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颖，崔 帆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引言

为转换发展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障民生，近年来各级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治理投入从2008年的4937.03亿元快速攀升至2017年的9538.95亿元，增幅高达93.21%；然而，在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带动下，同一时期内我国就业总量从75564万人缓升至77640万人，增幅仅为2.75%。上述数据是否意味着环境治理和就业增长存在难以调和的“二元悖论”？除了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如何变动？作为社会民生关注的焦点，探究并厘清就业总量及结构在环境规制下的变动路径，对于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充分就业意义重大。

综观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虽然丰富，但结论不一。因环境质量供给不足、产权难以界定，政府利用环境规制弥补市场失灵是合理且必然的。随着规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污染企业不得不挤出部分生产性投资增加减排治污投入，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空间的缩小导致“棕色”就业大幅下降[1]123-137；另一方面，成本约束下的企业开始倾向于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对污染进行有效替代。要素间的替代效应，加之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消费偏好的改变，创造并提供了更多的“绿色”就业[2]313-321。在上述力量的对冲与抵消下[3]66-77，一些学者立足于成本角度，认为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于就业增长[4],[5]42-54；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提升的双赢[6]7-32,[7]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