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潇，续伊特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一、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发展现状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人口流动已进入了历史调整期，一些问题日渐凸显并出现新的特征。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未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区将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主。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已开始将流动目的地选定为天津等“新一线”城市。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 年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2.30亿人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人，但自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总量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现象，截至2017年底流动人口数量已持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284万人，北京等国内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更是出现明显的下降情况。北京市委党校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指出，2017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同比去年下降13.2 万人。2017年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流失7.25万。因此，研究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建设人口均衡性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基于此，本文聚焦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依据近年国内城市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也对“老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国内超大城市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异同及影响机制，为国家未来制定进一步调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随着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天花板”的划定，国内一线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下滑趋势，北京由于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出台，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出现明显下降。上海由于“引进人才”的蓝印户口、居住证、工作证制度、就业证制度和综合保险政策等使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难度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以天津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则纷纷开始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流动人口落户本地工作并定居。目前，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分别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流动主体、流动目的地以及城市融入因素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开展学术研究。

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是流动人口是否长期居留的主要作用指标。杨雪等通过控制月收入、住房支出等变量，发现收入水平会使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发生分化。［1］张华初等依据2012 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融入意愿、社区活动、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得出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具备良好的社区人际关系以及从主观上接受、喜欢并融入当地生活，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产生。［2］

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会对长期居留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于潇等将广东城市内“90 后”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发现“90 后”部分青年怀揣“重经历，闯天下”的理想时并不确定自身在某地的居留愿望，同时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职业身份等因素均对该部分流动人口产生显著影响。［3］扈新强将流动人口进行新、老两代划分，通过对个体、经济实体、家庭等分析研究后发现老生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普遍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环境等因素会造成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差异，其中，家庭成员的陪伴是新、老两代流动人口能否在本地安居的关键所在。［4］

流动目的地是流动人口稳定在栖息地并创造长效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刘冉等通过2015年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低、家人未随迁、进京时间短、就业单位和收入不稳定等因素直接影响居留意愿。同时发现居住在城郊接合部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明显低于居住在主城区的流动人口。［5］杨东亮将东北流出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东北高学历人口、非农户籍人口流失严重，为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则具有强烈的迁入地长期居留意愿。［6］卢小君等在研究中发现大连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偏低，月收入水平、随迁家庭结构以及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7］

城市融入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之一。田明等以东部地区6 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沈阳、北京经济融入程度较高，但制度融入和空间融入程度却较低，青岛制度融入程度较高，但经济融入程度较低，东莞空间融入程度较高，但社会融入程度较低。［8］李辉等通过对比新老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差异，发现劳动时间、住房性质、本地人歧视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归属感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归属感之间存在明显代际差异。［9］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性别、婚姻状况、住房状况、本地融入感、家属是否随迁、原生家庭意见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而不同的流动主体以及流动目的地也会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明显差异。目前研究领域多选择全国范围作为研究对象或选择传统一线城市进行分析研究，较少从“新一线”城市和超大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日常生活支出也逐渐成为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尚未形成共识。

本文将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入手，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对比分析，以求分析三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异同。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结果，对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国内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多维度比较和系统分析。调查采取分层次、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抽样等方式，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作为本次调查对象。本调查共涉及22 000个调查样本，剔除调查对象关键信息缺失等无效样本后，共获得18 264 个有效样本，其中，北京6 682 人，占样本总量的36.5%；上海6 451 人，占样本总量的35.3%；天津5 131人，占样本总量的28.1%。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支状况、工作单位、工作年限、原生家庭情况等。

2.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流动人口在本地长期居留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调查问卷中“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 年以上）”作为题项进行测量并构建二分类变量。原问卷中共包含“打算”“不打算”“没想好”三种选项设置，本文将“打算”赋值为1，“不打算”以及“没想好”进行合并后赋值为0。

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归类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进行综合测量。

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三个变量。年龄方面，将15-19 岁年龄组赋值为1；20-29 岁年龄组赋值为2；30-39岁年龄组赋值为3；40-49岁年龄组赋值为4；50岁及以上年龄组赋值为5。性别方面，将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2。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赋值为1；已婚、离异、丧偶合并后归为“已婚”，变量赋值为2。

