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崔颖 高越

2016年6月17日，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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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8日，民丰2＃卷烟纸机恢复生产。

受访者供图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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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如活化石般穿越百年，见证了嘉兴这座夹在沪杭之间的小城，随着中国经济的激荡浪潮，如何从农业社会进化到遍布“隐形冠军”的工业社会。

“上海土地很紧张，房价一涨，工业没法在市内办，所以上海资本往嘉兴流，给嘉兴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制造业、服务业，提升了产业结构。”

嘉兴离上海、杭州近，隐形冠军企业给大城市企业做配套起步，同时也获得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此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被称为“红船”。

这次偶然的选择，为嘉兴刻上了红色印记。其实嘉兴在历史上就有着特殊的地理区位，其位于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边，曾是赫赫有名的天下粮仓之一。在水路文明发达的时代，嘉兴一度商业鼎盛。

距离南湖不足一公里，就坐落着嘉兴历史最悠久的公司——民丰造纸公司。这家公司如活化石般穿越百年，见证了嘉兴这座夹在沪杭之间的小城，随着中国经济的激荡浪潮，如何从农业社会进化到遍布“隐形冠军”的工业社会。

“嘉兴、湖州像个农村”

嘉兴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因为近代以前，嘉兴没有公路，只有水路，去外地靠运河。民国初年，杭州与上海之间的铁路、公路开通，才带动嘉兴现代产业起步。

1923年，嘉兴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发起创办禾丰造纸公司，厂址选在嘉兴东门外甪里街，堪称地方大事。1925年8月正式投产，主要生产黄板纸。

当时，日产黄板纸卷筒在中国沿海地区压价倾销，加上国内同行之间削价竞争，致使禾丰造纸公司的黄板纸市价暴跌，经营严重亏损，1927年底即宣告停业。

为了避免工厂落入日商手中，褚辅成与宁波籍爱国实业家竺梅先达成合作——竺梅先筹设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1月16日接办了禾丰。

1934年，民丰向德国、英国订购汽轮机、发电机组等设备，派工程师东渡日本收集技术资料，又高薪聘请外国工程师来厂指导生产。1936年6月，终于建成国内第一台卷烟纸机，后生产出第一张国产卷烟纸。

1937年7月，民丰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只能停产。直到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民丰才回到人民手中。1953年，民丰厂实行公私合营。次年，中共党组织在民丰成立。

上世纪50至60年代初，民丰生产规模迅速扩大，造纸机增加至10台。

“当时民丰由国家轻工业部主管，那一批老领导全是名校毕业、全国各地分配过来的。”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继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文革之前，我们技术力量储备是很强的，总工程师陈志蔚是全国劳模。”

那一时期，民丰的新产品试制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当时是计划经济，1955年至1956年间，民丰先后试制成功电容器纸、描图纸等近十种产品，自己做一部分，也支援技术给别人。很多企业的拳头产品就是民丰开发出来的，他们现在还在赚钱。”

但在当时，民丰这样的工厂在嘉兴并不多。直到1970年代，嘉兴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据嘉兴日报报道，1978年，嘉兴国民生产总值中三个产业的结构为50∶33∶17，农业占了一半。

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嘉兴市区、平湖（嘉兴市下辖县级市）、嘉善（嘉兴市下辖县）的人要采购大宗商品或消费品，都往上海跑。海宁（嘉兴市代管县级市）、桐乡（嘉兴市下辖县级市）的人则往杭州跑。“嘉兴、湖州像个农村”。

嘉兴本地人务农居多，以种水稻、种桑、养蚕为主，平湖、嘉善养猪突出。“上海以前的肉食供应，基本靠嘉兴。”

“许村模式”被复制推广

1966年“文革”开始，民丰一度陷入混乱。直到1976年，生产和管理才开始好转。

1975年，19岁的邬见明进入民丰工作，赶上了国营经济的黄金时代。当时嘉兴有“五大厂”，除了民丰造纸厂，还有冶金机械厂、绢纺厂、毛纺厂、制丝针织联合厂。

“民丰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大学（民丰职工大学）、医院、殡仪馆，整个一小社会。”邬见明说。

能在大厂工作，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定。曹继华记得，穿着民丰的工服去剪发，可以赊账。“就凭这个厂徽。因为民丰的社会影响力好，民丰人都被认为很有钱，找对象也没问题。”

夏天，厂里为了降温防暑，给职工发汽水。下班后，把汽水瓶卡在自行车后座一路骑回家，是大厂职工的拉风时刻。“未婚青年的标配手表是上海牌，人家一看就知道家里条件不错，或者是大厂的人。自行车是凤凰28型的，铃摁一下连着响，很酷的。”邬见明说。

