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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

2021-06-06曹春荣

党史博览 2021年4期
关键词:烈士纪念红军

曹春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中革军委,曾在苏区军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产生了良好作用及深远影响。

1931年1月15日,统一领导全国苏区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为委员。因周恩来一时不能前来就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也一度代理书记。与此同时,在苏区中央局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

同年4月17日,项英、朱德、毛泽东联名签发苏区中革军委通令,决定在苏区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指定叶剑英、朱云卿、郭化玉(郭化若)、左权、杨立三、范树德、林彪、林野、黄公略、陈奇涵、耿凯、邓萍、曾士峨等13人为编辑委员会委员。以叶剑英为总编辑,朱云卿为战史部主任,左权为编辑部主任,郭化玉为杂志部主任,军事地理部主任暂缺。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内容,第一项便是搜集数年来中国红军在战争中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并妥为整理,使之具有中国红军战史的雏形。第二项有搜集中国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的经验与创见之要求。其中,必定含有红军烈士们的英勇战斗乃至成长的事迹材料,这也就在人民军队全军范围开启了褒扬与纪念红军烈士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红4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朱德早就对褒扬与纪念红军烈士问题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行。1928年11月14日至15日,在江西宁冈新城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明确要求在根据地内须建筑红军纪念堂,“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做纪念品”。若依此看来,苏区中革军委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一事,或许就是出于毛泽东和朱德的提议。

1933年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会议,讨论和议决了关于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准备问题,决定:“为着纪念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经费除中央支给一部外,再向苏区群众及红色战士发起募捐,于全苏大会前完全建筑成功。”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兴建的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建筑。会议同时决定:每年8月1日,即南昌起义日,为中国红军纪念日(后为八一建军节)。

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工作,临时中央政府交给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负责。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内务部副部长梁柏台、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三人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7月15日,二苏大准备委员会发出为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提出与此相关的两件事,要求苏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红色战士和红军政治部机关支持配合:

(一)纪念塔应该是苏区广大群众和全体红色战士对于过去死难烈士的热烈景仰情绪的结晶,因此纪念塔的建筑费除中央政府拨出一部分外,还须各地工农群众和红色战士自动地募捐来帮助。这个募捐不是单纯看在经费上,而是要使广大群众知道建立这个纪念塔的意义。

(二)请红军各级政治部调查各次戰役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姓名,并将他们的简单履历叙述出来寄送该委员会。

这份启事点明了对红军烈士褒扬与纪念的意义和核心内容,值得重视。

此外,在第一个中国红军纪念日到来前夕,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联名向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请示,提议立碑表彰南昌起义部队南征途中瑞金、会昌两场战役中的牺牲者,这也是对红军烈士褒扬与纪念的设想之一。

对红军烈士予以褒扬和纪念,除有情感联系、精神慰藉作用外,还有现实需要。这就是“推翻反动统治,战争是唯一的方法,此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无论是开辟苏区还是扩大保卫苏区,都要靠打仗消灭敌人,因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何对待牺牲的红军战士,不仅会影响其亲属,也会影响活着的红军战士,以及即将成为红军战士的工农子弟,影响苏区接二连三的扩红运动,以及红军部队的巩固。

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褒扬与纪念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召集群众性会议(包括追悼会、纪念会、誓师会等),追忆红军烈士英勇斗争事迹及革命精神,表达对烈士的缅怀、学习和继承其遗愿、革命到底的决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多次举行这类群众大会。1932年12月11日,瑞金各界在红军学校炮兵操场举行广州起义、宁都起义纪念大会,到会的有红军学校、新编师、瑞汀卫戍司令部警卫连、红校看护连、第一方面军司号连、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瑞金赤卫队、职工会、县苏政府、民警局,中共瑞金县委与城区区委,少共瑞金县委与城区区委、少先队、儿童团等,共计两万余人。大会开始后,广州起义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时任红军学校校长的叶剑英报告广州起义经过,其中讲到起义领袖张太雷、周文雍等为苏维埃壮烈牺牲的情形,引发全场悲愤、激昂之情,誓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

1934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少共中央联合在苏大会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同志追悼大会。顾作霖生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担任过少共中央书记。广昌保卫战时,他兼任广昌会战野战政治部主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亲临前线,协助博古、李德、朱德指挥,突发旧疾,吐血不止,旋送瑞金中央医院救治,却因回天无力而辞世,年仅26岁。追悼大会会场正面挂着顾作霖遗像,四面墙上摆满各地工作人员送的挽词、花圈、挽幛。追悼大会开始,全体肃立默哀。接着,周恩来报告顾作霖生平事迹,着重叙述他为了党的路线、纲领、任务而坚决斗争、不怕牺牲的英勇史绩,认为这是他留给党的伟大的遗产,值得继承。博古在演讲时指出,顾作霖的死,不用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我们不用眼泪来追悼我们的战士和领袖,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着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着苏维埃奋斗到底。中革军委代表朱德、少共中央代表凯丰、中央政府代表林伯渠,也次第发表演说,悼念顾作霖。

