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军旗“大渡河连”背后的故事

2021-06-06叶青松

党史博览 2021年4期

叶青松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战旗方阵中有一面荣誉军旗受到高度评价，正史称他们“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这面荣誉军旗指的就是红1军团1师1团1营2连，被红一方面军授予“大渡河连”荣誉称号。

蒋介石破口大骂：“怕死就不要穿军装！”

1935年5月12日，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三天前全部渡过金沙江的消息，立即赶赴昆明督战。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在遵义取得红军领导权时，仍抱有很大侥幸心理，随即调整战略部署。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的调整方案是：“以何键为第1路军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贺龙、萧克的红2、6军团;以龙云为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2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负责对付中央红军;以朱绍良为第3路军总司令，杨武城为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负责对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25军。”

在贵州的国民党第2路军，作战序列也重新进行了划分。吴奇伟部编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编为第2纵队，滇军（第10路军）孙渡部编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编为第4纵队，湘军李云杰部编为第5纵队，川军郭勋祺部编为第6纵队，湘军李韫珩部编为第7纵队。

蒋介石的幻想很快破灭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突破重围，声东击西跨过了金沙江。他气愤之下，私下给第6路军副总指挥吴奇伟写信“诉苦”，说红军像鬼一样“飘忽无定”。不过，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到了大渡河边时，蒋介石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当年的石达开就是在那里全军覆灭的。因此，蒋介石乘飞机到达昆明后，召集众将领制订了一个“聚歼”红军的计划。

蒋介石对众将领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已达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路，希望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讲到这里，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平时，蒋介石集体讲话都没有问部下的习惯，这么突然一问，众将领毫无心理准备，竟无一人开口回答。蒋介石厉声破口大骂道：“怕死就不要穿军装！”

这时，众将领左右为难。龙云赶紧解围说：“请委员长部署具体作战方案，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蒋介石借坡下驴，开始部署大渡河会战方案：一、令薛岳部渡过金沙江后，行动要稳扎稳打，每到一地先做工事才能入营，主要是先做碉堡工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吃了红军四渡赤水的亏，要有教训，要长记性。二、令刘湘以第20军全部及第21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三、令刘文辉将第24军在大渡河以南部队（约6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共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四、第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由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介石在大渡河畔策动了10万兵力，企图置中央红军于死地。

刘伯承、聂荣臻建议走小路抵达大渡河

红1师1团团长杨得志说：“（我们）渡过金沙江，便得到消息：四川国民党军队，正日夜兼程迎着我们赶往大渡河，企图阻止我军渡河;原来紧追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已到达金沙江一线。在这个前堵后追的严重形势下，红军必须全力以赴赶在敌人到来之前渡过大渡河，不然，就只能进入荒凉的大、小金川地区。那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几万军队拥入，困难是不可想象的。”

要赶在川军刘湘部、刘文辉部、杨森部封堵大渡河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追到大渡河之前，红军到达大渡河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

走大路的路线是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这里渡河，对岸是富林，从富林通过雅安和成都大道。走小路的路线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条小路崎岖难行，还要通过彝族区，风险很大。蒋介石估计红军不会走小路，因此将布防的重点放在大树堡方向的富林（当时汉源是县，富林是镇，都在通往越西的要道上）。

起初，中革军委决定走大路。紅军部队到了泸沽，获悉蒋介石布防重点在富林的情报。时任刘文辉部第24军参谋长张伯言、24军5旅旅长杨学端和5旅参谋长张怀猷等3人后来共同回忆称：“5月13日，第5旅旅长杨学端率领全旅部队（3个团）由荥经出发，经汉源到富林，随即部署防务。”

获此情报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商量，向军委提出改变行军路线的建议。

刘伯承对聂荣臻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白彝，他们内部有矛盾。但主要矛盾又是彝民与汉人的矛盾。汉人不尊重他们，叫人家黑骨头白骨头，他们都恨汉人。改变路线，必得经过这个麻烦的彝民区。”

聂荣臻说：“不管什么白骨头黑骨头，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建议军委改小道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佯动，迷惑敌人。我们两个四川老乡马上发电报！”

5月21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接到刘、聂的电报，同意他们的建议。

杨得志回忆说：“走大路，必然会遇到敌人的节节阻击，即使我们取胜，敌人也会赢得加强大渡河守卫力量的时间;走小路，就要通过我们完全陌生又相当复杂的彝族区。为了争取最宝贵的时间，中央决定红1团（加配红1军团工兵连）为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由他们亲自率领，作为全军的前导，先期进入彝族区，做好工作，打开通路。”

