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杰 桂若雨

（1.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与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开始走向整合，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渐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名称。这一学科名称的嬗变源自图书馆职业内在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图书情报学理论认识的变迁。国外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谢拉等学者高举着“社会认识论”的旗帜，不仅拓展了传统图书馆学研究视域并跨出了“机构之学”的范畴，也将文献学家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部分工作重新纳入到了图书情报学理论建构的视野。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末，以宓浩、黄纯元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知识交流论”的名义，对图书馆职业活动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而为建构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图书情报学理论体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然而，无论是谢拉的《图书馆学导论》，还是宓浩等的《图书馆学原理》，不仅都没有冠以“图书情报学”之名，而且在内容上也远远没有实现将传统图书馆学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献学家们以情报学之名展开的研究相融合的目标。

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体系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直作为一个统一的一级学科而存在。其中，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在具备一级学科共性的基础上，也各具特色。多年来，对于图书情报学是不是一个融贯的学科依然存在不同意见。在图书情报学研究社区，“从学理上解决（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学科融合的正当性及其逻辑体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