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

研究学问，最难处莫过于：如何真正走入思想的领地。

有人觉得，应当把思想文本与作者的经历分割开，文本原本有其独有的脉络，切不可为作者那些限于时代和生活情境的私人因素“污染”了。有人则认为，恰恰是因为思想家处在繁乱的生活世界里，所以必须明察他的所有细节，才能辨析出那些仅属于他的私下成分，像外科手术那样把这些杂碎精确地切除掉。当然还有更为精致的发展：文本本身也不是直接显现的，还必须从中进一步识别出“显白”和“隐微”的不同意涵;而要摸清作者的情境，则必须从作者最隐秘的经验世界中发现那些他有意无意所隐藏的秘密，斯塔罗宾斯基研究卢梭，便充分展现了这样的手法。

更甚者，思想家的思想，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中，在理论化和应用化的过程中，则免不了更多地被“剪枝”甚至是“截肢”——文本中特有的修辞，写作中的各类激情，乃至过于错综复杂的“支脉”和“隐喻”，也都会经由“理性化”的手段被剔除掉，被分解与重构，成为条分缕析的论述结构、清晰明确的用语体系，或是标准化的操作规程，既可以做成PPT 进入课堂教学，也可以析分为中层理论，满足专业化、学科化的要求，在研究中寻得各式各样的小突破。似乎“人”的成分越少，“思想”才会越具有科学技术的价值。那些在人类历史中曾开创过全新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卓然特立的为人和所思，都已成了没有血肉和色彩的剪影，印在书本里，或挂在墙上，供人们参观游览和肢解地运用……特别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常有这样的“共识”，甚至成为一种带有惯性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