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文 王雪 刘甜

引言

早在2006年10月，浙江试点所创造的“瑞安模式”，便以政府主导的农村合作协会为整合平台，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层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结为一体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徐旭初等，2018），并通过打造“一体两翼”组织制度1，将生产功能、供销功能、信用功能整合聚集，形成整体效应，让农合联的功能“实”起来（徐旭初等，2020）。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条件的供销合作社要按照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发展农村资金互助合作”以后，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为此，供销社部门积极投身推进“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事业，并先后印发了《关于规范发展供销合作社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供销合作社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推动“三位一体”的发展。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

从实践案例出发的研究成果表明，参与多方合作的农户能够实现收益的最优化（何广文，2007），并且基于“三位一体”的信用合作，特别是供销社领办的依托农民合作社建立的资金互助模式，具备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何广文，2012）。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是怎么实现生产、供销和信用资源整合的？特别是在“三位一体”框架下，信用合作是怎么融入生产和供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