1933年7月12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布的关于红军纪念“八一”活动的训令,规定“八一”纪念日要做的具体工作。其中有“八一”纪念日,军委会在瑞金举行建立国内战争死难烈士公墓奠基礼,以表彰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各兵团须派代表前往参加典礼。这也是以开会方式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

其二是在报刊上进行宣传。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少共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等,都发表过红军烈士传略,悼念红军烈士的讣告、悼词及相关信息。《红色中华》第46期刊发的《追悼张人亚同志》一文,是该报第一次发表悼念红军烈士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文章接着简要介绍了张人亚的革命经历,对他的工作及斗争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最后指出张人亚的病故是革命的损失,号召:

“同志们!我们不要徒事悲哀,应该更鼓起我们的勇气积极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遗下的任务。”

文章对张人亚的褒扬与纪念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印象深刻。

《红色中华》第47期在头版刊发了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于1933年1月13日领衔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命令。命令中称: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是宁都兵暴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创造者。此次红军在南抚金溪连获伟大胜利,消灭并击溃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敌主力部队,有赖赵博生同志沉着指挥,全体将士坚决搏战,而赵博生同志不幸牺牲。命令指出:临时中央政府特为纪念赵博生同志领导宁都暴动及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起见,决定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于当年(1月21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在全苏区举行追悼大会并宣布博生县成立。

同日,《红色中华》还发表了1月11日中央政府致红5军团吊唁赵博生同志电。唁电指出,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的”,中央政府为之示以“无限的悲悼和敬意”。唁电宣布:改宁都县为博生县,并定于列李卢纪念日举行追悼大会。唁电最后号召红5军团将士: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

临时中央政府对赵博生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规格之高、范围之广、期望之殷,可谓前所未有。

值得一提的还有,《红星》报第9期发表的朱德亲撰的《纪念张赤男同志》一文。张赤男是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过中共长汀县委、闽西特委委员,以及红军中的团长、师政委等职。1932年2月,他率部攻打赣南新城、池口时英勇牺牲,年仅26岁。朱德在文中介绍了张赤男的生平事迹后指出:“赤男同志的牺牲,是为着消灭国民党军阀的白军,为着扩大革命戰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争取整个工农阶级的解放,因此他的牺牲是在革命史上占有光荣的意义”;同时,也使得“我们感想到他的牺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大损失”。朱德指出:“我们来纪念赤男同志,就应该加紧创造干部,来继续赤男同志坚决奋斗的精神去领导革命战争,消灭一切白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完全胜利。”

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这篇纪念文章分量之重,影响之深远,都是不难想见的。

《青年实话》则以画报形式表达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如1933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3卷第3号,配合封面画《广州暴动的一滴血建立了苏维埃》,刊发了尚智画的《广州公社万岁》《张太雷同志遗像》《苏兆征同志遗像》三幅作品,并于遗像一旁配上简介张太雷、苏兆征两烈士的生平事迹与牺牲时间的说明词。

当时《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的发行量,多时分别达到4万份、3万份和2万份,它们对红军烈士褒扬与纪念活动的报道,发表的烈士传略,影响之大之深远可想而知。

其三是以红军烈士名字作为地名,以永志纪念。这项工作通常由党、政、军某一部门或群众团体提议,而后政府批准决定、颁布实施。如,1933年1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0次常会决议:为纪念赵博生,决定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1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实行。同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讨论并通过划分行政区域决议,增设赤水、洛口、龙冈、杨殷、彭湃、长胜、西江、门岭等8县。其中杨殷县是为纪念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1929年8月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的杨殷烈士而设置的,县域以兴国均村和赣县田村、白鹭为中心。彭湃县是为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常委,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遇害的彭湃烈士设置的,县域以福建宁化下巫坊为中心。8月16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会,批准中央内务部提请增设泉上、代英、兆征、太雷、康都五县议案。其中代英县是为纪念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1931年4月被国民党杀害的恽代英烈士而设置的,县域在福建上杭、永定间。兆征县是为纪念广州起义领导人、广州公社(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25日积劳病逝的苏兆征而设置的,县域以汀州(长汀)为中心。太雷县是为纪念广州起义总指挥,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牺牲于广州公社成立大会后的张太雷烈士而设置的,县域为原石城县辖的横江、大由、珠江、洋地和龙岗五区,以及瑞金日东等部分地方和宁化淮阳部分地区。

