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华 李炳军

摘要：随着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为适应各种形式的变化，及时掌握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因素的变动变得极其重要。运用灰色关联聚类的方法从中部地区6个省中选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作为研究省份，首先基于所选的中部3个省2009—2017年的数据，分析3个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现状;然后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通过分析将数据分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再分别运用灰色关联的方法分析农村居民总收入与其构成的灰色关联度，对比分析发现，各省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总收入的关联度各不相同，但约束或促进总收入增加的原因却具有共性，并且3个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总和占比在缓慢下降，表现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正在向多元化形式转变;最终针对如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动态分析;农村居民;增收问题;收入结构;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07-0027-06

收稿日期：2020-07-29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202400410051）;河南省软科学项目（编号：172400410015）。

作者简介：张淑华（1995—），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灰色系统理论和农业系统工程。E-mail：hnshzhang@163.com。

通信作者：李炳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灰色系统理论和农业系统工程。E-mail：zzlbjun@163.com。

自2004年以来，中央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连续15年颁布了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提出促进农村居民增收问题;2009年强调了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性;2018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这些文件足以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三农”问题最高优先重视的地位，而“三农”问题的重点还是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否能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是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贫困户多为农村居民，因此，此项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各个方面运用各种方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进行了研究，成果非常显著。王艳等根据1993—2013年面板数据，经过统计数据和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收入结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1]。徐会奇等实证分析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2]。邱慧等基于2006—2015年山西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与其他8项主要消费支出的关联程度[3]。张彧泽等选取2001—2015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结构的影响[4]。杨园争等追踪调查了我国8个省份农户的收入情况，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分析了收入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5]。张桓森等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是快速增长的狀态，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6]。通过计算分析近年来的数据，发现工资性收入差异是引起地区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7]。刘伟等以行业间、城乡间与地区间3个维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为切入点，探究了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史，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8]。Ren等实证分析得出，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运行和结果[9]。Kibriya等经过对印度经济的考察，发现减少农村贫困似乎比减少城乡贫困方面更有效[10]。刘赛红等选取2000—2015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得出推动农业振兴、加强农村信贷投入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11]。詹长春等分析研究了医疗保障在收入再分配中产生的逆向效应，并提出解决该效应的相关政策建议[12]。

但大部分的学者仅对一个时间序列的纯收入或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而以农村居民总收入作为因变量，将往年数据与现阶段数据作对比，分析其趋势变化的相关研究文献却很少。因此，本研究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试用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的数据，用灰色关系聚类方法选出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进行研究，首先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3个省的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与总收入的关联度，探究农村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并基于结论提出使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适当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对农村居民增收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

1 理论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灰色关联分析理论

灰色系统是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创建，它主要运用的对象具有贫信息、小样本、不确定性的特点。灰色关联分析[13]的系统中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2个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越接近于1，相应序列的几何形状越接近，联系越紧密，关联程度就越大，也即说明该比较数列因素是影响系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居民的总收入及其构成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完全、随机和模糊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灰色系统。

下面是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

（1）给出参考数列、比较数列;设本研究的系统行为序列为

X={xi|i∈N，N=0，1，2，…，m，m≥2;xi[xi（1），xi（2），…，xi（n）]，xi（k）∈xi，k∈K，K=1，2，…，n，n≥3}。

式中：x0（k），（k=1，2，…，n）为参考数列，代表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xi（k），（i=1，2，…，m;k=1，2，…，n）为比较数列，代表总收入的影响因子（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人均第一二三产业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等）。

（2）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令

Xi′=Xixi（1）=[xi′（1），xi′（2），…，xi′（n）]，i=0，1，2，…，m。（1）

（3）求X0与Xi初值像相应的分量之差的绝对值序列，记

Δi（k）=|x0′（k）-xi′（k）|，Δi（k）=[Δi（1），Δi（2），…，Δi（n）]，i=1，2，…，m。（2）

（4）求Δi（k）=|x0′（k）-xi′（k）|，k=1，2，…，n;i=1，2，…，l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记为

M=maximaxkΔi（k），m=miniminkΔi（k）。（3）

（5）计算关联系数

r0i（k）=m+κMΔi（k）+κM，κ∈（0，1），k=1，2，…，n;i=1，2，…，m。（4）

式中：κ为分辨系数（也称作灰数白化值），本研究取κ=0.5。

（6）求出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即为所要的关联度，根据关联度数值大小进行排序，通过排序能反映出各因素对总收入影响的大小。

r0i=1n∑nk=1r0i（k），k=1，2，…，n;i=1，2，…，m。（5）

1.2 数据来源

通过对中部6个省（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2009—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灰色关联聚类，可将中部6个省分为2类（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为一类，湖北省自为一类），并用人均GDP来表现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进而更好体现精准扶贫等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从而提出更加精准的政策建议。因此，本研究拟选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等5个省作为研究对象，但因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湖南省2个省的部分指标数据缺失，且通过聚类分析发现江西省与安徽省、湖南省的关联度较大，因此本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作为研究省份，为保证数据分析的可比性，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山西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本研究采用2009—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年鉴指标解释，人均总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指标。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均总收入作为参考数列，并选取人均总收入的四大来源以及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人均第一二三产业收入为其影响因素，作为比较数列。

