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爽哲

一、“公众型”书法创作概念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一）“公众型”书法创作概念界定

“公众型”书法创作是指离开了学堂、书房，由一位或者多位书法家在观众的围观或者大自然的激发下所进行的随机的富有感情的书法创作。以王铎为例，他的多数精彩的大幅立轴行草都是在应酬的场合完成，有舞姬乐姬的助兴、友人的围观，这些为他的书法创作营造了独特的书写环境。

（二）“公众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

题壁书法是指将文字书写在庭院、佛寺道观的墙壁上，或者将驿亭墙壁、摩崖石壁等作为书法家书写创作的载体。白谦慎的《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一文在《论应酬画》所定义的基础上将应酬作品的所指范围进行了扩大，文章中这样指出：在有关艺术品的生意中，涉及人情关系的往来，进行半买半送，或是创作者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点钱。只要是书写者创作作品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必要或不必要的人情世故等社会关系，或者是为了进行其他物品的交换以维持生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抒情写意。本文所讨论研究的书法应酬作品，也是指傅山、王铎酬赠友人或用于买卖的作品。雅集是指文人雅士们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之地，齐聚一堂，吟诵诗歌。由于参加聚会活动的都是文人雅士，聚会便具有“雅致”的特点，所以称之为雅集。

二、“公众型”书法创作的构成因素分析——以玉山雅集为例

（一）创作的时间

在元朝末期，社会动荡不安，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残忍的杀戮，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被大大削弱。此外，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日益严重，无暇顾及军政，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封建分裂主义势力一直存在，使得元朝处于崩溃的边缘。

（二）创作的空间和地理环境

张士诚在吴中地区居住时，吴中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十分稳定，加上他对文人待遇优厚，礼贤下士，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富庶，战火影响相对较小，成为文士暂避兵祸、寻求保身的世外桃源。由此，元末江南文艺重心逐渐由钱塘地区向吴中地区转移。

（三）创作的主体

玉山雅集是元代末期所涉及的规模最大、参与的文人墨客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活动次数最多、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文人雅集。从有明确记载的时间来看，前后持续近十三年，大体上从至正八年到至正十九年。参与的书画家和文人雅士有柯九思、黄公望、杨维祯、顾瑛等。

三、“公众型”书法创作心理分析

（一）群体影响的消极作用——以傅山为例

要分析群体影响，我们先给“群体”下个定义。群体动力学家肖（Shaw，1981）认为所有的群体都存在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间存在互动。根据这个共同点，他将群体这样定义：“两个或者更多能够互动并相互产生影响的人。”在群体中，每个群体成员的消极反应或积极反应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作用。面对这种现象，社会心理学家扎伊翁茨不断进行研究并得出规律，见下图：

社会唤起效应

本文我们主要分析傅山、王铎两人因为群体影响对各自的书法创作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或积极影响。

傅家家底丰厚，到了傅山一代，家中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生活支柱主要得自书法，所以傅山为了维持生计，在甲申年后书写了大量应酬作品。王佑余云：“青主翰墨，追钟王，得其一字即比兼金也。”

傅山名气大，各地慕名前来拜访的人也就多了，来的人也很杂，各怀目的。他不胜烦恼，对名声大的弊病格外有体会。在傅山的一则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交游一道，不如不交游好，真可与交，不见面亦交，若匪人，日夕倾倒，何益于我，徒陪却好工夫耳！”傅山当然不是没有感情、不讲情义的人，但名气大、交游广，应酬也自然会多。应酬多了,“徒陪却好工夫”，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如著述）想做也做不成，令人抱憾。在傅山后半生写给朋友的信札中，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友人既想交往又苦于应酬的矛盾心情。

应酬越来越多，傅山为了应付往往采取两种方式。其一为代笔。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傅山书名已大，凡是有傅山名款但质量不太高的作品，很容易被认为是傅山的儿子傅眉或侄子傅仁所作。其二为拖，一些最难对付的老朋友的请托，例如傅山好友殷岳，他嘱咐傅山写册页，傅山不便推辞，但一拖就拖了三年。对于自己的应酬作品，他有“满纸败笔”这样直率坦白的评价，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大多数为了人情交往所写的作品是草率应付的结果。他也曾做出“无一可观”的四字评价，可见群众好友给他的应酬作品带来的大多数为消极影响，他的无奈激愤之情跃于纸上。

（二）群体影响的积极作用——以王铎为例

阅读书籍与观摩古帖在王铎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同时是他所喜爱的日常消遣活动和他的个人志趣所在。如果把王铎的作品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的临帖作品；第二类是他对自身所处环境所产生心绪的记录；第三类是王铎与他人的谈话记录或是给别人的赠言。本文主要分析第三类作品，这些作品都为应酬而作，应酬书法在王铎传世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几乎每两件作品中就有一件是为应酬而写的。

上述的书法应酬，可以看作高雅的礼物或者长远的投资，并没有什么经济目的，是建立与维系现实人脉的一个重要中介。对于王铎而言，广泛的人脉是潜在资源的代表，这些资源在特定的情形下会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家族事务的庇护。书法酬赠可以说是王铎独特而有效的积聚人脉的方式。

虽然王铎对于外行以利益而逼其创作书画异常反感，但在知己和那些懂行的友人面前，他时有“偶然欲书”的冲动，倾力挥洒而不知疲倦。顺治丙戌（1646） 春，王铎在阴润（1634年进士）斋中与友人雅集，连续书写十余帧作品，自觉颇为爽豁。

友人围观是一个特定的应酬环境，对于特定应酬环境下的书写状态，王铎常常以张旭自比。因摆脱了与现实的联系往往产生出绝妙而神奇的思想，并获得一种自我延伸的体验。王铎这种迷狂的状态，除了酒，亦得力于音乐的刺激。观看演剧是明末清初文人生活中的重要消遣，而晚年的王铎对此似乎尤为嗜好。歌姬舞姬四周环绕，激起王铎的书写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书法创作，时常以身体的动态语言来回应歌者的节律，使创作的过程更具有观赏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铎非凡的现场发挥，依赖于与观众的互动。观赏的人群是王铎艺术创作重要的环境因素。王铎的表演，不仅是在与观众分享他的作品，也是在分享书写的过程。他那气吞万里的创作状态与高超的创作技巧，给围观的友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薛所蕴《观王尚书运笔歌》描述王铎此时“运腕如运雷，使笔如使剑，仿佛千军万骑角逐，忽然一道太阿光芒从中现”，在成堆的吴江绫、宣德纸面前，他兴奋得攘臂大叫：“兴至矣，勃勃操觚乌可已？”这股不可遏止的作书之兴，转眼之间化为笔底的喷薄风雨，绢素好似楮叶，淅沥之声四起。所记载的是观看王铎应酬书写时的神奇感受，这也充分说明了王铎对于环境的驾驭能力。除了情感、品位上的亲近感与接近性，友人的围观、鼓舞与心理预期，对于王铎的创造力的激发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铎的不少精彩之作是在应酬场合创作的。愈是众人——当然是王铎认可的友人围观的环境下，王铎就愈有书写的欲望。迷狂与智力活动在此时巧妙结合，王铎展现出高超的造势能力和书写技巧，打动了当时的观众。而这种状态往往是在静谧的书斋中难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