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海玉，王湘云

(1.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乳山 264504；2.山东大学(威海) 翻译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引言

传统的翻译理论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内的语言文字转换，追求源语和译语的对等，由此引发了不少问题。后来的“文化转向”将翻译视野扩展到文本外诸因素，主要是翻译活动涉及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但它们大多是静态的对比研究，忽略了翻译是一种复杂的动态心理活动这一本质，因而很少将焦点放于翻译过程上。近年来，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迅猛发展，其研究成果辐射到翻译领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认知翻译承认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关注译者的动态心理过程，旨在探索译者头脑中的“黑匣子”，还原翻译过程。

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方式。国内外一些学者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取得的成果非常具有启发性。国外学者Mandelbit认为翻译是双向整合的过程：解读(解构或者解包)和再生成(或重新整合)[1]。国内孙亚、戴凌和徐峰(2001)、王斌(2001，2004，2011)、董桂荣和冯奇(2005)、吴芳(2009)、刘凤阁(2009)、宋畅(2012)、陈吉荣和王筱(2013)、李沂洳(2014)、尹富林(2014)等人用概念整合网络探索了翻译过程。

但是孙亚(2001)等人构建的四空间翻译模型图将翻译过程过分简单化，未能展示翻译过程的全貌，陈吉荣(2013)等人构建的七空间翻译模型也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基于此，构建出了六空间概念网络模型，并运用此模型对《文心雕龙原道》杨译本进行认知分析，展示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概念整合过程，以此验证该模型对译者认知加工的阐释力和对于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文心雕龙》由南北朝时期刘勰创作而成，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可分为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7部分，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规模蔚为壮观，形成了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大盛学——龙学。其中英译研究成为龙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共有休中诚、杨宪益(戴乃迭)、杜克义、王佐良、宇文所安、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等十种英译本，后三种为全译本，其余皆为节译本[2]。这里选取的英译本为杨国斌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杨译本(Dragon 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于2003年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原文、今译与英译，今译取自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欧阳桢教授评价此译本“清晰、可读，诗意之处适宜，分析之处恰当，很适合任何感兴趣、有知识的非专业读者”[3]。该译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与中国古典文论的魅力，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此译本翻译质量得到广泛认可，具有权威性，所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心雕龙原道》的翻译为例，窥探译者翻译中的动态心理过程，希望能够以小见大。

选取《原道》的原因是学界将此篇称为“文之枢纽之枢纽”，正如姜书阁提到的，“《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五篇，为全书纲领，而第一篇《原道》又为其总纲”[4]。牟世金更进一步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不知‘原道’之‘道’为何物，便无‘龙学’可言”[5]。此篇在全书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一、概念整合与翻译

1985年，Fauconnier提出了“心理空间”的概念，指出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和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小概念包”[6]。后来Fauconnier、Turner等人将此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概念整合网络的系统理论。示意图如下：

如图1所示，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由两个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合成空间构成。两个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可以通过相似关系、语用关系等进行部分匹配，即产生跨空间映射。类属空间是对两个输入空间中共有结构的高度概括，可以反推到输入空间。在类属空间的制约下，输入空间中的元素被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并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形成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组合”是指将来自输入空间中的投射组合在一起产生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存在于任何单个的输入空间中。“完善”指运用背景知识、认知框架把输入空间中的组合结构投射到合成空间中，框架中的某些成分会自动激活此框架中的其他成分。“扩展”是根据新创意义产生的逻辑在合成空间中进行认知加工。这个过程可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也正是合成的力量和魅力所在。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活动，是译者通过原作跟原作者进行交流的过程。此时译者是“听话者”，会进行实时的在线整合过程。可以说，概念整合理论是对翻译过程的动态研究。据了解，已有学者将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结合，构建了翻译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孙亚(2001)等人构建的四空间翻译模型和陈吉荣(2013)等人构建的七空间翻译模型。但这两个模型仍然有一些不足，可以概括如下：

四空间翻译模型没有将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两个对象考虑在内，导致此模型所呈现的翻译过程是不完整的。而且最终的译文并不是只经过一次整合过程就可以完成的，此模型没有将译文修改过程表现出来。此外，该模型未能充分体现译者的主体作用。它只展示出了译者从译文空间寻找与原文空间对应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比较机械化的，没有体现出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过程，大大削弱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新性。

