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辰

火车上的故事

2021年3月13日，拍“火车上的中国人”的王福春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摄影批评家鲍昆说，王福春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火车空间为主题进行大规模记录反映的摄影师，他的火车生活摄影在世界摄影史上没有前例，是独一无二的。他在社交平台悼念这位结识近20年的老友：“快乐的绿皮火车载着你在天国遨游，车上的孩子会看到一位举着相机的爷爷微笑着给他们拍照，那就是你。祝你永远快乐。”

王福春1943年出生于黑龙江绥化，小时候家就在铁路边上，“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后来就读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后成为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宣传干事，有机会接触相机，他发现火车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他发现这是自己喜欢的专题。

四十多年来，他拍摄过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也有人的变化。绿皮火车时代，运行时间长，空间小，乘客的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彼此之间的身体和情感也格外亲密。“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王福春形容他们是“下车了各奔东西，在车上就是一家人”。那时的火车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小社会，王福春记录下的是这个“狭小空间里，中国人独特的生存之道”。

本分的摄影人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车厢环境好了，但王福春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远——座位相邻的人基本不交流了，全都低头看手机。而且乘客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

2015年，王福春在高铁上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打得晕头转向。这些年为了拍火车，他被打过、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所幸被及时救出。他感慨道，“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和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

鲍昆在2003年的平遥摄影节上第一次见到王福春，那时他已经因为《火车上的中国人》名声大振，却异常低调。“福春让我特别尊重的就是他的本分——不走江湖，也从不带有目的性地经营社会关系，这点非常难得。在热热闹闹的饭局上，几乎见不到他，但他人缘还特别好，”鲍昆记得，王福春那个时期每年在平遥摄影节上有作品展出，大家都去捧场，他就守在自己的展场，招呼来宾，自己亲自导览，那是他“最热闹”的时刻。后来鲍昆给王福春策划过一个展览，他一直心怀感激，坚持要送照片，鲍昆就挑了两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王福春亲自在暗房冲洗出来，签上名，送到鲍昆家，这两幅照片至今挂在走廊显眼的位置，鲍昆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张是1997年在北京到哈尔滨的列车上拍摄的一个叼着烟的女人，有点驼背，站在车窗前，王福春在后面抓拍时她一回眸（见图1）。鲍昆觉得她像自己理解的东北女性，还有点民国时期女性形象的味道，令人遐想无限;另一张是1996年在广州到成都的车厢里拍摄的，一对情侣共盖着一张毯子，相互对视（见图2）。鲍昆认为那一瞬间抓得太真实了。对摄影来说，这就是魔力的瞬间。

无法绕过的经典

黄庆军最后一次见到师父王福春是在3月6日。他躺在病床上，人已经相当瘦弱。黄庆军从病房推着他去做检查。自从去年10月癌症手术后，突如其来的脑梗后遗症让他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王福春用手比划着要纸和笔，写下两个字：谢谢。黄庆军是在第一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与王福春结识的。那是1992年，摄影异常火爆的年代。他被王福春的作品感染了，很快他就拜王福春为师，学习摄影。当时交通还不发达，黄庆军每个月坐火车从大庆到哈尔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王福春过目指点。来不及当天往返，他就住在师父家，师徒同睡一张床，也经常能品尝到师母的手艺。当时黄庆军刚接触摄影不久，还羞于在街头拍摄陌生人。王福春一再强调，“要把镜头对准人，照片才能有力量”。“关注人”的理念直接影響到黄庆军后来的创作。

据黄庆军介绍，王福春晚年的收入主要靠退休金、演讲的费用、书和画册的版权费，他不是很热衷于卖照片。策展人、映画廊艺术总监、王福春的好友那日松曾见过他放大的24英寸黑白银盐照片，“非常精致和震撼”，并且带有签名和限量版数，但没有在市场销售。相识多年，那日松认为，“王老师应该不太在乎作品销售的事，他的欲望不高，感觉永远都是快乐的，对生活和朋友充满了感恩和爱护。”那日松说：“如果在国外，王福春这样的摄影家的作品一定早就由专业的摄影博物馆收藏和研究了，但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级的专业摄影博物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摄影文化的价值在中国还是被低估的。”但同时，那日松又认为王福春是幸运的，至少他的作品价值已经被市场认可，他被公认是“摄影史上无法绕过的人”。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