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诗艺

书法艺术沿袭到宋代，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宋代书法直接承袭晚唐而来，宋代的治国政策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书法风格与审美追求必然也要发生改变。“尚意”是后人对于宋代书法风格面貌的整体概括，虽然如此，对于尚意书风出现在宋朝的原因，后人仍众说纷纭。

一、北宋书家对于尚意书风的推动作用

尚意书风的形成，既得益于前代动乱的笔法缺失，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之结果。虽然魏晋时期就有了“意在笔先”的说法，但这个“意”与北宋尚意书风的“意”并不相同。魏晋之“意”指的主要是创作之前的艺术构思，而非北宋时期的抒情达意。北宋的重文抑武政策，将宋代的文化推到及其崇高的位置，故文人对于书法便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见解。由于唐代书家已将尚法之“理”推动到极处，宋代书家便开始在理法之外追寻主观意趣的表达。

（一）“尚意书风”先导——欧阳修

欧阳修作为北宋的文坛领袖，极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对北宋的“尚意”书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领袖作用。他针对唐代书风普遍研究有序的特点，更强调了书法在意境方面的抒情功用，他认为书法审美最重要的是“意态无穷”，而不是晋唐以来书法中和平正的“尽善尽美”的书法审美思想。

（二）唯取神气为佳”——蔡襄

蔡襄论书，于晋人最为推重，他认为，晋人书法之所以冠绝天下，根本原因不在技法，而在精神风度，晋人风度非唐宋以后可比，故而，蔡襄提出了以神气为核心的论书主张。他强调，端庄典雅的作书风格，从他的传世作品来看也确实如此。可见他的书学观与他的书法创作是一致的。蔡襄的年代还要略早于苏轼、米芾等人，可以说他继承了欧阳修的书学观念，重视法度又强调神采、气韵，对后世苏轼、米芾等人产生很大影响。

（三）“我书意造本无法”——苏轼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在北宋的文人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史书记载，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受到世人的珍重，而他对于书法的观念也在书家中引起效仿。苏轼最重要的书学观念，就是尚意，他虽然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论断，但从他的作品来看，他所谓的“意造”指的是精神层面上对书法的一种理解。而苏轼书法中最能体现宋人尚意书风的作品为其行书，早年间苏轼积极的入世态度激起了他的豪情壮志，但中年之后，经历了仕途不顺与党派之争牵连的“乌台诗案”磨灭了他的热情。后文提到，“平常心即是道”之不畏法理的思想，激发了苏轼在创作时的放荡不羁，苏轼晚年一方面崇尚虚无的哲学，另一方面也追求不同的思想，这在他的笔下均有所体现。多种哲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书学观念。可以说，苏轼在北宋尚意书风的出现与发展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领袖作用。作为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与其师一样，致力于改变一直以来的唐人尚法因循守旧的书风，但与其师不同之处在于，苏轼侧重于其独特的书学理论，而黄庭坚则是注重于书法实践，在苏轼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内心情感有意识地夸大，但并未将“理”与“法”完全摒弃，而是将“情”与“理”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自由，即极端地追求意境。

（四）“随意落笔，皆得自然”——米芾

“宋四家”之中的最后一位，米芾的书法上承唐人，又拜得二王之法帖，推尚“集古字”之法，《海岳名言》有云：“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由此可见，米芾的行草书风之形成过程，与其“集古字”法密不可分，然“既老始自成家”，米书已成，自成一家之时，米芾又提出“卑唐”理论，几乎完全摒弃了以“法”为先的唐代书风，将宋人“尚意”之书风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米芾作书崇尚自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晋代书风，尤其是以二王父子为宗，晋人书法最吸引米芾的便是自然天真的意趣，米芾终其一生都在集古字，其目的也正是为了追求晋人的审美趣味。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笔下更多地流露出了具有宋代特征的审美趣味，将尚意书风推向极致。

此外，北宋其他书家诸如薛绍彭在笔意笔法方面，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尚意之情；又如蔡京蔡卞二兄弟，虽为佞臣，却也字势豪健，自成一家，此二人亦为北宋尚意之书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上列为以“尚意”为代表的书家，皆受北宋“重文”所带来的影响，在如此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尚意”书风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由此可知，北宋之“重文抑武”政策，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上，都对整个时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背景

