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今属浙江建德）刻本《通鉴纪事本末》，行款版式为十三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版心存在三种式样，或镌刻双鱼尾，即版心中鱼尾下题“通鉴”和卷次，下鱼尾下镌叶次、本版字数及刻工姓名，傅增湘称此“款式与他书异”（《藏园群书经眼录》）或镌刻单鱼尾，叶次上不刻鱼尾或不镌鱼尾即无鱼尾。卷端题“通鉴纪事本未卷第一”。卷首有章大醇序（系抄配在书中），次淳熙元年（1174）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次《通鉴纪事本末总目》，署“建安袁枢编”。卷末有淳熙二年朱熹序，次吕祖谦序。此三序“笔迹朴厚，似以手书上版者”（《藏园群书经眼录》）。有顾广场、石韫玉和宗舜年三人手跋。该本系现存（通鉴纪事本末》的最早版本，“书法劲整，有颜筋柳骨之风" （《藏园群书题记》），“写刊精良，校维细密”（参见陆心源（仪顾堂续跋》），极具版本及文献价值。

编于何时？

《通鉴纪事本末》的编撰，杨万里序称“予出守临漳，相见于严陵……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可见，该书成书在淳熙元年，而其编则为袁枢分教严陵期间。袁枢任严陵教授，李致忠先生认为始于乾道七年（1171），故“此书之作大约费时两年有余”（参见《通鉴纪事本末》条提要，载《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郑鹤声编《袁枢年谱》认为系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三年（1176）二月止（蒙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学者刘云军老师赐示）。杨序云“初予与子囊子同为太学官，子囊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囊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按吕祖谦序称“庚寅、辛卯之间，袁杨风节，隐然在两学。”即杨万里和囊枢同为太学官时在乾道六年至七年（1170——1171）。推断囊枢分散严陵在乾道八年（1172），杨万里出守临漳（今属福建漳州）在乾道九年，赴任路上经过严陵而与袁枢相晤，其时已为淳熙元年。倘若此推断成立，则袁枢编撰《通鉴纪事本末》在乾道八年至淳熙元年之间，历时两年左右。

《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的史学体裁，《宋史》本传云“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即袁枢将《资治通鉴》所记1300年的史实，隐括为239个题目，涵括305件史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分为42卷。

刻于何年

是书之刻在淳熙二年（1175），章序明确称“刊于淳熙乙未。”又据淳熙二年朱熹序称“机仲以摹本见寄。”完全断定该年是《通鉴纪事本末》刻成之年，而其始恐怕在淳熙元年，即成书后不久即上版开雕。傅增湘即称“《纪事本末》始刻于淳照元年，其时枢方教授严州，即就其地开版。”（《藏园群书经眼录》）《玉海》称“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参政龚茂良言袁枢编《通鉴纪事》有补治道，或取以赐东宫，增益见闻。诏严州墓印十部，仍先以缮本上之。”按淳熙二年《通鉴纪事本末》既刻版毕，何必以“缮本”进呈。据《宋史·孝宗本纪》淳熙元年十一月以龚茂良任参知政事，是年《通鉴纪事本末》已成书，尚未有刻本，疑三年为元年之讹。又《宋史》本传称“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袁枢应利用公帑刊刻此书，故著录为“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本”，版本项不著录“袁枢”，世称“严州本”。

何种印本

严州本在此之后有过两次修版，据章序称“修于端平甲午（1234），重修于淳祐丙午（1246）。”即严州本存在孝宗原刻本、理宗端平元年（1234）修版本和淳祐六年（1246）修版本三种印本（至少）。国家图书馆所藏此部严州本，傅增湘称“字体方严，摹印清朗，決无挖补之痕……宋讳构字注太上御名，慎字阙末笔，决为孝宗刊版无疑。”（《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赵万里称“宋讳缺笔至慎字，补版绝少。”（《中国版刻图录》）均将此部视为属孝宗淳熙间原刻印本，即未修版之前的印本。按宗舜年跋称“此帙字体精整，首尾一律，无修版之迹可寻”，“疑印本或尚在端平修版以前”。傅增湘颇为认可宗说，称“子戴（宗舜年之字）断为端平未修版之前所印，其鉴定绝精审。”（《藏囡群书题记》）要知，此部严州本绝非修版之后的印本。