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2.1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现状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的不断繁荣，我国农村也随之表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农村居民收入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

从整理的数据（表1）可知，2010—2017年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人均总收入绝对量不断增加，3个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均实现成倍增长;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由7 468.53元上升到 16 196.34 元，增幅为8 727.81元;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增幅次之，为8 337.00元;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增幅最小，为6 455.79元;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3个省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1.27%、11.86%、12.06%，均低于全国1279%的平均年增长率。

从图1至图3可以看出，通过分析3个省农村居民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例，从总体看，山西省主要收入来源正在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向工资性收入;而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仍然是以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2个省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正在波动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体现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正在由以第一产业收入为主转变为多样化形式的收入为主。因此，为了适应各种形式的变化，必须及时掌握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2.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

在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提出的背景下，通过观察统计的数据（表1）发现，2014年相对于2013年3个省的总收入有较大的提高，2013年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3个省的人均总收入分别为9 102.63、11 345.00、10 864.47元，2014年3个省的人均总收入分别增至10 767.80、12 738.00、12 502.94元，增长率分别为18.29%、12.28%、15.08%，均高于平均年增长率（3个省人均总收入年增長率分别为11.27%、1186%、12.06%），增长率明显提高。因此，本研究将2009—2017年数据分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并将各关联度排序，得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分别得到3个省的关联度（表2、表3）。

2.2.1 工资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总的来看，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工资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在2009—2013年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的排名较低（第6名、第5名），表现出农村居民的就业率或工资薪酬在此阶段并不高，而山西省相对来说较高（第3名），已经体现出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重要影响。在2014—2017年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的排名逐渐提高（第2名、第3名），表明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增加变得较为重要，符合2个省作为人口大省的基本省情;尽管山西省的排名下降到第5名，但其工资性收入仍占总收入较大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依然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使得3个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加、关联度排名提高的主要缘故。

2.2.2 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从2009—2013年来看，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在3个省农村居民总收入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且关联度排序较靠前，表明在此阶段，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促进农村居民总收入增加的首要因素。山西省还处于以农业生产收入来促进总收入增长的阶段，而河南省、江西省2个省则是第三产业收入对总收入的增加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二产业无论是从绝对值上，还是关联度排名上均对总收入增收的贡献率较低;身为农业大省，中部地区的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对于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也不能忽视。

2014—2017年期间，3个省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有升有降，表现出3个省农村农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山西省正在由以单一的农业生产促进增收向农业与非农业共同促进总收入增长的方向发展;河南省以家庭经营性收入带动总收入增长的作用受到局限;该收入对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是最大的，是江西省农村居民总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同时体现出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14]的重要性。

2.2.3 财产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从表2、表3可以看出，2009—2013年、2014—2017年2个阶段山西省、河南省、江西省等3个省的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排名变化波动较大，表明前期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有限，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导致以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等方式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局限;但后期由于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土地政策的改革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等一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特别是河南省，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有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提升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均具有非线性正向促进作用[15]，因此3个省均须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2.2.4 转移性收入水平及构成变化

2009—2013年阶段，在转移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中，在河南省排名为首位，表明政府补贴带来的收益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山西省、江西省的排名分别为第5、第6名，均比较靠后，表明这2个省的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的增长作用贡献较小，转移支付体系有待改善。2014—2017年阶段，3个省的转移性收入与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排名均变为第3名，体现近年来国家的各项惠农补贴范围的扩大及对补助标准的改善，使农村医疗设施等建设得到完善，使得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增长，提高了3个省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因此，3个省应保持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長，以满足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需求[16]。

在分2个阶段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总收入的关联度的基础上，明确了现阶段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可为接下来的预测分析、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3 结论和建议

自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以来，虽然3个省农村居民的总收入有明显增加，但平均年增长率仍低于全国平均年增长率，较难确保与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步调保持一致。同时3个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因此，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通过对3个省总收入及其构成结构的分析，发现3个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对总收入的影响程度为（2014—2017年）第三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第一产业收入（山西省）;x6>x1>x7>x2>x3>x4>x5>（河南省）;x2>x1>x7>x5>x3>x4>x6（江西省）。2014—2017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总和占总收入比例3个省均在79%～82%之间，而2009—2013年阶段的占比高达 88%～94%，随着总收入的持续增长，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总和占比在缓慢下降，表现出农村居民正在向多元化形式的收入结构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农村居民增收的建议。

（1）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3个省应加快推进劳动力保障体系的健全、先进农业技术、管理方法的引进、农村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设施农业的发展[17]，促进农业转型及发展，从而保障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2）保证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性收入的持续增长。3个省应加强水利设施、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建设，加大对“三农”扶持的力度，加快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增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18]。

（3）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增添动力。3个省应加快落实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机制、财税政策改革。

（4）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增加对土地、粮食以及大型农业机械的补贴，加大对农村医疗、文化娱乐等的投资。

综上所述，要不断加强省际、地市、各县之间的交流，引进国内外资金、项目，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建立当地的特色产业，同时可为农村居民双创工作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19]。实现农村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相互促进，省际之间相互带动，进而实现农村居民增收，进一步缩小省际、城乡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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