当天傍晚，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指挥下，杨得志团长和黎林政委奉命率红1团先遣队占领了冕宁城。冕宁城是红军走小路进入彝族区的必经之道。

当先遣队的指战员在冕宁城休息后，刘伯承、聂荣臻和杨得志、黎林正在听取随先遣队行动的工作团萧华介绍彝族区的情况时，担任前卫营的红1团3营营长尹国赤跑来报告：“冕宁县长和他老婆逃跑时，被彝族群众捉住，不仅所带财物全部被没收，连身上的衣服也统统被剥光了。这帮家伙没羞没臊，男的女的都光着身子来找我们要衣服。”

杨得志说：“给他们一点嘛！”

尹国赤说：“给了。但是，这事对部队影响不小。战士们都担心，怕过不去这个‘倮倮国哪！”

黎林严肃地批评尹国赤：“首先是作为干部，你就不该叫什么‘倮倮国，而应该叫彝族同胞，彝族兄弟姐妹们。这不是个简单的称呼问题，这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大事。不是讲过了嘛，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长期的剥削和压榨，他们怀疑、敌视汉人是自然的。刚才刘司令员和聂政委还特别强调，进入彝族区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开枪。你回去告诉孙继先（1营营长）、陈正湘（2营营长），还有王耀南（红1军团工兵连连长），要把道理向战士们讲清楚，把纪律讲明白。天亮以后，我和团长还要分别去给他们讲。”

杨得志回忆说：“（当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好部队，保证在复杂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但要顺利通过彝族区，还要在彝族区留下好的影响。”

天亮后，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黎林等亲自到各营、连动员，向红军指战员介绍彝族的历史和生活习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教育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彝族同胞，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

5月22日一早，先遣队离开冕宁城，进入彝族聚居区。山上树木茂盛稠密，像一道道深邃莫测的屏障。林间小路两旁长满带刺的藤蔓，左缠右绕，行走非常艰难。王耀南带着工兵连在前面开路，紧随其后的是孙继先率领的1营和陈正湘率领的2营，杨得志带着尹国赤的3营殿后，掩护刘伯承和聂荣臻。

顺利通过彝族区，红1团抵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先遣队改道走小路的同时，中央红军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对消除彝族群众的顾虑起到了积极作用。杨得志说：“后来，我们找到一位‘通司（翻译），通过他认识了当地彝民的首领小叶丹。刘司令员亲自出面，同他饮鸡血盟誓，结为兄弟。”

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相约彝海边，举行了结盟仪式。

刘伯承和小叶丹结盟后，小叶丹派向导为红军先遣队带路。在向导的带领下，红军先遣队很快通过了沽基部落。与沽基部落交界的是罗洪部落。小叶丹派出的向导与罗洪部落对接，由罗洪部落派向导带红军先遣队继续前行，很快过了罗洪部落，进入汉族区。

杨得志回忆说：“通过彝族区进入汉族区时，我们碰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典型的国民党的区长。那天尹国赤率3营走在前面。中午时分，他派通信员来报告，说前面有国民党的一个区长，带着8个马弁，在‘欢迎我们。国民党的区长欢迎红军，这倒是件新鲜事。我和黎林同志带着通信员赶去了。”

杨得志和黎林老远就看见3营指挥员在路旁休息。路旁摆着桌椅，桌子上摆着烟、茶和食品。区长见到杨得志和黎林，便马上带着8个马弁，点头哈腰地迎上来，表示欢迎。

原来，区长从来没有见过国民党中央军，更没有见过共产党中央红军。杨得志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情况？”

区长看了看身边的马弁，好像有点保密似的说：“倒是没得啥子大情况。只是上司传话来说，离这里一百多里地以外，有流窜的共军部队。他们要来这里，不过还远得很哩，团长尽管放宽心。再说刘（文辉）司令的队伍正往这里开，共军来了也没得啥子了不起的！”

喝过水，吃过东西，黎林向杨得志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时间不早了。杨得志心领神会，对尹国赤说：“好了，我们走吧！”最后，尹国赤让区长带路，他们出发了。就这样，走了5公里。这时，在一个山坡上，区长和他的马弁忽然跌倒，顺着山坡连滚带溜地滑了下去。尹国赤正要举枪射击，杨得志连忙制止：“让他们跑回去迎接我们后面的同志吧，我们要快走。”

