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才

《觉醒年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重大历史题材献礼剧，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历程。该剧把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用艺术形式展现了出来。把它归为党史范畴的影视剧，说得过去。由于该电视剧质量上乘，拍出了党史教科书的“赶脚”。

从现行学科归类看，中共党史归为政治学科，法学门类。也有学校把“党史党建”归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仍然属于法学门类。但根据所研究的内容和所适用的研究方法，严格地科学地分析其学科属性，中共党史应该属于“党派史”，属于历史学中的“专史”，其根子上还是属于历史学范畴，适用于历史学研究一般方法。《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的是历史专业，有史学素养和历史研究的基础训练;研究生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师从著名大师吴文藻先生，拓展了社会学、民族学知识;又一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文献发掘研究工作，治学功力厚，学术著述丰;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曾主创过《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影响很大、口碑很好的影视作品，积累了丰富的文艺创作经验。开始《觉醒年代》创作后，他全身心投入，六年磨一剑，最终呈现出一部精品之作。导演张永新，有大格局，有新思维，更有追求细节的风格。他执导《觉醒年代》追求“更精准一些、更生动一些、更丰满一些、更立体一些”。主要演员也选得好，蔡元培扮演者马少骅、陈独秀扮演者于和伟、李大钊扮演者张桐、胡适扮演者朱刚日尧、鲁迅扮演者曹磊、毛泽东扮演者侯京健、周恩来扮演者夏德俊、陈延年扮演者张晚意、陈乔年扮演者马启越、高君曼扮演者周显欣、邓中夏扮演者查文浩、辜鸿铭扮演者毕彦君、汪大燮扮演者徐敏等等，不论是老戏骨，还是后起之秀，对角色的把握都比较准确。编剧、导演、演员共同“给力”，该剧想不出彩都难。

这部剧大情节不虚，小情节不拘，不仅好看，还耐人寻味，给人启迪。该剧以生动的情节和流畅的叙事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出现的经过，解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伟大命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其诞生的社会土壤。近代中国，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历史重任。一代又一代中国有识之士曾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但都未能完成使命。该剧表现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没有大肆渲染的场面，但给观众留下的“闹剧”效果极佳。清王朝虽然终结了，但有形的“辫子”时不时就会死灰复燃。宪兵统领、警察总监、奸细张丰载之流，行刑的刽子手，索买人血蘸馒头的婆子，以至提出“辫子说”的辜鸿铭，他们心中的“辫子”根深蒂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思想观念、言谈举止，处处不合时宜，与时代相距十万八千里，以至于麻木不仁。不拯救他们的心灵，行吗？举国上下，一片饿殍，贫困、疾病到处横行。孩子病了没有钱治，苦力扛包动辄挨鞭子，辛苦劳工过年吃不上白面。不解放他们救助他们，行吗？国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一次次败仗，一次次割地赔款。好不容易在一战中成为“战胜国”，而且曾派出众多劳工支援协约国欧洲战场作战的中国，不仅一无所获，而且竟然失去山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书桌还往哪里安放？还容你从从容容地“启蒙”吗？为了救国救民，在既往手段都不灵都无效的情况下，在“火烧眉毛”刻不容缓的情况下，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离不开先进分子的觉悟。《觉醒年代》所展现的思想启蒙的“先觉者”、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青年革命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赵世炎、陈乔年等等，之所以个个都形象鲜活，就是因为观众看到了他们思想的“發展”和“成长”。这些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对社会现实有体察，也比较敏感，是批判现实主义者;有情怀，有悲悯心肠，有历史担当，想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做点事;有使命意识，正如面对胡适提议北大南迁，陈独秀当面训斥他时所说，我们不做罔为国人，对现实、对历史、对后人没法交代。一代人要有一代人担当，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使命。他们是探索道路的人，他们是播撒火种的人，他们担负起这个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需要思想条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成为共产党。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启蒙，影响巨大，各种新思潮接踵而至。尤其是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以后，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有头脑的人”，在兼容并包的思想下，各种思潮激荡，出现不同“派系”。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中国知识界关注，“马尔克斯研究会”成立，李大钊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激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的一腔激愤，他们直接用行动表达爱国诉求。五四爱国运动锻炼了人才，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上海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大城市，集聚众多产业工人（大致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已经发生过100多次工人罢工。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其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作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新思潮不断在上海孕育出现，并利用上海便利的交通条件传播到全国。此外，上海有外国租界，先进分子活动时容易觅得藏身之地，建党工作也能够找到比较隐蔽的场所。于是，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后，1920年2月，陈独秀到了上海，在他身边很快形成建党核心群。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1920年4月，在上海虹口长治路177号《上海俄文生活报》社，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地区党组织派遣的维经斯基会见了陈独秀，与他商谈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社会共产党”; 8月，“社会共产党”更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正式建立。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后，在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召开。由于受到法租界巡捕的干扰，代表们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履行完最后的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