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2021-05-30刘芷珊，戴雪芳，卞昀昕

艺术科技 2021年23期

刘芷珊，戴雪芳，卞昀昕

摘要：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代表小说《追风筝的人》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家庭与友谊、背叛与救赎。其成功不仅在于惊人的情节交错，更在于战争背景下对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和深切反思，小说颇具时代性和文学性。文章以主人公阿米尔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从全球化视角剖析作品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现象，这在全球一体化高速发展、文化冲突与融合成为关注焦点的当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阿米尔;文化冲突;文化认同;西方文学作品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3-000-03

0 引言

卡勒德·胡赛尼是美籍阿富汗裔著名小说家，其作品大多以儿童视角叙述战争背景下个体的成长，讨论爱、背叛、救赎、宗教等永恒话题。代表作《追风筝的人》以主人公阿米尔在少年时期背叛出身卑微的同父异母兄弟哈桑，成年后重返故乡营救哈桑遗孤从而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为主线，其围绕背叛与救赎、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描写了阿米尔所经历的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在移民国对多元文化的困惑，到最后回归本民族文化的历程，反映了阿富汗移民困于母国与移民国“两种文化之间‘非此非彼状态”[1]的尴尬境况。

在“认同—困惑—再靠拢”这一充满波折的文化认同历程中，阿米尔完成了心灵的救赎，成长为真正的男人，作品本身带有明显的成长小说色彩。同时，作者在这个美好而忧伤的成长故事中，融入了自身的经历，寄托了自己对往事的追忆，展现了文化的碰撞、认同及最终的融合。

1 文化认同历程

1.1 少年时期对阿富汗文化的天然认同

小说背景中的1973—2001年，阿富汗正处在最动荡不安的岁月。30年来，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未能完成对国土的完全控制。1978年4月28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军官团在苏联的策动下发动了政变，史称“塔拉基四月革命”。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96年塔利班攻占首都，阿富汗伊斯兰国灭亡，残余势力逃往东北部，并入北方联盟。2001年，出于对“9·11”事件的报复，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诚然，阿富汗战乱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究其根本，民族与宗教无疑是两大关键因素。

阿富汗地处东西文明交汇点，地势复杂，道路崎岖。复杂的地缘位置和地理结构决定了它以部落为单位的社会结构。在阿富汗，人们对部落的忠贞度远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度。小说主人公阿米尔所代表的普什图族居住于阿富汗富饶地带，当地拥有大量的人口与丰富的物产资源。1747年，艾哈迈德建立杜兰尼王朝之后，普什图族迅速扩张，逐渐壮大，拥有了主导地位。而阿米尔的童年玩伴哈桑所属的哈扎拉族曾因反抗横征暴敛的政府遭遇镇压，被卖为奴，大批哈扎拉族人被迫移民他乡，饱受折磨，这也为作品中阿里、哈桑、索拉博祖孙三代为奴的情节提供了现实依据。

伊斯兰教是阿富汗的主要宗教，在阿富汗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伊斯兰教又大致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前者是主流正统教派，占绝大多数，主要由普什图人构成，后者则大多由哈扎拉人构成。民族实力的差距导致教派力量悬殊，前者歧视后者，甚至不惜用迫害的方式确保信仰的纯洁。

这种宗教和民族的不同导致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部落间的歧视文化[2]也同样体现在少年时期的阿米尔身上。即便正直忠诚的童年玩伴哈桑永远维护阿米尔，将阿米尔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心甘情愿为阿米尔做任何事情，但在阿米尔眼中，他只是个仆人。“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3]阿米尔认同母国文化所赋予的天然歧视甚至是迫害，在他看来，哈桑“目不识丁，注定是个文盲”“只能在厨房里打杂，不配反驳我”[3]，所以在目睹阿塞夫对哈桑的欺凌甚至强暴时，他选择沉默，默许了同为普什图族人的阿塞夫的行为。这不仅是懦弱天性对残暴势力的妥协，更是在利弊权衡后对歧视链的坚持和肯定，对种族主义者这一身份的效忠[4]，以至于其舍弃了友情和正义。在阿米尔看来，牺牲是必须的，而由哈桑担负，则降低了旁观者忏悔的程度。

1.2 青年时期对多元文化身份的困惑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势。在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下，入侵居于要塞的阿富汗成为苏联局部行动中关键的一环。苏军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以突袭方式大举出兵阿富汗，并在较短时间内占领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控制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伊朗的边境要地。而阿富汗政府军却采取“不抵抗”政策。面对逐渐恶化的阿富汗局势，阿米尔及父亲加入逃亡大军，于1981年3月前往美国，开始了“流散者”的寄居生活。

此时期的美国，由于科技蓬勃发展，国内形势稳定繁荣，与深陷战争泥潭的阿富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饱受战争侵扰的阿米尔因为身体和心理遭受重创而改变了原有的价值体系[5]，他将美国视为“埋葬往事的地方”[3]，希望借此地洗刷童年時对哈桑犯下的罪孽，开始新的生活。身为寄居异乡的“流散者”，阿米尔及其父努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3]。面对文化上的劣势，“流散者”往往选择刻意隐藏差异以便更好地融入异乡的主流文化，以谋取精神上的短暂归属感。