接着，先遣队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到达了离安顺场只有7.5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战士们急行军走了70多公里。战士们一听说休息，马上倒头便睡着了，但杨得志和黎林怎么都睡不着。杨得志回忆说：“我和黎林同志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全军的先遣队，红1团身上的担子，也許是长征以来最沉重的一次。渡过大渡河，战胜大渡河，是我们全部的心思。”

两大恶霸守在安顺场

国民党军刘文辉等部守在富林方向。驻守在安顺场大渡河沿岸的，是国民党的两支地方武装。

这两支地方武装长期驻守此地，当地老百姓称两支武装的首领为两大恶霸。一个是富林屯垦司令（空头衔，相当于营长）羊仁安，他的势力范围是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一个是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的势力范围是安顺场至上游河道七场。

1935年5月22日，即红1团占领冕宁的第二天，国民党第24军第5旅旅长杨学端带一个连队离开富林，次日到达八排，召集羊仁安和赖执中商议地方武装如何配合的问题。八排是羊仁安的老家，离富林有40公里。

杨学端与羊仁安、赖执中商议时，八排对岸已让杨学端带来的兵纵火焚烧，一时火光四起，哭喊声震天。羊仁安问是怎么回事，杨学端说：“这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为确保河防，困厄共军，要做到‘三个绝对。”

羊仁安问：“哪‘三个绝对？”

杨学端说：“这就是我今天来与你们商议的，也是要必须绝对做到的事。一、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二、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三、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焚毁。刚才，我派兵纵火焚烧，是给你们做一个示范。”

羊仁安和赖执中都知道保全自己的势力根基全仰仗第5旅，便满口答应了。

后来，羊仁安落实了，但让杨学端没有想到的是，赖执中在执行中留了一个口子。

原来，按杨学端的部署，安顺场右翼由韩槐阶营（川军增援部队）布防，赖执中应该把部队由安顺场撤回北岸，和韩槐阶营共同防守北岸。但杨学端走后，赖执中不愿意在红军未到达前即弃家逃跑。当时，赖执中认为红军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西越路线，由西昌经越西到富林，这是宁雅大道;另外一条是西冕路线，由西昌经冕宁到安顺场，这是小路。万一红军走宁雅大道而不到安顺场，岂不是庸人自扰，白受损失！”

于是，赖执中抱着侥幸心理，与韩槐阶商量，允许其继续留在安顺场，保留一只木船方便“交通”，自己派10名哨兵配在安顺场至冕宁道上。

韩槐阶初到安顺场，人生地不熟，便答应了。其实，韩槐阶也有自己的打算：“到时红军来时，你在南岸，我在北岸，要打也是先打你。”

让各怀鬼胎的赖执中和韩槐阶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商量之际，红1团已到了跟前，他们还浑然不觉！

夜袭安顺场

1935年5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先遣队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刘伯承、聂荣臻召集杨得志、黎林及营长们研究作战方案。聂荣臻说：“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因此，我们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

刘伯承说：“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安顺场守敌不多，也就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之类的武装。”

随后，他们一起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杨得志按作战方案下达命令：黎林和陈正湘带领2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杨得志和孙继先带领1营夺取安顺场，找到船只，为抢渡天险大渡河找出一条路来;尹国赤带领3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杨得志和孙继先带领1营趁夜色向安顺场渡口进发，当行进到距离安顺场不远的一个山垭口时，刘伯承和聂荣臻也冒雨赶来了。在一间简易的草棚子里，他们向孙继先详细询问了1营的情况，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第一，消灭安顺场敌人;第二，立即找到渡船;第三，做好渡河准备并适时偷渡;第四，占领并控制对岸渡口。”最后，刘伯承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以后，再点一堆火……等我们看到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明白吗？”

刘伯承和聂荣臻作完指示，杨得志立即命令孙继先：“全营分三路前进。要迅速、肃静，碰上敌人要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干掉他们。”孙继先立即召集3位连长，明确任务和行进攻击路线。

天色漆黑，雨下个不停。1营有序地踏着泥泞的道路急进。在安顺场南岸不愿撤退的赖执中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已到了他眼前，但他的手下还在大吃大喝之后打麻将。

红2连尖刀排与赖执中的哨兵交上了火。随着哨兵的惨叫声，赖执中的两个连很快被消灭了。

杨得志回忆说：“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是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我简短地审问了几句，让通信员立即把这几个俘虏送到1营去，同时要1营尽快把船弄来。”