人力资本特征包括本周工作时间、本次流动时间以及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本周工作时间为被调查者在本周时间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总量。本次流动时间为被调查者离开原户籍所在区（县、市）后到现居住地的总居留年份。受教育年限是将被调查者的学历水平转换为具体受教育年限，其中未上过学赋值为0；小学学历赋值为6；初中学历赋值为9；高中学历赋值为12；大专学历赋值为15；大学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9。

经济特征包括上个月就业收入、每月住房支出以及每月总支出三个变量。上个月就业收入方面：将3 000 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3 001-6 000 元区间赋值为2；6 001-9 000 元区间赋值为3；9 0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住房支出方面：将1 500 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1 501-3 000 元区间赋值为2；3 001-4 500元区间赋值为3；4 5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月总支出方面：将3 000元及以下区间赋值为1；3 001-6 000元区间赋值为2；6 001-9 000元区间赋值为3；9 000元以上区间赋值为4。

3.样本情况

本研究共涉及18 264 个样本，其中北京6 682 人，上海6 451 人，天津5 131 人。表1 为各解释变量样本统计情况，从年龄方面看，低年龄组人数最少，占比最低，统计意义不强。国内超大城市各年龄组占比最多的是30-39岁年龄组，分别占比43.7%、40.4%及42.8%，壮年流动人口成为国内超大城市的主流。从性别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较多，其中天津男性流动人口占比最高，为58.9%，上海其次，为57.9%，北京最低，为56.6%。从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口远高于未婚人口，三大城市占比均超过80%，其中天津占比最大，为88.7%。从月收入角度来看，3 001-6 000 元收入组占比最大，其次是3 000 元及以下收入组，北京、上海9 000 元以上高收入组占比排名第三，分别为15.8%及12.2%。从本地住房支出角度可以看出，占比最大的是低于或等于1 500 元每月支出的群体。从月总支出角度来看，占比最大的群体为3 000元及以下支出组，北京、上海、天津分别占比47.3%、47.9%、66.9%，受本地消费水平影响，天津占比最大，北京占比最低。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当地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从表1 中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天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分别为11.6年、10.67年以及9.71年，其中北京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上海、天津相对较低。从周工作时间来看，北京周工作时长最短，为46.94 小时；上海次之，为48.5 小时；天津周工作时长最长，为51.34小时，天津相较北京流动人口每周约多工作4.4小时。从流动时间来看，北京流动人口平均流动时间最少，为6.16年，上海流动时间最多，为10.77年。数据说明流动人口流动的时间越长，其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也在不断增加，长期居留意愿愈强烈，上海平均流动时间最多，这与上海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最强是一致的。

表1 分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相关分析

通过表2 数据可以发现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国内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性别角度来看，北京、上海的男性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均高于女性，分别高出1.3和0.6个百分点，而天津则呈现出相反趋势，男性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低于女性2.7个百分点，女性的居留意愿明显强于男性，这与以往全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相似。不同年龄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差异主要出现在20-29 岁年龄组，该年龄组中北京、天津计划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比例均不超过50%，青年流动人口由于工作、收入、交通等原因对现居住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弱，而上海的青年流动人口则显示出较强的居留意愿，有55.2%的调查对象选择长期居留。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组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逐渐增强态势，在40-49 岁年龄组达到顶点，北京、上海及天津分别有74%、72.5%以及65.8%的流动人口打算长期居留，留城意愿明显强于其他年龄组，而50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居留意愿则显著下降，天津下降幅度最大，与上一个年龄组同比下降11.6 个百分点。从婚姻状态看，已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明显强于未婚流动人口，而在未婚流动人口中，北京、天津的留城意愿分别为44.9%和46.5%，远低于上海55.4%的居留意愿。

收入水平是衡量流动人口经济状况最常见的指标之一。表2 显示国内超大城市人口居留意愿随月收入水平提升而逐渐增强，北京、上海及天津超过9 000元收入的高收入人群的居留意愿分别达到84.9%、89.4%、81.5%，说明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居留信心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表2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统计（%）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状况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动态影响，文章分别从北京、天津、上海的本地住房支出以及本地月总支出入手进行探究，从两项指标的相关分析来看，伴随着本地住房支出以及月总支出的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断增强，分别在超过4 500 元以及超过9 000 元的临界点时达到最大值，但天津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增长趋势与北京、上海相比略有差异，在3 001-4 500元住房支出区间中，有91.7%的流动人口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达到居留意愿的最高值，随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随着住房支出的逐渐提升而产生下降趋势。此外，在月总支出的相关分析中也出现相同结果，月总支出在6 001-9 000 元区间中，天津有83.6%的流动人口做出留城打算，但随着总支出的进一步提升，本地居留意愿开始下降，在超过9 000 元的高支出群体内，居留意愿下降至79.2%，下降了4.4个百分点。

