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5年初，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即庆历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不久，山东一带有兵变，这些人啸聚山林，聚众为匪。

朝廷派范仲淹、富弼等人前去严查此事。富弼是范仲淹的学生，早年得到范仲淹的大力举荐，有师生之谊，年龄相差15岁，以父辈尊之。

富弼对范仲淹说：“我看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

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恩师争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富弼却回答：“我和范先生的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自然不会计较个人恩怨，更不会因为富弼顶嘴而生气。他说：“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个呀。”

范仲淹与富弼“相勖以忠，相劝以义”，在报效国家、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忘年之交。

《論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意是：君子可以与他周围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虽然常和他人保持一致，但实际并不讲求真正的和谐贯通。范仲淹与富弼的交情，正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摘自《辽宁青年》 蒋光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