26.3%，对世界上别的国家语言，他们同样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占22.4%。而他们曾经生活经历过的侨居国语言越南语占17.1%，部分侨眷二代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再次回到越南经商办厂。可见，陆良华侨农场社区的语言选择是一种外向型的语言观，这与其经历有关，也跟中国不断崛起的经济文化密切相连。多语能力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能力，多语言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华侨社区所秉持和坚守的学习多语的选择，也正体现了社区群体不断与多语文化互嵌，从而获取更好的发展机遇。

表11 调查对象关于国内交往的语言选择

二 陆良华侨农场社区语言使用特点

(一)多语并存，汉语方言使用的普遍性

陆良华侨农场中的越南侨民大多是多语人，由于幼年在越南的生活经历，他们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越语与汉语两种语言与人交流；在与陆良本地居民的接触中，习得了云南方言；加之部分侨民祖籍为广西，能够使用广西粤语，因此，这部分侨民又处于双方言状态。不论是哪种方言都是汉语的变体，所以我们可以得出陆良华侨农场语言使用双语并存，以汉语为主的结论。

“双语现象”指的是个人或社会集团同时掌握或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际的现象；“双言现象”指的是同时使用同一语言的两种地域变体或全民共同语其他地方变体的语言现象[1]。值得注意的是，“双语现象”是针对国别而言的，是能够同时使用两个不同国家的语言，但这里的“双”不仅仅只指“二”，在部分对象的语言状态中可以理解为“多”。部分华侨还能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这部分侨民可以算是多语人，其中的语言转码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无从得知。“双言现象”指的是调查对象能够使用两种及以上的方言与人交流，方言作为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是相对于地域差别而言的。在农场内部的交流中，一般通行的是汉语和越南语，他们所使用的汉语可能是普通话、云南方言、广西粤语中的任意一种，这取决于具体语境。在与农场外非华侨居民交流时，一般以云南方言为主，夹杂着汉语普通话、广西粤语。这从第二部分调研数据分析中的调查对象语言习得情况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二）语言使用的针对性

乔舒亚·费希曼指出了解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这一问题，其实就是在了解某一多语集团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在多语集团内部，为了达到内部交际的目的，一个集团可以使用两种或更多的“语言”或“同一语言”的变体的多语环境。具体到每一次具体的交流语用中使用何种语言进行，取决于话题、语言行为领域、领域和角色的关系等几个具体的因素[2]。

本次调查的华侨大多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在日常交流时，他们往往针对交谈对象、场景、话题、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从第二部分调查对象语言使用情况时发现，当调查对象处于不同的交流环境、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流时，其选择的语言也是不同的。在家庭内部调查对象与其父母、配偶、子女等交流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同，交流对象之间使用的语言不同。调查对象与父母交流的主要语言有越语与广西粤语，与配偶及子女交流多使用汉语普通话和云南方言。在社会交际中，调查对象使用最多的语言是云南方言，少数会使用汉语普通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语言使用的针对性在陆良华侨农场侨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语言学习的功利性

语言的社会属性赋予了交际中的个体有通过语言交流获得认同的需要。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会影响语言的发展，整个社会对某一语言集团及其语言态度的认可，是影响语言维护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使用某一语言的集团对这门语言保有积极态度，他们就会维护这一语言，学习使用并传授给后代，这样就会对这一语言在这一集团内部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种认同是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但不排斥语言使用开始时的功利性动机[3]。

归国侨民的语言学习，无论在国内国外的哪个时期都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在越南时，越南语作为当地社会通行的语言，他们学习越南语，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回国后，在汉语的语言环境影响下，他们重拾汉语，同样也是为了适应生活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的态度，他们对于普通话的态度也是如此，希望自己学好普通话，能够与更多的人交流，寻找更好的工作。他们对于某种语言的需求越迫切，其对于这种语言的倾向性就越强，就能越快掌握这种语言。除此之外，学习语言还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个人对这种语言保持喜爱的态度，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学习这种语言。

（四）汉语普通话普及度高，整体水平偏低

汉语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在人际交往、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传承华侨文化的重要工具。国家大力推广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在陆良华侨农场这样的农场社区推广普及普通话，一直以来就是当地文教事业的重点，有利于增强归侨身份认同感、民族自信心。

华侨农场社区中侨眷的普通话普及程度高，在公共场合具有较大的辨识度，是华侨社区知识分子的标记之一，因而具有较大的示范推动作用。但也有部分老一辈华侨的普通话水平整体偏低，他们初到农场时，国家曾组织过培训班进行汉语普通话培训，因是自愿参加，大家积极性不高，且培训内容相对简单，只为满足侨民的日常交流需要，对于他们学习普通话的实际帮助并不大，加之当时农场内部缺乏普通话的使用环境，侨民对汉语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并不高，语音中夹杂着口音，常常借用方言中的词汇，从而导致整体水平偏低。

三 结语

华侨农场作为一个特殊的语言社区，语言使用情况复杂。本文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言功能的角度，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的形式，探析华侨农场语言使用状态，总结陆良华侨农场语言使用特点及其普通化普及情况，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陆良华侨农场社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是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多语和多方言使用将在一个时期中成为社区多语言和谐的延续，但随着语言传承的代际分化拉大，汉语普通话正以其强势地位成为农场内主流的交际用语。虽然目前居住在农场内的侨民普通话水平还不高，但他们对汉语普通话威望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根据自身的经历及对社会发展的预判，华侨农场社区的居民对子代的语言教育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和功利性，语言忧患意识让他们对外语教育的选择更具开放性。

华侨农场内侨民语言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社区语言资源仍处于一种自发的文化传承之中，但语言的多样性同样受到一定的挑战，一方面是随着主流语言普通话和当地汉语方言的强势使用，部分处于孤岛的弱势语言交际范围逐渐缩小，侨眷三代的母语能力正逐渐下降，部分已出现只会听而不会讲的现象，代际语言的单一化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农场社区普遍重视语言教育的提升，尤其是对一些使用广泛或曾是侨居国的语言有所重视，这对提升个体的语言能力，更好地为国家“一带一路”服务，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