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0年代，心理分析小说的繁盛是重要的文学现象，路翎、无名氏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路翎以理性细密的心理剖析、社会关系透视，关注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心灵困境与精神创伤，汇聚成一部厚重的国民社会精神史。迥异于路翎的社会精神史书写，无名氏在自我向度深度掘进，以诗体小说的形式，进行浪漫的感性抒唱，展现心灵的痛苦撕扯、意义的自我确认以及深刻的哲理深思，谱写了一部深邃玄远的个人心灵史诗。社会精神史与个人心灵史的辉映，构成了1940年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双峰。

[关键词]路翎;无名氏;心理分析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107-06

[作者简介]董卉川，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剧、散文诗剧研究。

20世纪40 年代，中国文学主潮以“大众”“进步”“民族”“国家”等宏大关键词取代了“五四文学”对“人”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内面灵魂与心理世界的探索，而路翎、无名氏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叙事困境。路翎凭借“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1]和“人民的原始的强力”[2]，去书写中国人民的社会精神史，“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掘发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其具体关系”[3]。路翎对中国社会精神史的力度书写，使其小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3]。而无名氏，凭借哲人的深刻、诗人的浪漫，“他的语言充满着哲理，文字堆砌着激情”[4]（P15），以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代表，富有哲理又浪漫四溢的心灵史诗，以“诗体小说”[4]（P14）或曰“抒情诗体”[5]（P1）的艺术手段，展露深刻的哲思，探寻人类救赎的可能性。路翎与无名氏，这两位江苏籍作家，以其对心理世界的独特关注，在1940年代的文坛上绽放异彩。

一、精神浪游者的现代启示录

路翎和无名氏突入到隐秘的内心世界，探索人性的幽谷与边界以及上升的可能。两个人1940年代的长篇代表作均选用了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描写知识分子在战争背景下的精神浪游与人生抉择。

路翎的作品具有迷惘、失意、孤独、颓废的现代派艺术特征，他关注人自身和人格分裂中的种种形态，以痛苦为推力去深思、探究种种人生问题[6]。无名氏则偏爱波德莱尔，探索生命五相“革命、爱情、魔鬼主义、神、宇宙大自然”[7]（P154）。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结的笼罩下，深入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展示灵魂的痛苦搏斗，或呈现心理的缠结纠葛，揭示人性的复杂。

对于路翎来说，探讨革命救国是小说的表层含义，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人类的精神解放与自由。战争体验、流浪经历、苦难人生，都是获得自由意志的必经之路，只有经过炼狱的折磨，才能有大的自由、大的光明催生。“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跟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8]（P1）。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纯祖逃离南京，沿长江漂泊，在川渝之地四处碰壁的经历了苦难人生与撕心裂肺的灵魂搏斗。抗战爆发后，他投身于战斗之中，但惨烈的战争使“过于软弱和孤单”[9]（P2）的他失去了勇气、幻想和雄心。在逃難过程中，社会秩序崩坏，文明、民主、法律消失殆尽，野蛮、强权、兽性统治了一切，蒋纯祖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生存强者朱谷良和石华贵。在加入演剧队后，污浊的世俗、僵硬的教条、无形的桎梏使他感到无比的苦闷与忧郁。在社会现实与道德准绳的激烈碰撞下，出于“高傲虚荣”[9]（P271），他愈加苦痛。因此，他逃离了这个令他窒息的的团体，重寻真正的理想之地。蒋纯祖的灵魂终处于痛苦搏斗与撕扯状态，最终等待他的却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灭亡。而蒋少祖同样患有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病，如罗亭一般，软弱、困惑、迷茫，缺少决断力和行动力。大学毕业办报纸使他痛苦。参与政治后，感觉自己加入的社会民主党空想、平庸，另一个政党则阴暗、专制，由此感到“孤独”。战争爆发后，他的灵魂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搏斗。与生俱来的困惑、忧郁的精神状态又使他苦闷。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的蒋少祖，面对汹涌而来的种种新问题、新情况、新变化，使他本身那纠结、挣扎的灵魂愈发的迷茫、苦闷。蒋少祖反抗现实的失败和最终的妥协，既是由于“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8]（P4），也是由于在与自我灵魂的搏斗中败下阵来。不过，正是在这种极度的压抑与痛苦与追求精神自由的强烈冲动中，才迸发出超验的体悟与阔大的生命情怀。

