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关键词]身体化知识 知识生产 人文学危机

大约自 20世纪90年代起，“身体化”（embodiment）或“身体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提法开始在中国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流行起来。台湾主流学术界里，几乎所有当代流行话题与观念都源自西方，“身体化知识”亦然。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所发动的公与私、知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讨论，经由“人身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样有力的召唤口号，深刻地批判了以往理性主导的、追求结构化叙事的“去身体化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在这一浪潮下，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种精英姿态，凡是自诩“进步的”“批判的”乃至“左翼的”知识分子，皆热烈拥抱“身体化知识”。

笔者虽认同对“去身体化知识”的批判，但并不苟同当代西方与台湾学术界对“身体化知识”的构想，甚至认为二者之间其实有一种隐蔽的共生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港台激进青年的分析，说明“身体化知识”的知识及政治后果，并试图对构建真正的“身体化知识”提出一些比较初步的想法。

现象：两种范式在港台青年中分裂共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进步”学者所想象并庆贺的“身体化知识”与“去身体化知识”之间的二元对立，其实并不能描述和解释今天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香港的暴力骚乱事件与2014年台湾“太阳花事件”的青年参与者们一方面拥抱“身体化”这个范式下的某些认知与价值要素：地方性，当下性，当下欲望的表达，街头就是民主，直接行动，去中心化，对破碎多元、个体和“小”的教条化美学崇拜，对理论思维、历史意识、经验现实的调查甚至沟通和共识的鄙视与否定……凡此，皆极端“身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