七空间翻译模型虽然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认知活动有更强的阐释力，但如图2所示，此模型还存在以下问题：(1)直接用带箭头的实线表示各空间的映射关系是不严谨的。各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直接映射还是其他映射关系表现地非常模糊。(2)将输入空间1、2整合进合成空间1和输入空间2、3整合进合成空间2视为分离的两个过程是不合理的。翻译过程应该是译者解读原文形成意象图式后，直接激活译语的语义结构，在译语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形成译文。这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而不是像图中显示的断层的。(3)没有将译文修改过程表现出来。最终的译文必然是经过译者反复修改，即经过多次整合过程形成的，但模型中没有呈现出来。

基于以上论述，结合概念整合理论，构建出了概念整合的六空间翻译模型(下文简称“六空间翻译模型”)以取长补短。

二、基于概念整合的六空间翻译模型运作机制

六空间翻译模型旨在弥补四空间和七空间翻译模型的不足，更完整地还原译者翻译中复杂的认知过程，更好地突出译者的主体作用。模型图如图3所示：

如图3所示，输入空间1：原文空间；输入空间2：译者空间；输入空间3：预期读者空间；类属空间：原文空间、译者空间和预期读者空间中的相似成分；合成空间1：译者概念结构；合成空间2：译文。

图3 概念整合六空间翻译模型

六空间翻译模型的整体运作机制为：具有双语能力和世界知识的译者带着某种翻译目的去解读原文，得到原文的概念结构即意象图式储存在大脑中，这个过程要忠实于原作者思想和原文风格。意象图式进入译者空间后，译者去译语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理想情况下，这个表达方式应该既要准确传达原文思想和形式，又要符合译语表达习惯，使译语读者得到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阅读体验，初步形成译文。然后译者经过反复修改，呈现出最终译文。整个翻译过程得以实现是基于原文空间、译者空间和读者空间中存在相似成分，如世界知识、认知能力等，即类属空间中包含的内容。

较之四空间和七空间翻译模型，该翻译模型的优势在于：涵盖了翻译的整个过程，更加合理，并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为：(1)增加了译文修改这一环节，图中用外围的虚线表示，说明翻译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2)模型图中并没有笼统地用带箭头的实线表示各空间之间的关系，而是用实线表示输入空间之间的对应映射关系，用虚线表示输入空间中的成分与类属空间和合成空间中成分之间的映射关系。各空间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清晰、明了。(3)将译者解读原文，形成意象图式的过程和译者去译语中寻找表达方式的过程看作一气呵成的整体，而不是分开的两个步骤，更加符合实际情况。(4)整个翻译过程中无不渗透着译者的创造性，而且译文空间中层创结构的出现使得译者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

下文将具体介绍六空间翻译模型的运作过程。译文的初次生成包括一轮“拆解”和两轮整合过程，而译文的最终呈现则是多次整合的结果。

原文空间包括原语、作者经历、作品背景等要素，原文本身就是整合的结果，是原作者概念结构与原语语法结构整合的产物。所以译者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原文“拆解”，即将原文所表达事件的概念结构、组织框架、语法要素等一一分离，重构或“体验”原文语法和概念的整合过程，以揭示原作者的真实意图。了解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产生的背景对于探析作者意图意义重大，所以需要“拆解”的不仅是文本内要素，还应包括文本外要素。

译者空间既包括译者的双语能力，即对原语和译入语的熟练掌控和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力，还包括译者阅历和翻译背景。译者阅历可以使其与原作者获得相似的认知体验，进入类属空间，这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基础。同时，正如诺德所说：“每个翻译行为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9]，翻译背景会对译者产生很大影响，目的不同，选择的翻译策略也会有较大差异。

第一轮整合是原文空间与译者空间整合为合成空间1的过程。有时原文空间中的某些成分和认知联系可以在译者空间中找到对等物，产生跨空间映射，这是以双方在语言和阅历上的某些相似性为基础的。也有时两个输入空间中找不到匹配成分，如原作创作背景与翻译目的往往不同。同时，“原文文本只是一个充满不定点和空白、空缺的图式结构，它需要通过人们的理解活动来填充和确定”[10]。译者需要经过心智加工，激活与原文相关的图式，以概念结构的形式进入合成空间1。所以此空间既包括两输入空间中产生映射的部分，也包括未产生映射的部分，既不脱离输入空间，又包含译者创造性的成分。