而无名氏对于革命，更是抱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拒绝将政治当作人类救赎的希望;相反，执着于自由意志的抒发、审美再造与精神重建。以哲学对抗宝剑的野心，企图重建人类的信仰并以此作为社会救赎的手段。“我主要的野心是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觉——思想——信仰——社会问题及政治经济。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新宗教、新信仰即将出现于地球上”[10]（P77）。而这种新宗教，就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11]（P3）。将西方文化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宽博相融合，信仰的重建旨在进行文化的调和与文明的融合，在一种超越东西的世界视野中，为陷入疯狂战争的人类找到救赎的出路，通往一种具有超越性、包容性文化的理想世界。国内外大事仅作为一种社会背景出现在小说中，缺乏结构性的意义，而他更关注的始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心理状与人类文明的出路。

审美救赎、审美批判的题旨决定了作品会最大限度地展现心灵世界的复杂以及挣扎历程。无名氏醉心于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关注现代人的审美经验，通过对现代人情感模式、感受方式、想象能力的勘探，力图构建一种现代美学。印蒂的名字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印证自己根蒂”[4]（P9）。印蒂兼具有青年拜伦的狂热与激情、中年波德莱尔的忧郁与颓废以及晚年歌德的睿智与宁静。为了追寻生命的意义，他的灵魂永远处于躁动之中，通过不断地追求与舍弃来解救自我那复杂、矛盾、苦痛、不羁的灵魂，他先是弃文凭于不顾，弃父母于不顾，奔赴革命，随后又以真爱疗愈灵魂，但之后抛弃了真爱瞿莹，远离了革命，开始了放纵的生命之旅，追寻极度的官能享乐与疯狂……印蒂具有十足的浪子气质，在禁欲与纵欲两极中徘徊。北上接受革命的洗礼后，印蒂就将心灵中的个人欲望消解无踪，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以此磨砺自我，“我只赚最低生活所需的钱。我拿我的生命一小部去兑换这点实物，而拿大部分去兑换一些远较抽象的东西……我整个人严肃得像块巖石”[12]（P34）。印蒂一直处于禁欲状态，他将全部精力与生命都投入到个人信仰与革命事业中。当被战友误会、怀疑、背叛之后，印蒂原先的信念全部坍塌，他已经全然抛弃了以往的理念、信仰，生命价值只剩官能享乐，过着原始野兽般的生活。个人欲望的禁抑与放纵的两种心灵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峙。这种极端矛盾的个人心灵状态，凸显出了无名氏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生命哲学，同时，也激发出了作品强烈的艺术张力。

不管是路翎还是无名氏，两个人都在人物的心理世界深度掘进，在精神浪游中见证人物的成长、蜕变，不管是炼狱后的升腾，还是挣扎后悲剧壮美的毁灭，在此过程中人的精神力量的迸发，心灵世界的幽深繁复，都激荡着人性的光芒。两个人秉持着以不同的哲学理念探讨生命的有限性、人的尊严以及人的精神高度。

二、理性细密的剖析与浪漫诗化的抒唱

在应对小说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上，路翎和无名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路翎“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掘发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其具体关系”[3]，笔法强劲粗犷、雄健悲壮，语言欧化生涩直拗;而相形之下，无名氏则着意于个体内部情绪的奔涌，以浪漫詩化的笔法、流畅传奇的故事，对人心进行探秘。两个人的语言天分和艺术才能，都使他们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上各有着卓荦不群的表现。两个人同时反叛、扩展并更续了新文学传统。