此外,中央苏区各地也有以本乡本土红军烈士名字命名辖区内某处地方的,这种褒扬与纪念意义就更切身了。

其四是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建筑,供人们凭吊怀念,学习效法先烈斗争事迹与革命精神。红军烈士纪念塔位于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央,塔高约13米,砖石结构,呈炮弹形,塔身嵌满鹅卵石,正面七块青石板上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隶体铭文。塔的基座呈五角星形,周边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碑刻,以及建塔标志碑。塔下草坪以鹅卵石铺就一行标语: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毛泽东的题词曰:

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斗争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这是对红军烈士的高度颂扬,也表明了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继承先烈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其他领导人的题词内容大抵如此。纪念塔于1933年8月1日兴工,次年二苏大期间落成,并于二苏大结束后第三日举行揭幕典礼。朱德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

与红军烈士纪念塔同时动工兴建并竣工的红军烈士纪念建筑,还有公略亭和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呈三角形,为纪念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3军军长黄公略而建。博生堡呈四方形,为纪念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而建。这些红军烈士纪念建筑都具备寓意深刻而鲜明、撼人心魄而亲切的特点,充满了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之情。

其五是建立革命博物馆,收藏、展出红军(含牺牲者)使用过的各式物品,对观众进行革命教育。1933年5月,中央教育部决定筹建革命博物馆,由代部长徐特立签署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提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各种物品寄给筹备处。其中“私人的物品,革命的领袖的,烈士的”,也在征集范围。二苏大开幕前夕,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建立并展出,吸引众多大会代表及干部、群众参观。

除上述者外,中央苏区还运用文艺形式如诗歌、散文、故事、戏剧、歌舞等,对红军烈士进行褒扬与纪念。

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给此后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以至新中国以深刻影响。这些作用与影响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承袭了中华民族久已有之的崇尚外御其侮、内锄豪强、精忠报国、赤胆为民的传统,并予以无产阶级的改造,使之成为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成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天地的强大力量。这股强大力量用之于扩大红军运动、支援前线运动、征粮筹款运动等中心工作(配合组织、政策、干部作用),就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扩红热潮,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悲壮场景,自带干粮、甘冒危险转运前方物资的源源人流,节衣缩食借谷给红军、积极认购公债筹集战争经费的感人画面。其间涌动的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红军烈士高尚伟岸的形象、受人尊崇的地位。

其二,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有力地维系着红军战士的荣誉和军心,激发红军战士的阶级意识与斗志,有助于部队的巩固和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军力与装备、技术与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如人所愿,比敌人差,指战员的战场牺牲与疾病减员是常有的事,有时还相当厉害。提高红军战士的荣誉感及社会地位,成为巩固、壮大部队的先决条件之一。诚如毛泽东所言:“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要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是保证红军踊跃的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其中就包括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举措。一方面让生者感受社会对死者(革命烈士)的崇敬怀念,感受社会的浩然之气;一方面从纪念活动中了解并学习死者高尚的思想,进而效法之发扬之。从顾作霖同志追悼大会结束后,“每个散会回去的人都在想着:‘学习顾作霖同志!粉碎五次‘圍剿来纪念顾作霖同志!”可以想见。

其三,形成了开追悼会、纪念会、研讨会,整理革命烈士遗文遗物用以出版展出,编纂发表革命烈士传略传记,以及运用文艺表现等各种方式褒扬纪念革命烈士的优良传统。长征路上条件再怎么艰难危险,对牺牲病亡的红军战士也要默哀致敬,掩埋好他的尸体,拾起他留下的枪支继续前进。在延安,毛泽东亲自出席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发表演讲指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张思德是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的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其四,当年留下的褒扬与纪念红军烈士的文物、文献资料,发挥着传承红色基因、培养一代代革命接班人的重要作用。瑞金全境保存的数百处革命遗迹旧址、数万件馆藏文物,奠定了瑞金作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雄厚基础。叶坪革命旧址群的红军烈士纪念建筑,成为缅怀革命先烈、寄托革命情怀、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对象。《红色中华》刊登的《追悼张人亚同志》一文,几十年后引导张人亚的亲属千里迢迢来到瑞金。他们寻访到张人亚的下落及革命史迹,进而与党史界朋友一道,形成了全面介绍宣传张人亚的一系列文章,使这位被埋没半个多世纪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进入了公众视野,以至其事迹后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注和全党同志的学习。

概而言之,中央苏区对红军烈士的褒扬与纪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与新任务条件下,弘扬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念,继承先辈遗志,团结教育人民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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