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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我出生在南京，少小时随着大姐去了台湾。刚到时生活清寒困难，没钱上学，曾做过修理脚踏车的学徒，算是与“车”的初始接触，也开始对“车”有了兴趣。上大学时选择了“车辆系”，开始与车有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

六十年代的台湾，没有什么工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大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不到什么前景，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国留学。大部分人选择去美国，申请原子物理，化学，电机和核子工程等热门科系，因为只有这些科系才提供奖学金，毕业后也容易找到工作。

在当时美国大学里，根本找不到车辆系或发动机系。刚巧我有一位教授是留德的，他建议我去德国阿亨（Aachen）工业大学。阿亨工大既有车辆系也有发动机系专业，何况德国的大学不收学费，学生在德国打工赚钱也很容易。我被教授说动了，于是在1962年夏天揣着40美金，搭了一个月的船辗转来到德国的阿亨。为了生活我曾经做过泥水匠，搬运过石头，洗过碗，当过餐厅跑堂，擦过黑板，当过助教，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发动机的热爱，也终于获得阿亨工大的工程博士学位。1971年我进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研究开发部，从事发动机的废气处理和新发动机的研究开发，也从普通的工程师晋升到部门经理。当时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狼堡（Wolfsburg）的总部有五六万员工，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担任部门领导职位的外国人。研发过程很艰辛，充满挑战性，我一直希望研发项目能在我手中成长并且开花结果。但是事与愿违，从1978年4月15日第一位中国的部长访问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始，我就被推到大众与中国合作的前沿。开始时充当翻译，因为我常提出自己的想法，后来变成顾问，而在大众和上海的谈判中，有时又会充担谈判双方的“和事佬”。这些都是“兼职”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研究开发部。没想到这双份工作一干就是6年，直到1984年10月，大众和上海的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为止。

一般情形，德国大众国际项目的合作伙伴都直接在工厂内。但我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德国大众的伙伴不仅是在上海和上海厂内，北京政府机构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因此在签字后我建议德国大众应该在北京设置办事处，以协调大众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时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哈恩博士听到我的建议后对我说：“在德国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工程师；但是既了解中国和德国，又了解大众汽车公司和汽车技术的工程师，只有你一位。中国项目对我们很重要，我希望你到北京做这工作。”他的这一番话动摇了我原来的人生规划。我接下这个任务，1985年开始了对我前途和命运有了大改变的全新挑战。

李文波博士简历：

出生南京，在台湾取得学士学位后留学西德，获工程博士学位

1971年进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参与处理发动机废气的研究项目，进而领导开发新型发动机和新能源。

1979年起参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公司合资的接洽，谈判，签约和建厂。促进上海大众的国产化。

1985-1987出任德国大众驻北京的第一任首席代表，促成德国大众/奥迪领导拜访长春第一汽车厂。

1988-1994在德国大众总部担任中国和亚洲部主任，协助和促成一汽引进奥迪100 C3技术转让的谈判和合同；

参与一汽/大众合资项目的谈判，同时也参与，完成了奥迪C4，A6在长春生产的批准和谈判合同；一汽-大众的成立和建厂。

1994-1996出任香港大众汽车亚太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并兼任德国大众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1984年李文波在发动机试验室为记者采访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