孙继先敲开一户老乡的家门，通过攀谈得知：南岸的船只全部被拖到北岸去了，只有一只船往返南北岸渡口，就是这只船多数时间也都在北岸，很少在南岸停留。孙继先立即将找船的任务交给了2连连长熊尚林。

不久，2连派一名战士跑来向孙继先报告：“营长，我们找到了一只船，是守敌营长赖执中偷偷给自己留下的。”事后，杨得志回忆：“1营花了很大的劲才弄到了一只船。这一只船，便成了我们强渡大渡河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找到船以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占领渡口。但是，就地起渡非常困难。对岸是峭壁，河水湍急，河床中还有大大小小的暗礁。要想渡过河去，必须把船拉到上面的渡口，由船夫驾驶，才能对准对岸的渡口。而此时，正是夜间，不知水性，又无船夫，如果勉强起渡，即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沉，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上去。更重要的是，就只有这么一条船，它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等把船拉上去再渡吧，时间又不允许，在这湍急的河水里，逆水把船拉上一里多路，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那就要到两三点钟了。不渡吧，有船不渡，会不会贻误战机？

请示上级来不及了。怎么办？好大一会儿，孙继先才下了决心：不能马上渡！

孙继先命令2连指导员黄守义：“争取在半个小时以内把船拉到起渡点上去。”然后，他又派通信员跑步前去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和杨得志。回到屋里，孙继先突然想起了刘伯承交代的话，还没有点火发信号。

孙继先赶紧叫人去生火。这时，外面有人大声地喊道：“孙继先，孙继先人到哪里去了？”

原来，刘伯承和聂荣臻因为看不到信号，已经亲自赶来了。

刘伯承见到孙继先，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为什么不发信号？”

这时，聂荣臻走过来，问：“到底情况怎么样？”

孙继先说：“忘了点火了。”接着，孙继先把战斗和搞船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打算报告了一下。

刘伯承听完了孙继先的报告，想了一想，点点头说：“好吧，1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买来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拂曉，当赖执中还在睡梦中时，红军已把他的公馆兼营部门口的卫兵缴械。被惊醒的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走。

杨得志回忆：“部队占领安顺场后，我来到了大渡河边，这才看到对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300米，水深有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溅起冲天白浪。眼下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这么宽，水这么深，而且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会被卷走的。那怎么行呢？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4米的流速，桥桩是无法打下去的。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借助于那只渡船。我不得不把趴在桌子上刚睡着的通信员叫醒，要他把孙继先找来，以便把找船工的任务交给1营。”

孙继先接到任务后，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等了许久，找到了十几个船工。

天大亮了，雨也停了。杨得志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看到离渡口一里左右的地方，是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四周筑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座碉堡，旁边都是黝黑的岩石。

孙继先在望远镜里看到，对岸渡口向上，峭壁的石壁像是被巨斧劈开一道豁口，石块砌成的台阶直通上去，台阶有40多级，每一级都是一尺多高，在阶梯顶端是3处独立石屋模样的防御工事，4座碉堡俯视着整个河面、渡口和台阶。

杨得志对孙继先说：“看来，要夺下渡口，必须有一支精悍部队，闯过急流，冲上台阶，夺取整个敌人的工事。你赶紧挑选渡河人员，组织突击队。”

杨得志让孙继先组织突击队的同时，立即命令炮兵连（红1军团配属给红1团的）将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手和特等射手也进入了岸边阵地。

火力配置好，战士们知道正在挑选渡河突击队员，围着孙继先争着要求参加。杨得志对孙继先说：“集中到一个连里去挑选。”

孙继先临时决定从2连选派。16名突击队员选定后，2连集中在屋外场地上，静听营长孙继先郑重宣布：“连长熊尚林，2排长罗会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王华停）、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

突然，“哇”的一声，一名战士从旁边队伍中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

原来，他是2连通信员陈万清。孙继先看了看杨得志，杨得志点了点头。孙继先当场宣布批准陈万清参加突击队。

7时30分许，17位突击队勇士在杨得志和孙继先带领下向河湾处出发。几位船工早已等在那里。

杨得志回忆说：“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刘伯承和聂荣臻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河对面。杨得志和孙继先走进工事。刘伯承问孙继先突击队的准备情况，杨得志回答：“可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