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颜色

前些年，經常听人打这样的比方：楼上不慎泼下一盆水，打湿了三个行人，这三人中必有一个是诗人。这比方还有各种变体：比如不是泼下水来，是砸下石头来，倒下竹竿来等等。三分之一也有变种，有说是十分之三，有说是十分之九。

话虽夸张，道理是有的。也许我们国家是诗国之故，历朝历代，以诗为荣，以诗作冠，诗人实在太多。尤其是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途，各种主义思潮蜂起，目不暇接，大街上磕磕绊绊的到处都是。

诗是类似象牙之塔的东西，塔不是船，可以一船一船地把渡口弄得不剩一人。佛之塔与佛之船是两个概念，前者体现成就，后者象征善行。塔不是通道，可以随便进入。如若钻进塔的人太多，“塔里的女人”就自然成了大超市里的马大嫂们。那份兴高采烈，那份嘈嘈杂杂，是让人怕的，是会让不懂诗和不怎么热爱诗的人对诗歌惟恐避之不及的。

不能睁开眼睛。什么都是诗。

呓语是诗，梦话是诗，五更天的磨牙是诗，看见女人眼皮子打结巴也是诗;一个字是诗，两个字是诗，三个字更是诗，一把词语撒在桌子上叉叉麻将就是诗;骂人放屁也是诗，而且是好诗，诗歌泛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诗歌失踪了，没有了，到处寻也寻不见了，要动用国际刑警组织满世界搜了。

我现在出言粗鲁而沙哑，并非对众位诗友不恭，委实是在劣质商品之海里游得筋疲力尽了，呛坏了喉咙，所以满口血丝，其实相信诸位也有同感。

有人不同意把诗歌与象牙放在同一只柜子里。有人说五六十年代的一句“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下最好的诗行，也有人说熬出十年浩劫之后的一句“打倒王张江姚”就是世上最精彩的诗。我不能同意。那是你听着像诗，是你的“接受美学”。口号就是口号，诗就是诗。历朝历代，把口号当诗的人都不叫诗人，叫号衣者。

衙役、兵丁、轿夫都是号衣者。

我本人写诗也有好几个阶段很臭，虽未曾以屁入诗，但也是那味儿。好在自己鼻子还灵，或者事后鼻子还灵，嗅一嗅，能知道档次。

现在情况有点转机，诗人队伍开始减员，诗歌刊物卖不动了，送不动了，乃至打烊了几家，这应该算是好事，并不是文化不繁荣。诗界慢慢像个地方了，露出一些塔形了，或者像倒坍的雷峰塔那样能见一截塔基了，这都是叫人嘘出一口气的事。

而我，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塔中之人。我的诗龄也不短了，有许多时候诗写得还不如人家的歌词。衙役没有少当，轿子也没有少抬。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我是拉一拉能拉进去，推一推能推出来的人，就像当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某个尴尬品种。第一批和第二批被清除出塔的诗人堆里，我估计，不会有我，但是我口袋里也没有当然门票，有幸混迹其中，自始至终都是战战兢兢的。

写诗是应当战战兢兢的，起码在战术上是应当战战兢兢的。就那么几粒字，能不一粒粒悬在嗓子眼上吗？

如果由于我的离开而使象牙之塔更加剔透，我愿意立即跳窗坠塔。我若是不巧坠落在天津小蕲庄里，我将立即拔去氧气管。

诗是象牙色的。诗没有第二种光泽。就是这样。

山水是诗歌但诗歌不是山水

我们在中国诗仙李白的敬亭山、庐山、天门山、打从天上来的黄河之间，一遍遍地看见了诗歌;也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中，看见了诗歌里的美术与听见了诗歌里的音乐。当然，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拜伦的河流、山岗、果树园里，我们也能真切感受到诗歌的来回奔跑。

也就是说，山水是诗歌。这种演化，应该是很自然的。在美丽与自由的范畴里，她们天然而牢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条山溪就是一句诗行，一块鹅卵石就是一个标点。中国古代不兴标点，那么，水的转弯与风的戛然而止就是诗歌的节奏与韵律。

我们看见好山好水在诗人的笔下显得那么活泼，那么有精神，简直是一种出神入化。即便是岑参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边塞荒凉，也是诗歌里的一把难得的骨头。