路翎小说缺少轻快俏皮的睿智，多为苦涩沉重的反思，人物在惨烈苦难的现实悲剧中表现出生存的勇气，在与现实的近身肉搏中彰显生命的强力与生存的意义。而无名氏则将浓烈的感情与睿智的哲思交融在一起，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追求极致的审美体验，探讨生命的可能。如果说路翎的小说触碰了生命底部残忍的真相，那么无名氏便描绘了生命昂扬飞升的可能。虽然同样描写爱情，但路翎与无名氏彰显出完全不同的风格。路翎是沉重的，不管是郭素娥和张振山、蒋少祖与王桂英、蒋纯祖与陆积玉、林伟奇与左莎，对于爱情的书写往往是出于理性的反思。所有的爱情故事都相当沉重，缺乏刻骨铭心的浪漫，也没有幸福的结局，只有一出出悲剧，爱情只是路翎生命哲学的一部分。相较之下，无名氏的爱情书写则显得灵动缱绻，尤其是《海艳》一书极其温柔缠绵。印蒂与瞿莹的爱情灿烂热烈，整部小说都充溢着浪漫氛围。深邃的星空、温柔的月光、迷人的岛屿、浩瀚的大海，都为华丽爱情的绚烂展开奠定了柔美基调。“在生命里面，假如还有什么动人的颜色，唯一动人的颜色是女人的颜色” [13]（P684）。不难看出，无名氏笔下的爱情充满了缥缈与柔情，是温柔的叹息，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生命伦理的最佳彰显。

路翎善于制造“现实主义的幻觉”，又融合了现代主义手法拓展现实主义的边界，反叛更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他不满足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将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心理分析、生命哲学有机交融，呈现一种顽强鲜明的个人风格。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的文化、环境、结构、制度对于个人有重要影响，只有了解人所置身的历史与时代，才能理解我们的生活。个人经历、成就与困境均是社会时代和社会结构的折射。受到世界左翼文学意识形态以及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影响，路翎在描写人物时，特别注重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层剖析，包括对阶层、阶级、经济条件、历史因素等的透视与解剖。不管是底层的苦难还是知识分子的困境，都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不可分割。“如果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人们就会渴望表现出诸如爱、利他、友善、慷慨、仁慈和信任等高级品质……在这些人身上很难找到情感压抑、情感障碍、情感麻痹和人类智能削弱的情况”[14]（P318-319）。“良好的环境条件”就是自然、社会等诸多外部条件，“人类如果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那么，人类就可以保持‘善的本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符合理论的、有道德的、正直的本性”[14]（P319）。由此可见，虽然外部条件不是人性塑造的唯一要素，但确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反之，假若环境条件糟糕或者恶化，人性也将受到异化和扭曲。石桥场“肮脏、狭窄、丑陋”[9]（P340），兴隆场同样是“道德和感情最混乱的地方，经常地发生着抢劫、凶杀、强奸一类的事情”[15]（P14）。无论是石桥场还是兴隆场，都是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生成的“畸形儿”，是肮脏、罪恶、丑陋的代名词，是乡村与都市、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杂合造就的光怪陆离、扭曲变形的怪胎——现代文明中的人文精神、民主意识、宗教情感等核心成分被排斥、被冷落，那些与封建传统糟粕不谋而合的渣滓，如权谋、淫乱、欺诈等横行于世。变迁的社会关系、畸形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当“罗大斗”接连走进黄鱼场、云门场光棍们的圈子后，他的扭曲人性就完完全全地暴露于纸面之上。这是一个“互相践踏、渴望爬高”[16]（P143）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罗大斗”们无师自通地迅速掌握了向强者屈膝、向弱者耍横的处事法则，映射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异化人性。异化的丑恶人性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路翎试图通过对异化人性的刻画，去揭示黑暗的的社会现实，剖析复杂的社会关系，反思造成人性异化的社会根源，继而升华到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暴露，展现出理性细密的社会剖析风格。