一轮“拆解”和第一轮整合过程实际上就是译者理解原文，获得关于原文概念结构的过程。

第二轮整合是译者空间和预期读者空间整合为译文空间的过程。预期读者空间包括译语、读者阅历和阅读背景等要素。译者在原语和译语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使读者可以间接与作者交流。同时，读者、译者和作者在某方面存在相似的认知体验，进入类属空间，这是三者可以取得联系的基础。而且翻译目的与阅读背景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上述联系皆可以产生部分跨空间映射。

除此之外，第一轮整合完成后，合成空间1中的概念结构也进入了译者空间，作为本轮整合过程的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当原文的概念结构在译入语中可以找到匹配对象时，两者可以直接整合，形成译文；当原文的概念结构在译入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方式时，译者就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创造性的表达模式，既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思想，又关照读者的阅读需要。但译者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在输入空间和类属空间的制约下，译者将空间中的各个成分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形成译文。译文具有各个单独的空间中不存在的成分，即产生了层创结构，即额外意义。体现了译文的创造性，同时也可以解释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译文的问题。

经过一轮“拆解”、两轮整合过程译文初步生成，但这并不是翻译过程的终结。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经过多次整合过程，反复阅读原文，从上下文语境和更广阔的认知语境中揣摩作者意图，经过多次映射、整合过程，最终形成既能反映原文思想、又能满足读者需要的高质量译文。

三、六空间翻译模型对《文心雕龙原道》英译的阐释力

从宏观(整本书)来看，原文空间包括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刘勰的生活经历以及创作背景。译者开始翻译之前，需要将这些文本外要素“拆解”，多了解一些背景信息。《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也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完书于中国南北朝时期，以绚烂多彩的骈文形式写成，句式讲究对仗，声韵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其作者刘勰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家境贫寒，随佛教高僧僧佑居于定林寺，熟谙佛教经典，博通经论，曾做过小官，是位卓有成就的儒学和佛学家、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但生前并未获得显赫的文学名声和社会地位。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都已偏离正轨，他反对当时“讹滥”的文风，“讹”即追求诡异新巧，违反正体，“滥”是浮靡，《文心雕龙》为改变文学思潮的不正之风应运而生。

当前，国家主导实施的“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优化与降低创新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仍需要持续深入推进，例如及时完善涉及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以适应创新环境下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模式，促使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得到最大程度地鼓励，避免因改革滞后阻碍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的转化；防止简政放权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要认真调研和梳理各类行政审批环节的特点和作用，合理重构行政审批流程，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强化监督管理的技术性，真正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下面从具体句子出发，试举几例，详细说明译者的认知加工过程，从而验证六空间翻译模型对译者认知的阐释力。

原文1：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1]。

译文1：When mind is born, speech appears. When speech appears, writing comes forth. This is the way of Dao.

首先，译者需要将原文语法和概念结构“拆分”，也就是将骈文形式转换为白话文，了解原文大意：心灵产生了，语言跟着确立，语言确立了，文章跟着鲜明，这是自然的道理。“拆解”完成后，进入第一轮整合过程。

译者空间首先包括译者的双语能力，即对骈文和现代英语的掌控能力，以及中英两种文化的交流能力。杨国斌先生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文化系教授，翻译经验丰富，双语能力毋庸置疑。同时，译者的阅历使其可以理解刘勰所要表达的思想，得到相似的概念结构，这是翻译的基础。原文中提到的“自然之道”，会激活译者丰富的背景知识，自然地联想到道家创生宇宙万物之“道”，但上文中还出现了“道之文”，这两个“道”的含义是否相同？此外，将其放于更广阔的背景信息中，译者翻译之前一定了解到了《原道》篇探讨了刘勰的文学起源观，他在“道”的概念里找到了文学的根源。那么“道”除了道家之“道”，是否还有其他内涵？所以具体的含义在此还不能轻易下定论，需留待读完全本后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原文与上下文和译者世界知识的整合使译者形成了关于“道”的概念结构：抽象、宏大的形而上的概念。

