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新，汪昕炜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限理性、认知局限、负面情绪等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知识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走向实证主义。个体动机、偏好、认知偏差等微观因素对公共管理和服务过程产生了关键影响。[1]1-8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关注到了个体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认为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自我控制缺失等人性特征和认知缺陷会深刻影响个体的决策选择。[2]382-384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依据对社会成员个体特征和选择偏差的理解，创新政策文本、内容、语言、形式等要素，人们的选择行为，可以显著提升政策效果和改进公共福利。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研究与心理学、行为科学走向融合[3]325-326，推动了行为主义公共行政、行为主义公共政策成为新兴交叉研究领域[4]。

进入21世纪以来，心理学、认知科学知识在健康、养老、保险、环境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5]2010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组建行为洞察力小组，尝试通过创新性工具提升政策效果。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以期改进政策过程和政策效果。[6]2015年，世界银行基于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认知的理解重新审视国际援助、贷款、反贫困、卫生救助、儿童早期发展支持等政策。[7]2016年，欧盟委员会发布《行为洞察力运用到政策领域报告》，分析了31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实践。[8]2017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发布《行为洞察力与公共政策：全球经验》，总结行为主义知识在全球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