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阳

摘  要：唐代正字运动蓬勃开展，颜真卿深度参与了正字运动，并手书《干禄字书》。同时，正字运动也对他的书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发现，以《干禄字书》为时间节点，颜真卿此前的创作中通、俗二体用字较多，而在其后的书法实践中正字选用大幅增多。可见，正字规范对其晚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正字运动;颜真卿;书法;《干禄字书》

汉字经过隶变，进入今文字时代。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楷化，楷字系统逐步成熟。不过，当时政局动荡，南北阻隔，世人在传抄文字时，出现了大量简体、俗体、讹体，并且往往以讹传讹。这一时期，楷字系统积累了大量的异体字形，社会用字局面非常混乱。至唐代，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治强盛，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此时，社会上混乱的用字局面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文化的發展需要，要求汉字必须有更为统一和规范的使用标准。正字运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兴起的。所谓“正字”，简单来说，就是对当时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异体字进行整理研究，并确定楷书字体的标准字形和使用规范。在唐代官方和民间学者的倡导和努力下，正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批字样书，如《颜氏字样》《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文字》等。长期以来，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对唐代正字运动、字样学著作的本体研究，亦不乏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论述。不过，很少有将特定书家与正字运动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实践与正字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颜氏字样书与颜真卿书法创作

提到正字运动，就不能不谈及颜氏家族在长期的汉字规范工作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颜之推（531—约597），字介，古代著名教育家，曾作《颜氏家训》二十篇。他在《颜氏家训·书证》中指出，文字的形体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文字规范也应当顺应社会实际而变化[1]（P298）。在《颜氏家

训·杂艺》中，则对当时盛行的“改易字体”“颁行伪字”等不良风气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应当建立统一的标准字体[1]（P323）。颜之推的正字观念直接影响了颜氏家族后代的正字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颜师古（581—645），名籀，字师古，系颜之推之孙。《旧唐书·颜籀传》云：“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2]（P2594-2595）颜师古传承正统颜氏家学，为唐代名儒，一生著述颇多，曾参与纂修《隋书》《大唐仪礼》，著有《汉书注》《五经定本》《匡谬正俗》《颜氏字样》等。其中，《颜氏字样》《五经定本》是唐代重要的正字著作。《颜氏字样》开创了唐代的字样学，使得正字风气大开[3]（P2）。《五经定本》的颁行则统一了当时的诸经文字，树立了经学的标准文本，为当时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

颜元孙（？—732），字聿修，系颜师古侄孙，精训诂，善书法。颜元孙在颜师古《颜氏字样》和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的基础上编成了《干禄字书》，着眼于仕子科举等实际用途（即“干禄”），以“平上去入”四声为顺序，编排整理了1656个汉字，共计804组。《干禄字书》主要整理了两类汉字：一类是同字的异体字，另一类则是常见的易混字。对于同一个字的不同形体，作者又根据名实、体用关系，将其划分为“俗”“通”“正”三个字集，说明并限制了异体字的适用范围，并以“正字”作为规范用字，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汉字使用标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颜氏家学。可以说，《干禄字书》推动了楷字正统书体地位的确立，切实降低了碑刻俗字的使用率。

唐代是楷字定型的关键时期，楷书书法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度成熟。作为一代名臣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唐代最富盛名的书法家之一，初学褚遂良书法，后得张旭指导，并深入研究了“二王”与初唐四家等人的书法，加以融会贯通，逐步摆脱了初唐的劲瘦书风，以篆隶入楷，兼收魏碑笔意，形成了丰腴雄厚、骨力遒劲的风格，法度严谨，气势磅礴，开创了唐代书法的全新境界，被称为“颜体”。颜真卿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刚正不阿的性格，也熔铸于书法创作中，构成了“颜体”所特有的风骨。

可以说，颜真卿继承了颜氏家学，开创了新书体，其“颜楷”树立了新的艺术旗帜，为后世的书法研习确立了范式，使得书法审美由追求“神韵”转向追求“法度”。颜真卿晚年对伯父颜元孙的《干禄字书》颇为推崇，大历九年（774），他亲自手书《干禄字书》并刻石，使其以高度的文字学价值与书法价值通行于世，广为流传。颜真卿手书《干禄字书》是极具意义的事件，它从正字和书法两个层面，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就此而言，颜真卿直接参与了正字运动，并推动了唐代正字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干禄字书》中的正字规范与正字观念，也直接影响了颜真卿后期的书法创作。为研究字样书和正字规范对颜真卿创作实践的影响，本文选取《干禄字书》作为正字对照样本，以颜真卿手书《干禄字书》作为时间节点，将他的创作分为早晚两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楷字，所以重点关注颜真卿的楷书书法代表作。