无名氏的小说既是4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余晖，也是现代主义小说的最高代表之一。他的《无名书初稿》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地呈现出心灵史诗的特质，是一曲震撼的知识分子灵魂交响曲，奏唱出人类心灵深度。从内容上看，无名氏是以巨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历史事件、宏大的长篇叙事来映衬、呈现、揭示个人心灵世界的变化发展。从文体形式上看，在体裁形式方面，无名氏将分段排列的散文诗体，或分行排列的自由诗体，“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17]，同小说相混杂。尤其是每一章第一节为典型的诗体形式——以散文诗体为主，自由诗体为辅。缘何每一章第一节分段排列的文字不为散文而为散文诗，则源于《无名书初稿》的体裁内核——精美凝练、激情澎湃、意蕴深厚的诗性表述方式，以及暗示性意象的诗性建构，“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或者说在一首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声律和意象”[18]（P13）。无名氏以诗性体裁内核进行文本建构的小说写作思维，使《无名书初稿》与其说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首诗、一首散文诗，“‘无名氏初稿则是情节疏淡，以人物的思想，感受为主，抒情诗体的文学作品……‘无名书初稿可以说是诗化的小诗，或诗小说”[5]（P1-2）。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文体形式，均是为展现个人心灵史诗的流变所服务。

“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19]（P352）。无名氏将印蒂内在的个人情绪转化为具体的外在节奏，以大量的排比、重复，大量的比拟、象征，感叹、省略，以诗的形式，谱写了一首热血青年个人情绪迸发的浪漫唱诗。随处可见的象征性意象进一步使作品由“小说”升华为“诗”。如印蒂开始参与北伐，尤其是投身激烈、残酷的战场后，这种内在的情绪与力量逐渐达到顶峰，一首首情绪外向型的激情唱诗由此生成。“爆炸了：‘轰——哐——花‘轰——哐——花‘轰——哐——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爆炸声一峰联着一峰，一座结着一座，一山骈着一山，一海连着一海，峯峯座座，山山海海，粗嗄而雕悍，妖娆而巫蛊，海龙卷大风暴似地地崩吼着，气旋雷雨似地大啸着，疯喊着，雷震着。在一潮又一潮的大爆炸聲，燧火更强恶了，火颜更耀烂了，火形更燻赫了。红铜色火柱子，巨人似的蟒舞着，马来亚疯热病者似地狂驰着，熛怒而燂烁，猖獗而粗稜。它舞着，驰着，驰着舞着，仿佛在怒吼：‘烧死大城！烧死黑暗！烧死爆炸声！烧死人类敌人！烧死它！烧死它！烧死它！……在火光与爆炸声中，分不清是燃烧的火在爆炸，还是爆炸在燃烧。烧着炸着，炸着烧着”[12]（P148）。无名氏通过破折号、省略号、停顿、拟声词、长短句，以及大量的复沓、排比、对称、反复、并列等手法，使行文参差错落、跌宕起伏，内在的情绪通过外在的诗之节奏、诗之表述，诗意地呈现出来。

以诗体小说的形式在1940年代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当四十年代中国绝大多数作家仍然热衷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时，无名氏就已经对小说进行了全面的变革”[4]（P14）。无名氏将外在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与自我丰沛的思想情感、丰富的人生体验相熔铸，把饱满的诗情与哲理深思转化成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外在节奏，用以揭示和反映现代人自由开放的情绪，特别是敏感多思的心灵世界，包括情感、诗性、时代精神、生命精神都浇筑在小说中。

三、社会精神史的绘制与个人心灵史的摹写

在40年代众多作家中，路翎和无名氏表现出了一种突出的哲学气质。当其他作家关心民族国家战争等实际问题时，路翎和无名氏却全面探讨人类问题，他们具有更广阔的人类视野与世界主义眼光。两个人都具有独立批判自由的精神，路翎在书写中更注重社会批判，而无名氏则注重审美批判，两个人在各自的审美路径中张扬才华与天分。

