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学清

一年前，91位中国人以捐献遗体的方式“在至暗时刻迈出勇敢一步”，帮助世人认识了新冠肺炎的发生发展机理，永远留在了武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卫健委病理专家组组长的卞修武在武汉主导了大部分遗体解剖及病理检查和诊断工作。他表示，捐献志愿者是“勇士”“英雄”，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为了能救更多人，他们捐献了遗体

吴尚哲的外婆夏艳文，是火神山医院第一个主动捐献遗体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2020年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90后吴尚哲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火神山女孩”。为照顾外婆，同样感染新冠肺炎的她申请从方舱医院搬去火神山医院。她在微博上用“阿念”的名字记录下这一切，感动了当时无数为武汉揪心的网友。

外婆病重住院时，吴尚哲的母亲把一串钥匙塞到外婆兜里。母亲听说，带着家门钥匙的人，就一定能再回到家。最终外婆还是没能回来。吴尚哲和母亲看过一段央视拍的《大体老师》视频短片，里面歌颂了新冠肺炎遗体捐献者的贡献。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母亲注意到一只在检验台上露出的手，觉得特别像外婆的。母亲哭着说，“刀切下去，你外婆的身体（遗体）该有多疼啊。”

外婆的遗体捐献后，吴尚哲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听说，一位重症老人也主动向医生提出去世后可以捐献遗体。这在当时非常难得。

卞修武带领的病理研究团队当时表示，最起码需要通过20例遗体解剖研究，才能对新冠肺炎在人体的发生发展机理有基本认识，“不然相当于盲人摸象”。初期有捐献意愿的病人数量和解剖条件均不理想。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的王斌是首批来到火神山医院的医生，他的主战场在重症一科，这里住着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距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除负责常规诊疗以外，王斌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与患者家属沟通遗体捐献意愿。

病人病危时，王斌在第一时间用病房里的公用手机向家属通报病情之后，会询问“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世后捐献遗体”。王斌听到过手机另一端挂断、沉默、询问、重复询问，但是没有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难之时展现了超常的理解和宽容。来火神山医院前，在医院工作近10年里，他没有遇到过主动提出捐献的人。在武汉期间，他遇到了两例。夏艳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迅速流传，遗体捐献的数量也在当月迅速增加。

武汉解封时，共有91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献遗体，其中37位用于大体解剖，54位用于“微创尸检”。卞修武说，无论逝者和家属选择大体解剖捐献还是“微创尸检”捐献，医学科研价值可能有不同，但是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贡献一样伟大，家属都“深明大义”。

捐献者家属：遭受质疑，更多的是点赞

蔡雅卿的父母当时均为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人，父亲蔡德润去世后在火神山医院捐献了遗体。她的故事被自媒体掐头去尾做成短视频，多数网友为这家人点赞，但也有一些网友言辞激烈，批评她在父亲去世之后“擅自”作出决定捐献遗体。当时，蔡雅卿的母亲昏迷，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决定。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这一规定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又得以强化。

吴尚哲外婆这一支的亲戚较少，没有遭遇多少现实中的责难，虽然她的微博也收到一些私信谩骂，说她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遗体都捐了”，但更多的是祝愿和点赞。

蔡雅卿的母亲是2020年6月结束隔离的。2月，她的母亲和父亲同时感染新冠病毒，又几乎同时转成危重症。蔡雅卿捐献父亲遗体时有一点“私心”她希望父亲的遗体能对研究治疗新冠肺炎有所帮助，让更多“遭罪”的人尽快康复，包括她的母亲。她不要一下子成为孤儿，她想，最起码还能有妈妈。

第一次在医院见到结束隔离的母亲时，蔡雅卿吓哭了。母亲的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得变了形”，看到女儿时不停地眨眼睛，“挣扎着哭”，但喉咙因插管被切开，只能发出无声的嘶气。新冠病毒还加重了这个66岁老人原本的基础疾病。蔡雅卿明白，从前她是爸妈照顾的孩子，现在她要马上学会照顾好妈妈。

现在，吴尚哲也成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她在捐献内容一栏中勾选了包括“角膜、细胞组织、器官、大体（遗体）”在内的全部选项。吴尚哲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和加入到遗体器官捐献这件事，有人私信询问她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方式，她的一位朋友受她影响，也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我国2020年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数首次破百万，是前8年的总和。

一封来自火神山医院的感谢信

火神山医院关停前，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副主任、时任火神山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的张宏雁，想着怎样给遗体捐献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纪念。工作人员联系了主管部门，对方因没有查到相关政策依据而作罢。当时，不要说对捐献家庭的纪念和抚恤，就连新冠肺炎遗体解剖的法规依据也是紧急出台的。

最终，一封盖有武汉火神山医院公章的感谢信送到了家属手里。张宏雁设计了图案和文字，金黄色的边框，庄重的“感谢信”三个殷红大字打在上面，开头写上了捐献者的名字。

信里写着：“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逝者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貢献。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正是由于有你们的奉献行动，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谨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军医赵鹏南用A4纸把感谢信彩打出来。他们发现一张纸实在有些单薄，赵鹏南到后勤找到一台未拆封的塑封机，自己摸索了塑封技术，让感谢信看起来更郑重。

医生们曾挨个找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武汉处于封城时期，许多签字是在小区楼下或小广场完成的。有医生记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从小区楼道走出来，脚步有些晃他要捐献妻子的遗体。老人叮嘱，她一辈子爱干净，你们检验完一定要帮她打理好。医生需要拍下家属和捐献人的身份证，老人从兜里拿出妻子的身份证时，手在颤抖。

一位同样失去爱人的老太太勾完选项后问道：“捐赠了会有什么补偿吗？”赵鹏南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有。老太太没再说什么，签下了名字。赵鹏南不敢细问，猜测这位老人可能家境不太好，但是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他之前查阅了许多政策法规，没有发现烈性传染病患者遗体捐献后对家属抚恤、帮助的依据。

吴尚哲的妈妈收到感谢信时特别开心。吴尚哲说，就像一个小朋友的妈妈突然牺牲了，她可以说“我妈妈是英雄”，算是一种精神告慰。

支援火神山的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也准备做一点事情。他们在筹备一个纪念馆，打算把在火神山医院工作期间留下的细胞病理标本、遗体捐献的复印材料等有关物品陈列，向医学生、科研工作者开放。

（林炅荐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