感谢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他用他的脚与手，巧妙地把最有生气的中国山水搭建成了中国诗歌。

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尽管山水是诗歌，但诗歌不是山水，或者说，山水诗里面，不仅是山水本身。

李白就是榜样，他的敬亭山不光是敬亭山，里面有他对官场政治的愤懑与对时政的褒贬。陶渊明也是榜样，他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话中有话，他的山水的纯净与美妙，是与人间的樊笼互为反义词的。

所以，我们在一头钻入诗人给我们布置的山水之中，细细观赏诗人的山水工笔之时，也须同时领略诗人感情的全部，这个人是不是有一部分笔墨走出了山水之外？

其实，山水诗里有太多的政治、爱情、处世哲学、佛道感悟。山水诗是不纯净的，山水诗里有许多杂质，就是这些杂质，犹如是绿色山岗内部的那些粗砺的岩石，托起了整座山的脊梁，使大山成为大山。

再反过来说，借一方山水，抒诗人自己想抒的感情，固然是常态，但也要掌握一个度，不能只讲骨头不讲皮肉，轻忽了眼前的这一方好山好水。

也就是说，这一方山水的特点、格局、性灵、魅力，还是要尽可能地体现于诗作，争取做到真正的情景交融，让读者既对你诗作里呈现的一方山水表现出向往，也对你精神领域里的那方山水表示出理解或者共鸣。

把握这样的度，当然是难的，但路径是存在的。前人已有榜样，经典已有范例，我们老老实实学就是了。我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浙江老乡，为勉励自己我今天冒昧高攀一下。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在今后的山水诗写作中为此倍加努力，既已有人称我为“行吟诗人”，我可不能辜负了我的双脚所涉过的所有秀山丽水。

从这个角度说，山水诗到了最后，仍是一方具体的山水。

“大我小我”，须待细究

关于诗歌表达心声的“大我”“小我”之辩，一直是个话题，是个辩题，是个课题。几十年来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论述和教导，我也曾以此题论述和教导新生代的诗歌爱好者，我们觉得这个题目比较好说，容易说得严肃说得崇高。但是，今天，若真要把这个“大我”“小我”正式放到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加以探讨，我现在想，恐怕还得再细究一下，这似乎不是一个三下五除二的直白话题。

算起来，我也有四十年的诗龄了。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长短句子卷起来，卷成长长短短的喇叭，真挚地吹奏“时代最强音”。我的绝大多数诗作被认为是阳光的、明朗的、“与时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称我“主旋律诗人”，我一直不认为这个称呼含有多少贬意。

我确实喜欢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谓的“在场”，或是“在线”。譬如，五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活动，在大渡河、小凉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间，边走边唱，写下一册《行吟长征路》，还以此诗集获了鲁迅奖;譬如，两年前南中国遭遇雪灾，我急随中国作家采访团赶赴重灾区黔南州，还爬上积雪皑皑的山头向抢修电网的英雄们朗诵我的献诗;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绵阳、绵竹、北川、什邡等地，十天间写下一册诗集《中国如此震动》，采访团长高洪波在四川现场就为这册匆匆写就的诗集写了序言;譬如，为了国人瞩目的“北京奥运”，我应光明日报约请特地开设“诗歌专栏”，每日以诗歌作评论，十六个奥运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十六首诗;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玉树抗震救灾”的诗，文学报在“全国哀悼日”头版推出;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上海世博会”的诗，光明日报也于世博会开幕当日在头版推出。我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是想说明一个“当代”诗人是如何慷慨激昂地冲在“当代”进行“诗言志”的，是想说明一个诗人在试图表达“大我”上有如何的一腔激情。

我不否认，我的这些歌唱，确实蕴含“时代强音”。这种“时代强音”，与“大我”的心声，应该说，有某种基本的重叠，但是对于“大我小我”概念的理论阐述，则比一个诗人的即兴歌唱，要复杂得多。

似乎，有下列几个问题应该厘清：

“大我”概念的边界在哪里？是指社会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中“公认的”的正面部分？抑或是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攸关民族核心利益的中心任务？

