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斌

上世纪80年代末我策划了一项征稿活动，有幸得到诸多前辈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提供藏本以供选刊，也有道义上予以声援，还有指点迷津的。这些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一直有益于我的职业生涯，及至今日也感恩不忘。

除了诸多形式的支持之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北京大学周祖谟先生接到我的约稿信后，于1990年1月7日亲笔回函：

去岁得手书，适在病中，且因寒斋藏书均为普通版刻，更乏古典小说，故而迟迟未能作复，咎歉殊深，敬祈原谅。

贵社出书甚多，不乏名著。前阅《全国古籍新书目》得悉印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一书，谅必多高论，拟请代购一册，不知便否？书款及邮费日内当交邮寄呈。费神多多，殊感不安。

今后尚祈时赐教言为感。专此布意，顺颂年祺！

周祖谟拜上

1990年1月7日

看了来信，我很感动。周先生是学界泰斗级人物，回信如此严谨蔼切，让人如沐春风。大学问家的确不是那种“半瓶子醋”的人可比的。南京大学程干帆先生也是这样的大学问家，即使我对他治学、收藏的情况不够了解，在收到我的征询信后他照样亲笔回函予我。由此，我对周先生程先生们更生景仰之情。

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恰好是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我赶紧给周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要汇寄书款，书随后寄到。我在信中还打探周先生有无可供出版的稿子。2月间，我收到先生的回信：

承来信，问及手边有无文稿，意思甚厚，无任感谢。

本人手边有旧稿两三种，但大都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