二、颜真卿早期书法中的用字倾向及原因

颜真卿手书《干禄字书》之前的书法代表作品有《郭虚己碑》《郭揆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东方朔画像赞》等，本文选取《多宝塔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书于唐天宝十一载（752），主要记载了西京龙兴寺禅师楚金创建多宝塔的原委与经过。该碑已经体现出颜真卿浓郁的个人风格，被视作颜体书法的早期代表作品。

（一）《多宝塔碑》的用字情况

将《多宝塔碑》与《干禄字书》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多宝塔碑》中所用通字与俗字较多。例如：

1.“寶”字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至天寶元載

按：《说文解字·宀部》：“，珍也。从宀从王从貝，缶声。”《玉篇·宀部》：“寶，补道切。珍也。寚，古文。”《篆隶万象名义》（以下简称《名义》）字头传抄字形为“”。

南北朝时期，“寳”有两种主要形体：北魏正光五年（524）《元谧墓志》作“”①;武泰元年（528）《陈天宝造像记》作“”。唐代，“寳”形体在社会的通行程度日增，如唐开元十载（722）唐玄宗注《孝经》（《石台孝经》）作“”，天宝元载（742）《何简墓志铭》作“”。同时，“寶”形体亦未消失，主要出现在《开成石经》《观无量寿经》等作品中。《干禄字书》：“寳、寶，上通下正。”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的“寳”形体为通体。

2.“珍”字

：頓收藏

：頓舍財

按：《说文解字·玉部》：“，寶也。从玉，?声。”《名义》字头传抄字形作“”。汉隶中，“珍”字大量作“珎”形，如《郑固碑》作“”，《祝睦后碑》作“”。

由此可知，汉代“珎”形体在社会实際用字层面或处于正体地位。南北朝时期，“珍”有两种主要形体：

北魏正光五年（524）《元昭墓志》作“”;东魏武定二年（544）《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作“”。隋唐时期，“珍”字的两种形体仍通行于世。如隋大业十一年（615）《元智墓志》作“”，唐显庆二年（657）《杜询妻崔素墓志》作“”，贞元十八年（802）《孙婴殇女墓志》作“”。从字源角度来看，“珍”和“珎”的两种不同形体是在隶变过程中产生的。小篆“”的右半部分在隶变过程中产生了分化，一个保留了其主要构形，演变为“?”形;另一个则演变为“”形。后者在楷化过程中，其捺笔逐渐演化为横笔，从而形成了“珎”这一字形。《干禄字书》：“珎、珍，上通下正。” 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的“珎”形体为通体。

3.“遍”字

：遍滿空界

按：《说文解字·彳部》：“，匝也。从彳，扁声。”《玉篇·彳部》：“徧，甫见切。周匝也。”《名义》字头传抄字形作“”。南北朝时期，“遍”有两种主要形体：北魏建义元年（528）《元略墓志》作“”;正光二年（521）《封魔奴墓志》作“”。隋唐时期，“徧”形体的用例大量减少，仅在唐《开成石经》较为集中出现。相对地，此时“遍”形体远比“徧”形体更为通行，如唐贞观六年（632）《大法师行记》作“”，仪凤元年（67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作“”。《干禄字书》：“遍、徧，上通下正。” 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的“遍”形体为通体。

4.“壮”字

：工乃用壮

按：《说文解字·士部》：“，大也。从士，爿声。”《名义》释文传抄字形为“”。南北朝时期，“壯”有两种主要形体：北魏太昌元年（532）《元颢墓志》作“”;北齐武平六年（575）《都邑师道兴造释迦二菩萨造像记》作“”。同时，亦有少数介于两种常见形体之间的字形，如北魏正光五年（524）《郭显墓志铭》作“”。隋唐时期，“壮”的两种形体并行于世，如唐天授二年（691）《张府君妻田雁门县君墓志》作“”，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王思讷墓志铭》作“”。结合上述资料与《隶辨》所列字形，可以看出，“壮”形体为“壯”形体的省变，它应产生于隶变过程中，经六朝楷化变异后，“壮”形体的左半部分逐步定型。而“壮”的右半部分形体，有较多实物用例从“土”而非从“士”，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果毅都尉裴坦墓志》作“”，此为俗作，在当时少有区分，基本通用。同时，有部分实物用例在右边的“士”上添“、”笔，如唐乾封二年（667）《谢通墓志铭》作“”，此亦俗作。《干禄字书》：“壮、壯，上通下正。”颜真卿《多宝塔碑》中选用的“壮”形体为通体。