路翎以理性细密的精神世界剖析与社会关系透视，关注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心灵困境、精神创伤与社会悲剧。路翎十分善于在小说中描写、暴露、呈现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他笔下主人公的精神/心理状态均处于一种痛苦、纠结、挣扎的搏斗状态——具有一种搏斗的痛苦灵魂。这灵魂的塑造则源于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农业与工业的羼杂、乡村与都市的杂糅、愚昧与文明的冲突、专制与民主的互斥。面对旧与新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激烈碰撞、对立与冲突乃至融合，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人们的灵魂必然充满困惑、苦痛与迷茫，从而形成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心理状态，对于此种精神/心理状态，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虽有作家进行过涉猎，但路翎涉猎程度之深、之广，无出其右，“凭借自己超凡的感受力、思想力和热情，试图搅扰古来民族貌似沉睡、实际上躁动不安的灰色灵魂，努力和他的人物们一起向时代精神的顶点攀登”[20]（P1）。路翎试图通过对人类苦痛灵魂的描绘，从而透视与剖析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现状，思考造成这种苦痛灵魂的社会根源与社会问题所在。而作为原始强力的欲望，便是一种强大的反抗性力量。他以女性的欲望展现复杂、变革的社会关系。何秀英以一种粗犷、原始、莽撞、强横的态度去实现自我的欲望;郭素娥则处于“饥饿”的状态，大胆去满足自我的欲望、实现自我的人生追求。她们的欲望是从压抑的社会中迸发出的热烈的诗、响亮的歌，喷涌于天地、激荡在人世，但这种欲望和强力在面对森严、牢固的社会关系与伦理制度之时，却如此脆弱与无力，郭素娥和何秀英依然无法逃脱被侮辱被损害，甚至是死亡的悲剧命运。她们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既是自私、狭隘、嫉妒、占有欲导致的人性悲剧，也是由于她们的正当欲望被阻碍、尊严被凌辱、生命被剥夺而造成的社会悲剧。借助“欲望”，路翎透视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梳理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揭示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除了底层民众的悲剧，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及其产生根源也是路翎一直关注的。“郭子龙”刚回兴隆场之时，充满雄心壮志，要报复“吴顺广”，夺回属于他的一切，重拾家族的荣耀，但最终却溃败。他是进步学生，追求自由民主;他是铁血军人，追求秩序纪律;他是地主恶霸，追求权力金钱。这多重的身份，让他痛苦、迷茫、纠结、挣扎，这恰恰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导致的。最终，面对森严、牢固、强大的旧秩序，等待他的只有失败。他由一个强悍霸道、凶恶狠辣的狂徒变成了向世俗妥协的“祥林嫂”，最终让自己沦为兴隆场的笑柄、“破草鞋”[15]（P282）。而蒋慰祖的悲剧更是由外部力量所造成的。一方面，他始终为古老家庭中那具有“强力的性格”[9]（P58）的父亲所钳制，被“囚禁”于这个封建大家庭之中，做一个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单纯、软弱，被具有现代开放思想的强势妻子欺瞒、操纵。他终日徘徊于父亲与妻子之间，既要忍受、满足父亲的期许，又要忍受、满足妻子的欲望，他的灵魂早已被折磨的千疮百孔、痛苦不堪。蒋捷三象征了传统的糟粕，金素痕则代表了现代的渣滓，小家庭亦是大社会的缩影，正是复杂的关系、黑暗的现实，最终摧毁了蒋慰祖，他跳崖以求解脱的悲惨结局是知识分子社会悲剧的写照。

路翎对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灵魂进行仔细观照，并对造成精神奴役创伤的外部机制进行了解剖。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里又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精神和心理上所积压的沉重压抑得可怖至极，“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或者说尤其是向着未来的精神状态），它底产生和成长就愈是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8]（P1）。在这个过程中，内在的搏斗的痛苦灵魂，始终是与外在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社会秩序相连接，外在的新旧势力、新旧文明的激烈碰撞甚至主导着内在灵魂的挣扎、纠葛。路翎通过对苦痛灵魂的提炼，将自我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等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熔铸于文本之内，书写属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无名氏深入印蒂的内心世界，挖掘、刻画他矛盾的个人心灵状态，“在大黑暗中看见大火光，在大欢笑中听见大哭泣，在大豪华筵席上看见大死亡，在大绮丽歌舞中看见大地狱，他遭魔似地如醉如狂”[12]（P27）。黑暗与火光、欢笑与哭泣、筵席与死亡，在这些矛盾的组合中，印蒂幽深的心灵世界全数剖开，呈现复杂矛盾的灵魂。这种灵魂深处的矛盾既带来了心灵的痛苦撕扯与搏斗，也拓展了印蒂的生命深度。一方面，印蒂具有强大的意志力与坚定的信仰;另一方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使他游走于毁灭的边缘，时刻要进行“心灵的撒旦的搏斗”[12]（P27），内心始终处于胶着的撕扯与纠缠之中。这种有意识的制造矛盾，是现代作家对恬静与和谐的传统审美观念的拒绝与排斥，从而赋予文学创作以全新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去主动寻求矛盾，在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中去激发作品的艺术张力。在无名氏的笔下，矛盾已经渗透进了个人心灵世界的各个角落，无名氏以此来深刻反思人性、人生等种种复杂的哲学问题。