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尤其名家真迹日见其少，为师者也日益减少，以家族为传承载体的笔法为之中断，但正是这种笔法传承的缺失，在“重文抑武”的时代背景之下，让后世的书家们可以大胆地抛开前朝书法的束缚，转而追求自身的主观情趣。如此，当时的书法风向便从盛唐时期的“法度森严”转变为了北宋时期的“不害性情”。而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背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宋代书风对晋唐的继承

宋代之尚意书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承袭了晋唐时期的风格，魏晋时期文人大多豪放不羁、乐而忘形。由《世说新语》所载“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便可以看出魏晋文人并非严谨不阿，呈现给我们的反倒是飘逸洒脱之姿。唐代书家虽不乏如欧阳询、柳公权等“严谨”一派的书家，但也有诸如张旭、怀素等“狂放”之风。孙过庭所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更是强调了书法的写意与意境。宋人在承袭晋唐书风的基础上大胆地突破了前人尚法之束缚，更加注重其书风的个性与张扬。

（二）北宋社会背景对书风的影响

宋代标志性的文学——宋词是以写景言志抒情为主体的文学艺术，无论是气象磅礴、不拘音律的豪放词，还是构思缜密、音律婉转的婉约词，都体现出了宋代之抒情言志的特点。而文字作为宋词的主要载体，自然表现出来其意境之说，故此，宋人“尚意书风”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了。以欧阳修为首，及其后之苏、黄、米、蔡等人，皆将辞藻与书法艺术的融合发挥得淋漓尽致，北宋书家苏轼所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对北宋尚意的审美观念最好的诠释。

究其原因，由于宋代理学发达，不少儒士也开始追求心性，故禅宗因此而开始兴盛起来。士大夫参禅学佛兴于唐末五代，至宋代进入全盛时期。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此宋代文人多以禅宗借鉴心性。唐人书法崇尚的是“情”在“理”中，故所见之唐书皆为庄严端正，而禅宗又与老子“道法自然”之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宋代文人受老子“无为便是为”的影响，在书法上也表现出了“自然随心”之意境，摒弃了前人法度森严，规矩有致的尚法书风，转而开始追求“理”之外的“情”，宋代“尚意书风”便是由此而来。

（三）门阀的衰弱与庶族的崛起对尚意书风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政治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到了唐代，科举的兴盛，使得门阀势力开始衰落，武则天时期开始有意打压门阀士族，提拔庶族，而宋代继承唐代的科举制度，使得门阀士族衰落，依附于士族的笔法传承也被打破，自魏晋二王以来，书法艺术的传承，以笔法为核心，而这种传承以家族为单位，故而当时的书法家往往诞生于豪门大族，这些大族对于书法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但并未广泛地传播开来，一直到唐代，笔法的传承方式仍然以家族为主。宋代门阀衰落这种笔法的垄断也被打破，但一些晋唐的用笔方式在宋代也已经消失，所以，宋人尚意其实是面对笔法传承中断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宋代书法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缺乏笔法的传承，但宋人在新的价值观影响下更注重于书法的个人意趣与风格，从宋代大批的墨迹手札可以看出，宋书相比于晋唐书法来说，更多体现出来的并非笔法，而是书家流露出来的个人性情。

宋代重文抑武的政治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小市民文化也随之兴起，从上至下各阶层的宋人在闲暇之余也就有着更高的文化追求，市民文化也随之成为宋代的文化主流，例如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为我们展现了宋代繁华市井文化的场景。市民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了当时的市井生活。瓦舍之中，百戏荟萃，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散乐、诸宫调等，无所不包无所不括，同时直接推动了宋代诗词散文等的兴起。宋代实行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文官的地位提高，也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股追求文雅含蓄的风气，士大夫们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才可以追求书法的多样化。而前文提到过，文字作为文学艺术的载体，也体现出了其“尚意”的特点。而基于小市民文化的扩散，宋人往往承袭了魏晋时期文人的随性，书风也自然而然地由前代的“尚法”变为“尚意”。通过本文对宋代的政治政策、社会背景、思想文化等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有宋一代之所以出现尚意书风，“重文抑武”的政治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格与审美追求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我们研究前代书法一定不可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仅仅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这样会对我们理解认识前代书法产生很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