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彬，张亚池，孙光瑞 Zhang Xuebin & Zhang Yachi & Sun Guangrui

(1.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2.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350；3.天津科技大学，天津 300222）

“津派”和“海派”两个词汇出自于早期的中国绘画方面，如“津派国画”“海上画派”等[1-2]，后运用到家具风格流派之中，出现津派家具、海派家具之称。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它们极富时代和地域特点，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起到兼容并蓄、融汇中西的作用。

海派家具是20世纪初出现在上海，既与传统中式家具不同，又与正宗西式家具相异的一类新型家具[3]。而津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到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民国家具，其彰显了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的民国近代家具风格[4]。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收藏界，津派家具在公众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均逊于海派家具。

本文借鉴设计批评学研究方法，围绕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审美批评、经济批评和生态批评等五个方面[5]，分析津派与海派家具之间的异同之处，以求明晰津派家具的特点。

1 文化对比

家具设计的文化批评是面向家具设计文本以及家具与社会环境、地域民俗的关系，将文化内涵和符号类型作为阐释框架开展分析评价。

从水文化角度看，津沪地处渤海湾和长三角地带，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因而水文化对津沪两地的影响颇深。水路运输作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互通的纽带桥梁，使得木材、新材料、洋家具等物资以便捷化、低成本优势进行流通。

从租界文化角度看，津沪两地是近代开放时间较早的通商口岸，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但上海开埠时间略早于天津，租界地以美、英、法三国为主，且面积最大、存世时间最长，上海的洋化速度之快加速了海派家具的形成。而天津作为全国租界地国别最多、建筑风格多样化特点明显的地区，被公认为“万国建筑博览馆”，受九国租界文化影响，津派家具的样式较海派家具更为丰富。例如，天津日租界是国内同时期各日租界中最大的一个，但上海却没有，津派储物类家具的功能细分特点反映了日租界影响下的东洋文化（图1-图2）。

■图1 天津柜

■图2 日式储物柜

■图3 海派大衣柜

从寓公文化角度看，天津作为守护政治中心北京的重要通道，具有独特政治地理位置。天津曾居住过很多历史名人，既有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又有晚清遗老遗少，还有文人墨客，他们在天津做起了“寓公”，造就了津派家具独特的寓公血脉。而上海远离当时的北平，受政治因素和寓公文化的影响也相对甚少。

2 社会对比

家具设计的社会批评来自于对社会性与时代性的批评，是以社会群体为主要对象开展的批评，可从政治因素和社会化进程两方面开展分析比较。

在政治因素影响下，津派家具受京作传统影响较深，其设计、使用者有一部分是京城的达官贵族，制造者有宫廷中手艺高超的工匠，在设计制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保留了很多传统精工细作的工艺，甚至皇室之风。而海派家具未受影响，其在“洋化”的深度和速度上比津派家具走得更远[6]。

在社会化进程方面，津沪两地的都市化发展速度是十分迅速的。民国时期的上海处于经济和文化的领军地位，天津是唯一能与上海相提并论的、北方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城市。各国租界、交通运输、人口数量等因素有力推动了津沪两地的城市化扩张和发展，两派家具更是都市化进程影响下的相适相融的社会产物。为适应都市生活需求，海派和津派家具常出现分体结构，但两者略有不同。以柜类家具为例，海派家具多以“穿靴戴帽”的上中下三段式组成，洋装流行带来服装由叠放到挂放的转变，从而改变了衣柜的外形、尺寸及内部功能划分[7]；而津派家具则以多节组合结构出现，且体现多用途、多功能等特征，衣物采用叠放入柜的方式居多（图3-图4）。

3 审美对比

家具设计的审美批评是一种最为直观的视觉感受，注重从家具文本的完整性出发，把设计手法、组成结构、装饰造型、表现技巧等内容作为批评的主要因素，进行审美方面的分析评价。

在材料使用方面，津派家具用材多以柚木、榉木、樟木等木材为主，配合玻璃、镜子等现代材料。其中“花梨樟”是津派家具用材的特色，即用花梨木做骨架，用樟木做嵌板，兼顾稳定牢固的同时，以木的清香防蛀虫（图5）。而海派家具则更多秉承中国传统用材观念，使用花梨、酸枝、鸡翅木等红木制作，同时胶合板、薄木、瓷砖等现代工业材料也得到了许多应用。

在工艺结构方面，津派家具多继承明式家具的传统结构特点，以榫卯工艺为主，常出现提门（图6-图7）、平卧、木框嵌板、分体拆装等结构，保证家具表面平整、造型美观、拆装便捷。海派家具延续使用透雕、浮雕、线雕等技法，通常运用薄木纹镶拼、软装、髹涂（漆饰）等工艺，更多地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整体气质灵秀，舒适度和实用性强。

在装饰造型方面，津派家具的雕饰纹样丰富，装饰饰件多变，工艺和造型兼顾，体现美观简约、经济实用特点，无喧宾夺主之意，西方写实主义纹样已有渗透，但仅在部分津派家具中有所反映（图8-图9）。海派家具的雕刻相比清代时期要少很多，但比津派家具雕刻上更为复杂，装饰纹样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家具腿爪部的旋木腿、兽爪等西方造型不断出现，家具顶部和基座经常“穿靴戴帽”，装饰图案也多以西方植物图案为主。