（二）《多宝塔碑》俗、通二体较多的原因考察

总体来看，颜真卿的早期创作还较少受到正字观念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俗字出现相对较多。我们认为，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使用某字通体或俗体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1.在社会实际用字层面，该字的通体或俗体的通行程度及使用频率高于正体，作者本人也与实际用字情况保持一致，从而形成了特定的书写习惯，甚至在创作中并未意识到该常用形体实非正体。

2.该字的通体或俗体中，存在更能凸显个人书法风格的构件。如“遍”字正体作“徧”，通体作“遍”，这两种形体在当时均为通用形体，而颜真卿选择的是通体“遍”。书法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有其特有的笔法与章法，体现出浓厚的个人风格，而且这些因素往往会集中表现于某些笔画与构件之中，而“辶”中的平捺恰恰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可以说，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使用某字的通体或俗体，也可能是彰显书法风格的需要。

3.避开正体中某些较难处理的构件和结体关系，选择那些比较容易处理的构形。在书法创作中，有许多较难处理的构件与结体关系并不被青睐，比如某些构件中的平行笔画、封闭性较高的包围结构等。如“珍”字正体作“珍”，通体作“珎”，唐代“珍”字的两种形体均通行于世，而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了“珎”形体，或为避免“?”构件中三笔平行关系的撇笔。又如“寳”字，正体“寶”的“缶”“王”构件属于较为封闭的构件，通体“寳”由于“尔”构件下部两笔点的存在，而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使整字有了更多变化与调整的可能。

4.顺应楷字的从简趋向。如“壯”字正体作“壯”，通体作“壮”，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择通体“壮”，可能也是顺应了楷字书写过程中的从简倾向。

三、颜真卿晚期书法中的用字倾向及原因

为了探讨颜真卿在参与正字运动后，正字规范与正字观念是否影响到其书法实践中的用字倾向，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颜真卿晚期的书法作品。其中，《颜勤礼碑》和《颜氏家庙碑》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两部代表作。《颜勤礼碑》立于大历十四年（779），由颜真卿撰文并书丹，时年71岁。该碑讲求规矩与法度，完满地展现了颜体书法的特点，往往被视为颜体书法的定型之作。《颜氏家庙碑》系颜真卿为纪念父亲颜惟贞所刊立，于建中元年（780）撰文，并于同年十月撰写《碑后记》。《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传世碑刻中最后一部代表作品，也被视为颜体书法的集大成之作。

（一）《颜勤礼碑》与《颜氏家庙碑》的用字情况

将《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与《干禄字书》比对后，可以发现，颜真卿晚期书法实践中的用字选取倾向发生了转变，它们对正字的选用大幅增多，并远多于早期书法代表作《多宝塔碑》。同时，许多早期创作中的通体和俗体用字，其同字形体在晚期创作中转化为正体用字。例如：

1.“輕”字

：九年十一月授輕車都尉兼直秘書省

按：《说文解字·車部》：“，輕車也。从車，坙声。”《隶辨》所载形体为“、、”。南北朝时期，“輕”有两种常见形体：北魏孝昌二年（526）《元珽墓志》作“”;北齐天保六年（555）《窦泰妻娄黑女墓志》作“”。“輕”字的隶书和楷书形体均较大地保留了小篆形体的原貌，而不同形体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右半部分保留从“坙”还是继续对它加以简化。南北朝时期实物用例中，作“?”者相较于作“輕”者更多，如北魏神龟二年（519）《穆玉容墓志铭》作“”。隋唐年间，“?”形体在社会实际用字层面行用最为普遍，同时，亦有部分用例作“輕”。如唐龙朔三年（663）《同州圣教序并记》作“”，永淳元年（682）《游击将军康留买墓志铭》作“”。《干禄字书》：“?、輕，上通下正。”以《说文》造字理据为正。颜真卿在《颜勤礼碑》中选用了正字形体“輕”。

2.“叔”字

：禦正至君父叔兄弟臮子侄揚庭

按：《说文解字·又部》：“，拾也。从又，尗声。”《隶辨》所载形体有“、”。《名义》传抄字头形体为“”。南北朝时期，“叔”有两种常见形体：北魏正光四年（523）《元灵曜墓志》作“”;永安二年（529）《尔朱绍墓志》作“”。隋唐时期的实物用例中，作“”者陡增，“”形体甚至比“叔”形体更为常见，跃居至社会实际用字层面的主要地位，如隋大业七年（611）《陈叔毅修孔子庙碑》作“”，唐显庆三年（658）《李靖碑》作“”，调露元年（679）《泉男生墓志铭》作“”。《干禄字书》：“、叔，上俗下正。”是以《说文》造字理据为正，而“”形体最早在汉隶中可见，系隶变所生俗体。颜真卿在《颜勤礼碑》中并未选择社会常用形体“”，而是选择了正体“叔”。

