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

一

民俗学，又有“日常学”之称。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其起源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与现代民族国家相连的思潮有关，但因为它同样是对抗启蒙主义（the Enlightenment）的产物，所以天然具有反抗性、在野性（岛村恭则：《民俗学是一门怎么样的学问》，《日常と文化》二0一九年第七卷）。不难理解，作为关注小民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日常、关注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的生命常态的口耳之学，民俗学又被赋予民族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甚或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琐碎日常的深描和宏大的话语叙事之间的悖论，也架构、造就了学科内外的巨大张力。无论怎样，偏离英雄史观，哪怕少许，注意到学科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常人—小人”，应该是作为日常学一部分的民俗学史的应有之义。

然而，与众多其他的学科史一样，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史，大抵遵从的是大历史的分期，有着朝代更替的政治史观对作为学科史实的民俗学的切割。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的发轫，习惯性地被绑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作为一种诠释范式而攻无不克的话语矩阵上。可是，一旦突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这个节点，能看到在其前后求变、求新、求强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在连续性，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端期就有了商榷的可能。

鸦片战争以来，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而求变的总体语境下，随着Folklore 的引入、进化论的译介、新史学的倡导，古语“风俗”“民俗”和“礼俗”从旧瓶旧酒到旧瓶新酒，日渐被赋予了民族性、国家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等现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