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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佳尺度的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研究: 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2021-05-27信桂新蒋好雨杨朝现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景观生态

杨 馗,信桂新,蒋好雨,杨朝现①

(1.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2.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生态环境和复杂的人类活动相互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生态风险,威胁着人地关系的和谐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1]。生态风险评价是一种能有效衡量和评估环境污染、人为胁迫或自然灾害等外界干扰对区域生态系统及其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和影响的工具[2]。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重要分支,其形成与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有关[3],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依赖性[4]。尺度依赖性是空间异质性的基本特征,在空间上通常划分为粒度(grain)和幅度(extent)[5]。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选择最适宜的研究尺度能更有效地反映出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对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景观格局尺度效应一直以来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景观格局指数随尺度变化规律[6]以及尺度分析的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7]。苏英慧等[8]利用拐点识别法确定重庆市永川区景观格局适宜空间粒度为60 m;常小燕等[9]以微山县煤矿较集中,地面塌陷较严重的11个乡镇作为研究区,发现其最佳研究幅度为1 km×1 km的规则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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