3.“從”字

《多宝塔碑》中，“從”作“”形：

：從僧箓也

《颜勤礼碑》中，“從”作“”形：

：從調以書判入高等者三

《颜氏家庙碑》中，“從”作“從”形：

：弗從

：君之諸祖父群從

按：《说文解字·从部》：“，随行也。从辵、从，从亦声。”《玉篇》：“從，才用切。随行也。又在蹤切。”《名义》传抄字头形体为“”。“從”在南北朝时期有三种主要形体：北魏武泰元年（528）《陈天宝造像记》作“”;东魏天平二年（535）《中岳嵩阳寺碑》作“”;

东魏兴和三年（541）《李挺墓志》作“”。现存南北朝时期石刻中，“”形体为该字的常见形体，其他两种形体的用例较少。隋唐时期，“従”和“從”两种形体的实物用例开始大量增多。如隋开皇八年（588）《任显及妻张氏墓志》作“”，唐龙朔二年（662）《许洛仁碑》作“”，唐广德二年（764）《郭氏家庙碑》作“”。不过，总体来看，“”形体仍为该时期社会实际使用最多的形体。《干禄字书》：“、従、從，上中通下正。”颜真卿在三部碑刻作品中分别使用了“從”字的三种不同形体，《颜氏家庙碑》中所使用的恰为正体“從”。

4.“旁”字

《多宝塔碑》中，“旁”作“旁”形：

：旁赫赫以弘敞

《颜氏家庙碑》中，“傍”右半部分作“?”形：

：旁若无人

按：从字源上来说，“旁”与“傍”实为二字。《说文解字·丄部》：“，溥也。从二，闕;方声。”《说文解字·人部》：“，近也。从人，?声。”《玉篇》：“旁，步郎切。旁犹侧也，边也，非一方也。《说文》作?，溥也。雱，籀文。、，并古文。”由此可见，两字的造字理据和字义都有所不同。《名义》中两字头传抄字形分别为“、”。在《隶辨》中，“旁”的主要隶变形体有“、”。因此，“?”形体最晚在汉代便已出现，为“旁”的隶变形体之一。不过，今存的南北朝石刻资料中，未见“?”形体的楷字实物用例，而多作“旁”形体。这一时期，“旁”有两种主要形体：北魏孝昌元年（525）《元熙墓志》作“”;

永安元年（528）《元景略妻兰将墓志》作“”。值得注意的是，“旁”“傍”二字这时已存在通用现象，在部分词句搭配中意义相同，可以相互替代。隋唐时期，“旁”与“傍”基本通用，而且社会通行用字层面仍以此二形居多，同时，也有部分“?”形体的实物用例。如隋开皇四年（584）《杨居墓志》作“”，唐永徽五年（654）《姬推墓志》作“”，乾封二年（667）《娄敬墓志铭》作“”，开元十年（722）《李元安造石浮屠铭》作“”。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的是社会实际用字层面行用最为普遍的“旁”形体，在晚年的《颜氏家庙碑》中转而选择了社会日常中极少使用的“?”形体。

5.“龍”字

《多宝塔碑》中，“龍”作“”形：

：動雲龍之氣象

《颜勤礼碑》中，“龍”作“龍”形：

：龍樓委質

《颜氏家庙碑》中，“龍”作“龍”形：

：龍樓委質

按：《说文解字·龍部》：“，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凡龍之属皆从龍。”《名义》字头传抄字形为“”。“龍”在南北朝时期有三种主要形体：北魏正光四年（523）《元秀墓志》作

“”;正光四年（523）《郭显墓志》作“”;建义元年（528）《元悌墓志》作“”。其中，“龍”“”

两体使用较多，“”形体用例相对较少。隋唐以降，“”形体的实物用例开始大量增多，呈三体兼行的局面。如隋開皇十一年（591）《张景略墓志铭》作“”，大业六年（610）《段模墓志》作“”，大业九年（613）

《张盈墓志铭》作“”。从字源来看，“龍”的三种形体主要来源于隶变过程中的不同分化，其中，“”为“龍”的省变。《干禄字书》：“、、龍，上中通下正。”颜真卿在《多宝塔碑》中选用了通体“”，在《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中选用了正体“龍”。