在使用功能方面，津派家具的功能性丰富，样式相对简约，便于灵活拆装。且部分家具受寓公文化影响，要体现出达官贵族家具的华贵、实用双重特征。海派家具的功能性在形式上的变化更加明显，样式较多，陈设、展示、人体工程学等方面的功能体现更为明显。

■图4 津派节柜

■图5 花梨樟小姐柜

在环境成效方面，津派家具受租界多元文化影响，家具造型敢于推陈出新，样式五花八门，种类之多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从建筑风格角度，津派家具既有着洋楼文化的潮流前卫，又蕴含着老城厢的传统四合院文化。海派家具则是受摩登文化影响，家具造型多以“西体中用”为主，经典家具的样式较为稳定。

4 经济对比

家具设计的经济批评与产品的经济属性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文化成本、生产流通和产业特征三个方面。

在文化成本方面，批评主体决定的选择方向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文化成本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家具的总成本。公众对津派家具的白木用材认同感不足，认同成本低，致使文化成本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反，公众对海派红木类家具认同感较高，其文化成本得以较好的保存。

在生产流通方面，当时制作的津派家具由于实用性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生产流通能力。从当代研究收藏的视角来看，仅有像天津柜等少部分津派家具得以流通，津派家具现有的流通程度和后续生产研发能力均不足。而海派家具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经济市场和社会影响力。对海派家具文化内涵的挖掘和研究，以及公众对红木家具的偏爱和对民国时尚的追捧，是其能够形成生产流通的基础动力。

在产业特征方面，天津地处北方工业中心，大量木材自南至北运至天津，加上东北方向的交通运输便利，内地木材资源也甚为丰富，因此随着租界地面积的不断扩张，更多的洋楼建筑拔地而起，家具的需求量和市场迅速膨胀，到1920年左右，天津已有德和木号、永发顺木行、太和生木行、常安木厂、广聚永木行等五大公司，当时已具有了相当规模的产业特征。但由于未能有效挖掘文化成本，使得可变成本较低，当代的津派家具产业尚未形成。海派家具因当时较大的市场需求，据统计到1935年，上海有家具手工业作坊1155家，工人5239人，充分说明了海派家具在当时的地位[8]。同时，受机械化工业影响，家具制造业也出现了产业分工现象，加速提升了家具的批量生产能力。海派家具如今依然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家具样式较为集中，从民国至今的生产制造工艺已十分成熟；二是从红木用材、时尚风格等多方面，迎合大众消费心理[9]。

5 生态对比

家具设计的生态批评是一种对生态危机文化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其中绿色环保、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等设计理念，越来越多地被设计师注入到家具作品之中。

从家具用材的角度，津派家具采用柚木、榉木、樟木等木材较多，相对于大量使用红木的海派家具来说，更为经济环保。津派家具中木框镶嵌、拼接工艺较多，同时胶合板、玻璃等新材料逐步运用，材料使用更可持续。而海派家具由于红木生长周期较长，木料相对珍贵匮乏，故相较于津派家具，其可持续性相对较弱[10]。

在设计环境方面，适用于洋楼建筑和都市化进程的津派家具，具有分体式、可拆装特点，用料节省，便于搬运，与设计环境能够保持较高的适应性和平衡性。海派家具大部分体现了“穿靴戴帽”的三段式结构，时尚有余，但便捷尚显不足[11]。

■图7 津派家具的提门结构

■图8 津派家具案的挡板装饰

■图9 津派家具案中的牙头装饰

6 津派家具对比海派家具的特点分析

6.1 津派家具的独特之处

① 京津两地形成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津派家具深受政治因素和京作家具影响，家具改良过程中，更多延续中式传统，以中式造型为母体。

② 作为九国租界地的天津，家具的样式比海派家具更为多元化，如空间设计、分体结构、装饰造型等方面。

③ 工艺结构复杂高超，延续了明式家具结构特点，多用提门结构、平卧装饰、木框嵌板、分体拆装等，在继承传统工艺同时，注重家具的实用性。

④ 造型上美观简约、经济实用，吸收借鉴了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风格，同时保留了明式家具线条干净利落、简练劲挺的特点。

⑤ 受水文化影响，材料运输途径和使用更为多元，主要以软木为主，加之结构多可拆装，整料独板、贵重红木使用少，其设计理念更为经济环保，可持续性强[12]。

6.2 津派家具的不足之处

① 受到政治环境和寓公文化的影响，如天津老城厢地带，更多地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沿袭和固守，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津派家具中西融合发展的速度和进程。

② 部分津派家具的造型简单粗放，缺乏灵动柔婉之感，受中式传统风格影响，家具未能大胆突破传统“规矩”的束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借鉴能力还不强，存在着不中不洋、非驴非马的混合产物。

③深度研究的力度和市场化水平低于海派家具，设计理念、文化价值的挖掘存在缺位现象，因而未能形成一定的生产流通力，产业化水平和后续研发能力尚未形成。

7 结语

综上所述，津派家具与海派家具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家具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经阶段，是表达中西文化交融的有效形式和载体。通过运用批评学理论，从文化、社会、审美、经济与生态五个方面展开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不仅对区域家具流派的特征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也为民国家具的传承保护和家具设计批评理论做出了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