五、实证分析

通过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与长期居留意愿进行交互分析，数据显示各变量间与国内超大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存在密切关联，因此，本文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各变量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该分析将长期居留意愿分为打算长期居住以及不打算长期居住两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和“0”，同时将其余变量一同纳入模型中，得到各变量对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二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具体处理结果见表3，模型综合考察了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下面对表3 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表3 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三个变量。年龄方面，以50岁及以上年龄组作为参照，多数年龄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北京20-29岁年龄组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模型结果显示20-29岁年龄组长期居留意愿是5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0.799倍，表明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没有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烈，这可能是由于青年流动人口工作经验积累不足，缺乏同岗位竞争力，就职岗位不稳定，收入较低所导致。同时以天津50 岁及以上年龄组作为参照，天津30-39 岁年龄组以及40-49岁年龄组分别显示出较强的长期居留意愿，30-39岁年龄组居留意愿为参照组的1.309倍，40-49岁年龄组居留意愿为参照组的1.34倍，天津相较于北京、上海仍处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口处于事业快速上升期，他们对工作收入以及户籍落户具有较强的愿景。性别方面，以男性作为参照组，北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性别对北京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上海、天津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上海女性的长期居留意愿是男性是1.153 倍，天津女性的长期居留意愿是男性的1.122倍，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比男性更加强烈，这或许是由于三大城市产业布局所导致的，女性流动人口在天津、上海可以获得更多的职业认同感以及满意的收入，因而居留意愿相对男性更强。婚姻方面，以未婚人口作为参照组，北京、上海、天津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北京已婚人口居留意愿最强，是参照组的1.547 倍，上海、天津分别为1.362 倍、1.337 倍，流动人口中有配偶的人群生活相对较为稳定，因而居留意愿更为强烈。

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受教育年限、周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流动时间三个变量。受教育年限方面，北京、上海、天津的受教育年限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其中，天津最为显著，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风险发生比便会提高12.8%，高学历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理念的能力较强，市场竞争力较高，更有利于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在本周工作时间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影响较小。其中北京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长期居留风险发生比会增加0.7%，而上海、天津则为负向影响机制，劳动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上海和天津的长期居留风险比分别降低0.4%及0.7%。对于青年流动人口而言，北京是一个承载北京梦的城市，“北漂”为了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以及职业发展，他们会适当减少自身体验城市生活的空余时间用于工作，自愿或被动加班成为这部分人群获得留京机会的主要途径，因而在北京的工作时间越长，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本次工作流动时间中，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时间均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流动时间越长，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其中天津影响最为显著，流动时间每增加一年，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便会提高15.8%，北京次之，流动时间每增长一年，长期居留意愿发生比提高12.4%，上海最低，居留意愿发生比提升仅为9.2%。