（二）颜真卿晚年创作用字倾向变化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颜真卿书写《颜勤礼碑》时，已经较多地受到了正字规范的影响，这或得益于他对《干禄字书》的书写刻石。颜真卿晚期的书法创作更多地以正字规范为字形选用的首要原则。如“典”字，唐代社会实际用字层面的主要形体为“”，该形体在《干禄字书》中被归为俗体，颜真卿在《颜勤礼碑》中便未选用该形体，而是使用了正体“典”。又如“輕”字，唐代“?”形体在社会用字中最为常见，并且该形体书写相对更为简易，在书法中也较便于进行艺术处理;不过，颜真卿依然在《颜勤礼碑》中选用了正体“輕”，较大可能是“?”形体并非正体。“叔”字亦然，唐代的楷字实物用例中作“”者远多于作“叔”者，可见它处于主要通行地位;《干禄字书》则以《说文》造字理据为正，将“”归为俗体，颜真卿也未在碑刻中选择更为普遍的“”形体。

《颜氏家庙碑》则更为直观地体现出正字观念对颜真卿书法创作用字的影响。《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的书写年代跨度较大，颜真卿在不同碑刻中对同一字形体的选择也各有不同。如“從”字，《多宝塔碑》作“”，《颜勤礼碑》作“従”，《颜氏家庙碑》中均作“從”，前两种形体在《干禄字书》属于通体，“從”则为正体。值得注意的是，在《颜氏家庙碑》时期，“”仍为社会实际使用最多的形体，而“從”并非普遍使用的形体，颜真卿却一改早期的书写习惯，转而选择了正体“從”。又如“旁”字，《多宝塔碑》中作“旁”，《颜氏家庙碑》中则使用了“?”形体。两种形体在唐代均为社会通行用字，并且通体“旁”的使用相对更多。同时，“?”形体结字复杂，在书写处理中较为困难。即便如此，颜真卿仍然在《颜氏家庙碑》中选择了被规为正体的“?”。“龍”字等亦然。由此可知，颜真卿晚年创作中对正字的选用要远多于早期，即使正字中有许多形体在社会实际用字层面并非最为通行，而且部分正字形体复杂，亦不符合书法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处理习惯，颜真卿依旧将正字规范放在首要地位，足以见出他晚年对正字规范的重视程度。就此而言，正字观念确实极大地影响了颜真卿晚年的书法创作。

颜真卿的书法继承了颜氏家学，开创了唐代新书体，在整个书法史上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唐代楷书完成了从追求神韵到追求法度的审美转变，这里的“法度”是指具体可操作的定式，包括结体、用笔、章法、墨法等。颜真卿所创立的“颜体”无疑是完成这种审美转变的关键，他晚年的楷书已经成为一种范式，为后世的书法研习树立了标杆。唐代以前，习书者多以“二王”为宗;至宋代及其以后，书家则多以“颜体”为宗。苏轼《东坡题跋》云“书至于颜鲁公”，陆游《自勉》诗云“学书当学颜”，颜真卿开创的“颜体”影响了其后的一大批书法家。与此同时，颜真卿书法中所蕴藏的正字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世的习字者，唐代正字思想也因此获得传承与发展。施安昌在《唐人〈干禄字书〉研究》中提到，初唐碑志千字以上者，通体、俗体用字占10%左右，至盛唐、中唐时期，该比例降至3%左右[4]（P93-94）。通过对唐代以降的石刻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明显发现，后世社会实际用字中正字所占比例逐步提升，这些都足以说明唐代正字运动为文字规范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唐]颜元孙.干禄字书[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3.

[4]施安昌.颜真卿书《干禄字书》[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fication of “Zhengzi（正字）” on the Font Selection

in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Practice

Zhang Tiany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mini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great calligrapher， Yan Zhenqing had a tremendous social influence at that time， and the “Zhengzi（正字）” movement was also flourishing in the Tang Dynasty.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Zhengzi（正字）” movement， and he used his own calligraphy style to handwrite GanluZishu（《干禄字书》）. Meanwhile， the “Zhengzi（正字）” movement also formed constraints and guidance on his calligraphy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n academia have focused on the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Tang Dynasty's “Zhengzi（正字）” movement and the Works of “ZiYangXue（字样学）”. There are also many studies on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combine specific individuals with “Zhengzi（正字）” movements. In this case， through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thesis conducted a joint investigation on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the “Zhengzi（正字）” movement.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shows that if we take Yan Zhenqing handwriting GanluZishu（《干禄字书》）as a time nod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election rate of the “Zhengzi（正字）” in his late calligraphy creation practic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his early calligraphy creation， which can show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fication of “Zhengzi（正字）” on Yan Zhenqing's late calligraphy creation.

Key words：“Zhengzi（正字）” movement;Yan Zhenqing;calligraphy;GanluZishu（《干祿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