即使身处社会底层，阿米尔的父亲依旧心系政治——他加入共和党，宣称美国是世界上真正的救世主;他亲近犹太人，试图割裂自己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阿米尔也秉持着“亲美厌阿”的态度。然而，相差甚远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传统，以及“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普遍意识”[6]使他们无法彻底摆脱扎根于血脉中的文化身份。即使肉体短暂地处于和平的环境，内心却永远饱含对故土的留恋和牵挂;即使表面的身份得到了确定，但流散者“内心的煎熬”[7]与迷茫却始终无法结束。于美国，阿米尔是他者[8]，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与以阿富汗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碰撞时，“流散者”始终摇摆不定，最后被排挤至社会文化边缘[9]。“流散者”的努力都是徒劳，他者的身份决定他们将永远遭受排挤。这种对他国文化近乎强迫式的认同，不仅没有完成身份转换，还加重了父子二人内心的困惑与飘摇不定，这种“失去了精神寄托”[10]的创伤也为日后阿米尔踏上归国之途，寻找精神归宿埋下了伏笔。

1.3 中年时期向阿富汗文化的再次靠拢

富饶的美国给予了身处异乡的阿米尔极大的物质享受。他在美国接受教育，获得爱情与婚姻，拥有体面的工作，然而这一切也没能使阿米尔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身份缺失的精神困境”[11]促使他不断追求仍然流淌在血脉里的故国文化身份。“身份的核心在于自我身份”[12]，回归母国，寻求屬于自己的东方文化的内涵，是阿米尔为了完成内心救赎的选择，更是阿富汗文化中对男性肩负担当的要求。

当阿米尔得知哈桑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丧生，他的儿子索拉博失踪时，内心深处强烈的赎罪感和追求母国文化身份的渴求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踏上故乡的土地，去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哈桑遗孤。面对战火摧残下喀布尔发生的种种变化，“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3]。他的内心被陌生的情绪笼罩，却又滋生着对家乡的天然亲近感。寻找索拉博的困难与危险并没有阻挡阿米尔的行动和他向母国文化靠拢的步伐。面对曾经犯下的罪孽，阿米尔双膝跪地，用伊斯兰教式的祷告向真主请求原谅;为使已解救成功却身患自闭症的索拉博重展笑颜，阿米尔和他斗起了风筝，这是一项承载了阿富汗文化的竞技项目，亦是阿米尔与哈桑童年时热衷的比赛。返回美国后，阿米尔开始重新过阿富汗新年，在节日里拥抱阿富汗文化。即便回归母国文化之路使阿米尔遍体鳞伤，但他获得了精神家园的慰藉，跨越了东西二元对立，从而摆脱了多元文化身份的困惑，完成了“由他者到自我的身份转变”[13]，收获了内心的和谐。

2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碰撞[14]。阿富汗文化和美国文化在阿米尔身上的此消彼长显示出个体心理跟“社会权利分配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15]，以及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对于阿富汗本土文化而言，全球化可能在带去新事物的同时，模糊了本土文化的内涵。

不过，随着阿米尔文化认同意识的逐渐觉醒，阿富汗文化又开始在他的生活中重新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生活在美国，受到其强劲的娱乐业的影响，但依旧吃着阿富汗食物，尊奉着伊斯兰教的教义。阿富汗文化与美国文化作为阿米尔在东西方文化世界的两个据点，相对和谐地共同培育着他的精神世界[16]。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也拥有与阿米尔相似的文化背景。他出生于阿富汗，随后与父亲一道移民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人，在美国读完大学后，胡赛尼又以“拂去蒙在阿富汗斯坦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为己任，用写作向西方世界展现阿富汗平凡人的心灵故事。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里，阿米尔的文化认同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的文化认同历程。他用文字将母国文化介绍给美国，加深了世界人民对阿富汗的认识，为全球化的广泛影响留下了立意深刻的注解。总体来看，为了应对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给本土文化带来的冲击，阿米尔选择了坚守，而胡赛尼选择了输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认同方式，也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内实现了他们作为阿富汗人的身份认同[17]。

3 结语

全球化让世界迎来了空前的交流热潮，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危机。随着各国联系的日渐紧密和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地出现了一系列讲述移民人群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的文学作品。小说《追风筝的人》作为代表之一，通过描绘主人公阿米尔经历的多元文化困惑，为读者们展开了一幅阿富汗人文画卷，形象生动地讨论了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矛盾问题，顺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在坚守本土文化的同时适当地包容异国文化，正视种族差异，求同存异，才是应对文化认同问题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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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严妍，胡斐，刘璐.香水无香：浅析《香水》的消极浪漫主义色彩[J].英语广场，2021（10）：8-12.

[11] 薛陈敏，张弛.从消费主义视角分析《洪堡的礼物》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策略[J].英语广场，2020（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