当时，民丰的经营状况很好，主要产品之一是卷烟纸。“上海卷烟厂、杭州卷烟厂、广东卷烟厂都开着大卡车到厂门口排队等着要纸，产品从生产线上下来，直接装车拉走。”

国营大厂的风光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990年代，同大部分嘉兴国企一样，民丰造纸厂出现了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等通病。

曹继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们原来不愁吃不愁喝。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产品不好就卖不出去。”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先后崛起。

据嘉兴日报报道，1983年，海宁市许村镇荡湾村农民沈咬荣联合15家农户，创办起第一家联户企业。自此，镇办、村办、联户办、个私办被面布生产企业在许村迅速崛起。

1985年，许村镇工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成为嘉兴第一个亿元镇。很快，“许村模式”全面复制推广，丝织、皮革、毛纺针织等产业集群如雨后春笋涌现。

邬见明回忆，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越来越多，对城里的技术人才非常渴求。国企的技术骨干——基建、钳工、电工、机修、设计等岗位的老师傅十分吃香。“乡镇企业有技术难点，就会付费请你去帮个忙。”

1990年代，嘉兴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一到礼拜天，上海的工程师都来嘉兴搞副业。

1983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嘉兴地区行政公署，分设嘉兴市、湖州市。撤地建市后，政府的管理地域范围缩小了，加强了对产业的集中管理，加速了特色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形成。

1983年前，嘉兴各地零星散落着企业，在家里、院里前店后厂式生产，不但难以扩大规模，而且污染重。

嘉兴学院商学院教授陈军表示，为此，嘉兴政府下决心淘汰了一批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一些污染性的企业被强制性退出。“比如养猪，要高质量、集中化地养。”

同时，政府划定区域、建立工业园区，吸引企业进驻。

陈军曾做过统计，“嘉兴市省级以上的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有四十多个，平均每个县都有七八个。集约化的过程中，也会刻意招商引资一些上游的龙头型企业，提高产业质量。”

1990年代中后期，嘉兴逐渐形成了一些块状经济，比如嘉兴的丝绸、马桥的经编、海宁的皮革、桐乡的羊毛衫、海盐的紧固件。

背靠上海的投资洼地

在市场竞争之下，嘉兴的国有企业逐渐脱胎换骨。

公开资料显示，“五大厂”中的制丝针织联合厂、绢纺厂、冶金机械厂分别在2001年、2002年、2005年破产重组或被收购。

据嘉兴日报报道，到2005年底，全市计划内1056家传统体制下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通过股份制、兼并、破产等形式实施改革，改制面达96%以上。

但民丰造纸厂却找到了发展之路——1993年，民丰就引入港资，成立了合资公司。

曹继华回忆，“我们拿出两条生产线做卷烟纸，把技术提上来，从2000多吨干到近5000吨，利润从1000多万干到4000万，当年就开始盈利，盘活了全厂。”

1998年，民丰关停制浆分厂、水泥厂、碱回收车间和部分旧纸机，治理排污；同时内退两千余名员工，为企业降负。

与此同时，嘉兴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升级。

1992年8月，嘉兴经济开发区（下称“经开区”）建成。嘉兴市商务局副局长邱锦月回忆，一开始，经开区建在城区北边，“企业比较杂，做紧固件、纺织、食品、机械的都有，最早还有化工，后来全部清掉了”。

2000年后，嘉兴的区位优势越发明显，加上土地便宜，很快成了一个投资洼地，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的进入。

倪树高回忆，“上海土地很紧张，房价一涨，工业没法在市内办，所以上海资本往嘉兴流，给嘉兴增添了很多现代化的制造业、服务业，提升了产业结构。”

2010年起，嘉兴进入快速发展期。“嘉兴以前的企业规模都不大，主要企业是2010年以后壮大的，新兴企业是外来投资形成的。”倪树高说。

2010年，经开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不断扩建，如今和嘉兴国际商务区连成“C”形，环绕着主城区。嘉兴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市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414家。

嘉兴市商务局副局长邱锦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嘉兴的外资以制造业为主，所以单从制造业来讲，2019年我们是全省第一的，2020年是全省第二。大城市可以招服务业的大项目，而我们是中小城市，按规律只能主攻制造业。”

很多外资是从上海挖来的。“因为各国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拓展业务，一般都驻扎上海。我们离上海近，通常一大早就去上海，一天要拜访4-5家企业，从早干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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