“大我”是个常量还是个变量？也就是说，一首激动的颂诗在一个时期看似“大我”的典型表达，而过了几年，看过去，是不是就是“小我”的变态抒发？甚至就是一支毒草？比如特殊政治年代里“就是好，就是好”的那一类文学作品？

“大我”，指的是不是全民各阶层的共同利益所在？某个重要阶层的利益诉求，我们能不能赋予一顶“大我”桂冠？

“人民的心声”是个全面的组合的概念，还是某个单一的价值指向？如果“大我”是个组合的概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大我”是很多“中我”意志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多个的“中我”联合而成了一个“大我”？也就是说，是不是表达出某个“中我”的利益诉求、情感诉求，那么，“大我”中的某个重要侧面也就同时得以表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我”的抒情，就是“大我”的表达？

再接下来，便就是“中我”与“小我”的关系了。在诗作者中，“小我”是指你个人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还是代表了一部分“小众”的共同情感？而这一部分“小众”，是不是又是“中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就是指的一个单一的自然人吗？是五十亿分之一，还是五十亿分之很多很多？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我们这代人当年的上山下乡，以及在那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多元的情感表达。我这个“知青”，是诚心诚意唱过“上山下乡就是好”的颂歌的，我在兵团“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上是作過“炼一颗红心”之类的“讲用报告”的，我的嗓音在那个时候很是慷慨激昂。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也为生产建设兵团后期蜂拥而来的无法抑制的“思想杂音”忧心忡忡，也奉命查问过知青连队中私下里广泛传唱的“知青之歌”（有的地方叫“南京之歌”、“长江之歌”）是怎么回事。我也跟当时官方社论所持的立场一样，认为那些只知在歌曲中呼叫“爹娘啊”“城市啊”的心声，是扭曲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是一批“小我”在无奈的歌声里发泄对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不满。

而后来出现的“知青大返城”的戏剧性变化，证明“知青之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绝大多数“知青”心声的。也就是说，是对当时“极左”思潮及其恶果的一种抗议、一种反拨。紧接着，国家主流政策的大调整迅速导致了“小我”转变为“大我”，而且，那首长期匿名的“知青之歌”马上有人出面认领了。他们理直气壮的历史讲述公开地出现在主流报刊上，同时，广大“知青”也对表现出他们心声的无名诗人和作曲者，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所以，由这个事例，引出一个疑惑，我们的表现“小我”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在某一时期，又突然被人理解为这是真正的“大我”写作？会不会有新生代的评论家摘下帽子向他们大声表示敬意？一般受众也会不会如梦初醒，原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啊！

或许，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不是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要抱着诚挚的态度抒发自我感情，“中我”甚至“大我”就会悄然呈现于“小我”之中。也就是说，“打通两界”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

最后，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又由谁来准确鉴定“大我”与“小我”，鉴定正常与非正常，鉴定健康与非健康？官员吗，评论家吗，政策吗，社论吗，生产力发展标准吗，社会公德标准吗，民间舆论吗，民调数据吗，历史吗，历史的历史吗？

再最后，如果这个大家最爱说的“大我小我”命题，被虚无化了，被“相对主义”取代了，被架空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将如何有意义地来讨论这个课题呢？

我想，“大我小我”之说，肯定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课题的意义，应该是重大的。形象化的“大我小我”说法，之所以延续至今，肯定有其合理的意义所在，不会虚无。

所有这一连串大小问题，在我脑海里沉沉浮浮，始终没有厘清。我经常试图与人探讨，但终究不得要领。目前，我继续聆听有关这一重要课题的各种阐释与教导，彬彬有礼地点头;我也继续在各种讲座中希望朝气蓬勃的青年习诗者要努力成为“大我”的传播者。诗须言志，须有现实的担当以及历史的担当，但是，我知道，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从某个角度看，眼下，真的还未及深耕。

希望精耕细作，希望在我艺术饭碗的旁边出现一把深刻的锄头，希望评论家发人深醒由表及里的开导，希望我们的僵硬的大脑皮层能在深层次上被突然触动，包括我这块一唱就激动、激动过后又总是不甚开窍的榆木疙瘩。

黄亚洲，作家、诗人、编剧。第六届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小说、诗集、散文集、影视文学作品四十余部，各类文学作品获国家图书奖、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金鸡奖、金鹰奖、华表奖、李白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