不同于路翎作品中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无名氏小说更注重成长中的个体选择。《无名书初稿》细致刻画了印蒂的精神漫游与流浪历程，印蒂的浪游过程，正是他自我成长、自我形塑、确立自我认同的过程。对于意义的寻找贯穿《无名书初稿》，“我整个灵魂目前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去找，找，找！走遍地角天涯去找！——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我才必须去找。我只盲目的感觉：这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个‘东西，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12]（P21）。印蒂的一生都在“找”——找寻个人的存在价值，探索人生真理，揭秘生命的终极奥义，而自我的寻找与确认成为生命的至高存在，一切阻隔自我的东西都将被抛弃。在《野兽·野兽·野兽》中，印蒂临近毕业前突然退学，因为他发现“文凭为学生第二生命”[12]（P16）的人生理念并不是他所要“找”的对象，遂投身革命洪流。印蒂初投革命之时，将生命意义标定为“改造”，他甘心放弃了亲情和舒适安逸的生活，勇敢、无畏的投身于“改造”革命事业中去。印蒂人生中的每次选择与放弃，都见证着他的成长。进退与取舍、沉潜与飞跃最终都指向了印蒂对自我的完善。

印蒂仿佛如中国的浮士德一般，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发展个人智性的最大可能。他极好思索信仰、传统、宗教等哲学问题，“思想的火花、睿智的对话、富有哲理的警句几乎俯拾即是”[4]（P14）。通过与“印修静”“杜古泉”“唐镜青”的思想交锋，在对话关系呈现出形而上的复杂思考。“印修静”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感悟，超越了当下社会、跨域了历史巨轮，跳出了世俗纷争，是在整个宇宙及大自然的宏大体系中，考察和思索生命的价值，与印蒂的“动”相比，“印修静”以“静”来处事，这种“静”是一种超俗、一种跨越。印蒂与“杜古泉”“唐镜青”等人的交谈，同样碰撞出了玄奥思想的花火，幽婉而又深邃，发人深省。他们同印蒂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心灵哲学。杜古泉认为，“人类的真正财产只是‘过去。所有真理中最真的，是历史，一个真正爱生活的人，也应该爱‘过去”[13]（P606-609）。“现在”与“将来”是缥缈与虚无，只有“过去”才是真实可靠的。“过去”蜕变为永恒，“历史”会永存于世界、存于自然、存于宇宙，永不消逝。而唐镜青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同样给予印蒂以新的认知与感悟。“唐镜青”明确指出人类并没有找到“实在”，陷入了困境之中，“人类今天所有问题，其中最大的，或许是实在问题”[21]（P1065）。他与印修静、杜古泉对生命价值的玄思类似，均是跳出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狭隘范畴，思考的是人类、自然、宇宙。无名氏在将以印蒂为代表的各色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行全面挖掘、剖析与呈现的同时，还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天地人神思维之关系等种种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与探索，从而使印蒂的个人心灵盘桓于宇宙的蕴动之下，翱翔于历史的演变之中，徜徉在生命的流转之内，跳跃于自然的进化之中。通过呈现印蒂个人心灵的变化，现代人复杂的心灵世界，对个人心灵世界的探秘，是他的终极目标，从而全面书写和展现人类在20世纪上半叶心灵的变化与发展，绘制一部完整的心灵流变史诗。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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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无名氏纵论《塔里的女人》和《无名书》——1998年10月27日于南京大学演讲摘要[C]//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现代文学史“零余者”无名氏学术肖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8]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C]//路翎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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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9]郭沫若.文学的本质[C]//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0]绿原.《路翎文集》序[C]//路翎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21]无名氏.海艳：下册[C]//无名书初稿：第2卷.重庆：时代生活出版社，1948.

[责任编辑 孙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