经济特征包括上个月就业收入、每月住房支出以及每月总支出三个变量。上个月就业收入方面，以收入大于9 000 元区间作为参照组。北京、上海多数收入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结果可以发现，北京低收入组（收入小于等于3 000 元）长期居留意愿是高收入组（收入大于9 000 元）的0.711 倍，而上海同收入组数据为0.451 倍；北京中高收入组（收入在3 001-6 000 元之间）长期居留意愿为高收入组的0.718 倍，而上海同收入组数据为0.562 倍。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北京、上海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也在逐步增强并且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流动人口从农村或中小城市向外流出，多以追求高收入作为迁移目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带来流动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进而影响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愿望。随着低收入人群的劳动技能逐渐提高，岗位竞争力逐渐增强，这部分群体逐渐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薪资水平的职位，同时工作稳定性也逐渐改善，城市生活风险进一步被降低，也增强了这部分群体的居留意愿。从模型结果中也可以看到，天津没有收入组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就业收入对天津流动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从发生比来看，各收入组长期居留意愿均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增强，符合同规模城市发展规律。在本地住房支出方面，以大于4 500元作为参照组，多数支出区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上海、天津的中高支出组（支出在3 001-4 500元之间）分别在5%以及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上海的中高支出组长期居留意愿是高支出组（支出大于4 500元）的0.403倍，而天津的中高支出组长期居留意愿为高支出组的3.314 倍，同支出组数据居留意愿差距较大，虽然多数支出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发生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的波动趋势均不相同，具体原因也有待于后续研究继续探索。从本地月总支出来看，以大于9 000元支出组作为参照组，多数支出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低支出组（支出小于等于3 000 元）中上海的长期居留意愿最低，为高支出组（支出大于9 000 元）的0.208 倍，天津的长期居留意愿最高，为高支出组的0.512倍。北京的长期居留意愿居中，为高支出组的0.314倍，低支出人群相较高支出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差，这或许因为低支出群体多从事专业技能较低、工作稳定性差的行业，收入相较其他群体较差。流动人口的各项支出高低直接决定该家庭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流动人口月总支出越多，生活所需收入就越多，薪资收入越高，可以提升的生活水准的空间也越大，本地居留意愿越强烈。在中等支出组中（支出在3 001-6 000 元之间），北京、上海的中等支出组分别相较低支出组的居留意愿风险比上升了0.273 倍及0.16 倍，上升幅度较大，而中高支出组（支出在6 001-9 000元之间）北京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发生比来看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同时，上海的中高支出组相较中等支出组居留意愿风险比上升了0.276 倍，由此可见，在国内超大城市中月总支出的提高会增强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与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论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国内超大城市代表的三大城市间各变量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经济特征分别从不同方面影响着本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具体结论如下：

北京方面，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婚姻状况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未婚流动人口而言，已婚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更强且明显高于上海、天津同组数据。工作时长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即工作时间越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与全国其他城市影响机制产生明显差异。建议政府部门应从北京市实际情况入手制定相应政策，针对本市已婚流动人口适当调整户籍政策，为高新产业从业人员、高学历人才以及医疗人员、高级技工等一线人员降低落户门槛，使这部分流动人口能够更稳定地在北京就业生活，从而将长期居留意愿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此外，政府应以限制加班时长作为产业改革突破口，从法律层面完善流动人口劳动时间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减少工作时长，并采取引用科学管理理念以及购置高新设备等方式提高劳动效率，优化企业经营模式，将良性工作时长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重新接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方面，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向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对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女性流动人口相较男性而言更倾向于在上海长期居留。收支水平对上海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但作用效果相较北京、天津而言更小。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继续秉持平等开放的“上海精神”，利用地方经济区位优势，扩大人才引入途径，吸引更多女性人口前往上海工作落户，同时，政府应采取双轨制优化流动人口收支水平，一方面对高收支流动人口群体提供更加便利的入学、就医等保障，简化户籍申请流程，降低落户积分标准，将高端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转化为本地人力资本储备，为城市综合素质提升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应着重关注低收支流动人口，按工种差异提高低收支流动人口的务工收入，适度增加廉租房、公租房等公共事业建设，确保低收支流动人口在上海实现体面劳动以及价值体现，进而帮助上海增强劳动力社会化和再生产的能力，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保持上海的稳定发展。

天津方面，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向影响。随着天津市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以及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也越来越强。建议政府应针对高学历人口制定相应补偿制度，为具有一定购买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提供适度的住房补贴，鼓励该部分人群购买城市住房，进而实现居有所安，为天津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人才支撑，同时，还应针对低学历流动人口提供岗位技能培训平台，拓宽个人进修渠道，提高该部分人群长期居留意愿。此外，政府应针对流动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开辟绿色落户渠道，简化落户经办流程，降低落户积分标准，通过户籍政策手段调整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融入能力。

由于各地经济状况、产业分布、教育布局、地理环境等因素，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也存在部分相同之处。首先，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其次，性别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性较弱；最后，住房支出等因素对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的超大城市影响显著性较低。建议未来政府应从以上几方面入手，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法规，为流动人口提升城市归属感，增强社会融入度，进而促进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提升，以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就业收入、住房支出等多个因素入手，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进行了分析，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仍然感受到对于超大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天津市作为国内“新一线”城市的代表，经济收入因素对本地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效果较小，其深层次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次，北京市的工作时长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与国内其他城市产生明显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究竟是何种主要因素导致了显著性变化，其包含的影响机制如何运作，仍有待于深入研究。最后，住房支出对于国内超大城市的影响显著性较差且各自城市之间的波动趋势皆有所差异，该现象的影响因素仍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