第一轮整合过程完成后形成的“道”的概念结构进入译者空间，作为第二轮整合输入空间中的成分。

译者接下来需要到译入语中寻找匹配的表达方式，发现在预期读者空间中只能找到一个概念可以与“道”形成部分映射，即《圣经》中屡次出现的“Way”。预期读者是西方人，深受《圣经》影响，他们认为耶稣即“上帝之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新约全书，Ch.14:6》)。这里的“道”指“道路”和“真理”，远不能涵盖刘勰“道”的意义，而且表达方式的选择要与翻译目的一致，所以不宜直接映射到译文空间，将“道”简单翻译成“Way”。

《文心雕龙》的翻译背景是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但文化输出的力度却存在巨大落差，中西“文化赤字”达到了100∶1，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加大文化输出力度[12]。所以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论思想。相应的，预期读者也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吸收其养分而去阅读，两者可以产生映射，进入译文空间。各种因素经过组合、完善和扩展，译者决定采用音译的翻译策略，用“Dao”来传达“道”的丰富内涵，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以此作为输出中国文化的手段。不同的读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层创结构因此产生，译文的创造性也在于此。

译者结合上下文和全本中的其他篇目可以对“道”的内涵有更准确的把握，重新检验之前的翻译的疏漏之处，最终形成高质量译文。

同时，六空间翻译模型指出，译文应尽量与原文风格一致。原文采用骈文形式写成，非常工整，所以译者也用对偶句的形式翻译，既传达了信息，又保留了美感，可以使读者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

原文2：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译文2：Pao Xi drew the eight tri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o which Confucius appended commentaries known as the “Ten Wings.” Further, to interpret the qian (heaven) and kun (earth) hexagrams, Confucius wrote the “ Patterns of Words.”

根据六空间翻译模型，译者首先通过“拆解”原文，得到“庖牺”、“仲尼”、“《乾》”、“《坤》”和“《文言》”几个意象，由背景知识得知“庖牺”亦称伏羲、皇羲、羲皇等，传说他创造了文字。“仲尼”是孔子的号，他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乾”和“坤”是《易经》头两卦。“乾”为天，属阳；“坤”为地，属阴。乾、坤相交，构成生命。《文言》又名《文言传》，为易学名词，是《周易大传》七种之一，也是周易《十翼》中的一部，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一部文笔优美的哲学散文。清楚了上述意象的所指，译者可进一步了解原文大意：那(《易经》中的卦象)是伏羲开头画的八卦，孔子最后加上辅助性的解释《十翼》。其中的《乾卦》、《坤卦》，孔子特地用《文言》来解释。

至此，第一轮整合过程完成，译者将理解到的概念结构作为第二轮整合输入空间中的成分。接下来译者去译语中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但上面提到的意象都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在预期读者空间内找不到对应词。这时需要译者采用恰当的补偿策略，所以杨国斌教授采用了音译与解释相结合的方式，“庖牺”音译为“Pao Xi”，并在全书最后加注解释了庖牺其人。“乾”和“坤”也用相同的方式，采用音译、文内加注、文后解释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独特元素，传播了中国文化，实现了翻译目的，又使译文容易被预期读者理解和接受。第二轮整合中，译者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原汁原味地整合进了译文空间。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六空间翻译模型可以清晰地展示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活动，表现出了强大的阐释力。

四、结语

翻译是个极其复杂的认知活动，还原翻译的心理运作过程，揭示译者头脑中的“黑匣子”对于翻译研究意义重大。在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四空间翻译模型和七空间翻译模型的质疑，提出了概念整合六空间翻译模型。其运作机制为：译者解读原文得到概念结构，然后去译语中寻找表达方式，经过多次修改过程，最终产生高质量译文。此过程涉及以译者为中心的一轮“拆解”、多轮整合过程，更加合理地还原了译者翻译时的认知活动，也更加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肯定了译者的劳动成果。

此模型可以清晰、合理地还原《文心雕龙》的英译过程，验证了其对翻译过程的强大解释力。当然，《文心雕龙》的英译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也对学者们提出希冀，希望学者们能够不断拓宽研究思路，更多人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