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始自宝祐五年（1257）赵与筹序，称“严陵旧本字小且讹。”朱锡庚附和说“盖当日奉诏辜印，急就将事，故未能尽善欤”朱说不足据，奉诏时版已刻毕，不存在刻印致误的问题。由于并未指明严州本的何部印本存在“字小且讹”的问题，容易认为此部印本即赵序所称者。陆心源辩驳称“赵与筹以为字小多讹，殊不足信”，“德渊（赵与筹之字）因其字小而改为大字重刊之，可也，必欲诬之为讹，岂公论乎"（参见《仪

顾堂续跋》）傅增湘也称“余窃意赵节斋所言‘严陵旧刻，字小且讹者，所言未可据也。或者淳熙初元讫于宝祐已八十余年，中经端平修版，刺损漫溏，因而沿误，势所难免。若如此帙之初印明湛，宁有是耶！”（《藏园群书题记》）也就是说，赵序所称针对的是严州本的修版印本，而非此部修版之前的印本。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此部印本印在何时赵万里先生称宋讳缺笔至慎字，似乎是孝宗时印本。即便是修版前印本，至端平初次修版已历光宗、宁宗和理宗三朝，也应当存在此三帝嫌名的讳字。然查检全书，难免遗漏，暂仅检得“敦”字阙笔，见于卷十二第三十三叶b面第五行中的“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句，似可推定此部印本刷印在光宗朝之后，还不宜称为初印本。当然也存在个别书叶属补刻的情况，如卷三十一第二十八叶等。还有明显的误字，如卷十第四十八叶a面的“刚很自用”，显然“很”为“愎”之误。总而言之，将此部视为修版之前的早期印本是可以成立的。

与藏园之书缘《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地方官刻本，避讳极为谨严，傅增湘即称“卷中避宋讳极谨。”（《藏园群书经眼录》）检书中的避讳字有玄、炫、弦、玻、铉、朗、敬、惊（慑）、警、竞、弘、泓、殷、医、胤、灵、恒、贞、祯、惩（）、让、署、树、竖、颈、最、桓、垣、暖、垣、完、构（多注“太上卿名”）、螨、购、遇、彀、慎、敦等，其中“竖”“垣”和“垣”诸字阙笔比较少见。另刻工有陈佐、方迪、方华、方坚、方茂、方舁、方通、方忠、季大、金敦、刘光、刘顺、刘元、卢洪、宋昌、宋圭、宋林、翁彬、翁祐、吴浩、吴正、吴仲、萧韶、徐逵、徐明、徐通、徐先、徐彦、徐宥、徐宗、杨昌、杨思、杨永、占、张明等。此外，书首副叶有戳印二其一曰“存掰书塾……（印文略）”，其二曰“乐安存明书塾……（印文略）”。书叶有抄配，抄配叶版心下题“宝善堂”字样。

此部作为严州原刻的早期印本，流传可谓稀如星凤，傅增湘称誉为“不仅为衲鉴之附庸，实为鲁殿之灵光焉”（《藏园群书题记》）。存世较多者为宋宝祐五年（1257）赵与筹湖州刻大字本，或因其字大悦目而颇为人喜，故藏家多争相购置，以致于严州本渐趋罔闻，顾广圻即称“大字本之板前明尚在南监，故外间印本不少。”（参见《思适斋书跋》宋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条）但其版本价值逊于严州本。书中钤“季雅”“贞元”、“云间任氏子先图书印”（北两印一般铃在每卷首）、“昆山徐氏家葳”“乾学之印”“健庵”“宝训堂魏氏珍藏”“文靖后裔”（此两印一般铃在每卷末）、“胡琏藏书”“乐安印记”“善继”“墅绿轩”“宗印舜年”“子戴”“耿吾”“宋本”“琳琅主人”等印，明王世贞旧藏。入清经徐乾学、胡瑷、程秉初等藏，程秉初者，即石韫玉跋所称“今归吾郡程氏集义，以宝宋名其室，郑重若此，是书可谓得所矣。”1928年归宗舜年度藏，1931年冬经张元济介绍归傅增湘，至次年仲春方经赵万里之手人藏藏园，傅增湘在跋中写道“自昨岁闻讯寻求之始，以迄于兹，凡历三百六十余日，此七百五十九年前之古刻，二千八百九十余叶之钜编，乃完然入吾宝藏中，屹然与兴文、盐官鼎列而三，为书林增一佳话。”“兴文”指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卷首有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盐官”指宋绍兴二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鼎列而三”，可见藏园与“通鉴”之书缘。2008年，该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0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