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扬

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健康。图为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省观看防治血吸虫病规划图。

“瘟神”威力似战火

血吸虫病在我国的传播流行，可以追溯到2100年前。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西汉古尸身上，就曾发现血吸虫虫卵。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血吸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以钉螺为中间宿主，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趁人或动物接触水体时侵入体内寄生，导致血吸虫病。皮肤接触到疫水，十几秒钟就能感染血吸虫病。在水系发达、水网密布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血吸虫病对人民生命健康与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患者的肝脏、脾脏往往受损严重，甚至危及生命。

早期，由于人们对血吸虫病認识不足，导致防控工作很难进行，患病的人和动物也都未能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这又为血吸虫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诗中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生动地还原了血吸虫病疫区的悲惨情况。

疫区患者大多腹大如鼓，骨瘦如柴，血吸虫病又被称为“大肚子病”。得了这种病，年轻人失去劳动能力，已婚妇女生不出娃，死亡率很高。新中国成立前，在血吸虫病的重灾区，甚至出现十室九空、田园荒芜的凋敝状况。

1949年5月27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驻扎在松江、嘉定等沪郊一带。然而没过多久，这支所向披靡的10万人部队突然发生了非战斗性减员的重大事件。大批战士出现皮肤瘙痒、出疹子、发热、腹泻、发烧的症状，许多战士因血吸虫病倒下了。

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的两个军七个师的统计，感染病例达到3万人以上，“瘟神”的威力甚至远超战火的考验。这样突发的重大卫生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9年12月，陈毅同志指示成立了“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首要任务是救治患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文件，1950年1月～4月，共有1万多名战士得到治愈。后来，恢复健康的战士又开赴抗美援朝的前线。这些救治过程，也为后续大规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认识到人民健康的重要性，积极发展卫生事业，着力攻克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就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点关注，但防治血吸虫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血吸虫病流行地域面积广阔，波及人口众多，防治工作需要群众的积极配合。然而对于疫区人民来说，血吸虫病不仅普遍存在，且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有效治疗，所以在防治工作开展早期，人们并没有多大的信心战胜血吸虫病。另一方面，血吸虫病的传播流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有待改变。尽管防治条件并不乐观，但党中央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具体问题积极调整防治方案。

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工作方针，爱国卫生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毛泽东的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成为当时的有力号召。从此，党中央带领疫区群众，开始了血吸虫病防治的攻坚历程。

1955年11月，毛泽东专门听取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汇报，提出要把防治血吸虫病当作政治任务。同年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当时被称为“九人小组”。此后，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委也都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并同步设立了专门应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站和医院。大量医务工作者深入疫区，把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做到充分发动群众。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随即，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群众运动，在各疫区蓬勃开展。而主席每到一地视察，都要检查当地血防工作的情况。

打一场恶战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写道：“像这样临近毁灭又恢复了青春的村庄，在余江县疫区几乎每个社都有两三个。这些村庄年年增加人口，年年扩大。”

毛泽东得知这个喜讯，非常激动，写下七律《送瘟神》二首。其二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江西余江县树起的这面旗帜，无可争辩地说明血吸虫病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可以由逐步消灭到全部消灭的，因此大大增强了流行地区降服“瘟神”的信心。

消灭血吸虫病是一场恶战，必须充分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各个疫区在消灭钉螺、管理粪便、保护用水安全和防治技术等方面，通过广泛发动群众，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一系列有效经验。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联手配合，经过艰苦奋斗，血吸虫病的防治取得了初步成效。

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广泛存在于河湖与稻田之中，因此在《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定》中，防治血吸虫病被列入全国农业发展规划。将灭螺与改造农田水利相结合，不仅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还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由于当时的治疗条件较差，解决血吸虫病复发问题尚有困难，加之钉螺、尾蚴和虫卵分布极广，不可能一次消灭。因此，不论治疗还是预防，都必须进行反复斗争，决不能存在一次解决问题的速胜思想。经过党中央和疫区人民的不懈斗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血吸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患病率显著下降。

湖南省嘉善县曾惠晚期血吸虫病的娄玉妹，站在展览板面前说：“她就是我。”

当年，血防人员现场解剖钉螺，检验是否感染血吸虫。 （图片来自健康报）

1985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消灭血吸虫病庆功表彰大会，宣布全市消灭血吸虫病。12个流行省市中，上海之外，广东、福建、广西、浙江等也先后成功驱逐了“瘟神”，其余流行省份已经全面实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我国被世界公认为是血吸虫病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之一。

治疗策略更迭

当年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兰娟院士。作为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院士至今仍奋战在一线，为抗击新冠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高中毕业的她，正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农村参与基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采用普查与试点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检测粪便样本以确定感染病例，从而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李兰娟院士曾经回忆道：“我到农村做赤脚医生，上门一家一家去收大便，做大便孵化，发现大便孵化阳性的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那会儿没有特别好的药，就是一种叫酒石酸锑钾的。这个药对血吸虫（病）治疗是有效的，但毒副作用很大。”

从血吸虫病的治疗情况看，最初使用的酒石酸锑钾，虽然疗效显著，但对心脏和肝脏的毒副作用较大，严重时会导致心脏停跳，且治疗周期较长。为了减少病人的治疗风险，后来曾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的钱悳，积极改良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导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总体水平的提升，在血吸虫病的治疗方法与药物选择上也不断有新的进展。相较于存在较高临床风险的锑剂，吡喹酮更加安全，服用方便，治疗周期更短。针对一些出現脾脏肿大的晚期患者，还可以通过手术拯救患者的生命。

1970年，由裘法祖首创了“胃底横断术”。3年后，他带领团队又创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提出“切断高位食管”的有效措施，使断流型手术更趋完善。这些技术后来成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一种有效、定型的常规手术。1978年，这一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科学精神指引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历经70余年，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神”已经远离人们的生活。这正是党团结人民抗击疫情的历史缩影，也是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真实写照。

这一路走来，我们对送“瘟神”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对疾病防控的认知不断进化，从一开始要彻底消灭钉螺，到后来发现此路不通，进入化疗时代，继而又转入以控制传染源为主。不断探索中，我们迎来了更为科学合理的防控策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血吸虫病的防治转向以健康教育为主。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血吸虫病的感染人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00余万人下降到84万人。后来在“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分类指导、综合治理、联防联控”方针指导下，血吸虫病防治进入综合防治新阶段。

新的历史时期，送“瘟神”又有了新的历史内涵。2016年1月1日，我国启用血吸虫病控制消除新标准，将以往的“完全消灭血吸虫病”改为“将其控制在低流行状态”。湖沼地区消灭血吸虫的难度较大，除了受自然环境影响，更多地与当地人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息息相关。要真正送走“瘟神”，首先要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策略，并以此影响和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认知，使他们愿意将防治策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党的带领下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喜人的进展。面对新时代新挑战，党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切实保障人民健康，努力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为每一位追梦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

医学显微镜下的血吸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