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玮

《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中期由晋王士子朱奇源主持编刻的，具有重要的艺术与文献价值。由于明代私家刻帖的繁荣出现了许多编刻精良的刻帖，所以目前学术界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关注度很低。以下就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编刻缘由、开刻和成帖时间、底本溯源、版本考证以及后世评价等问题作一简要总结梳理，以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以《宝贤堂集古法帖》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

关于编刻《宝贤堂集古法帖》发起人的考证。有关此问题的文献最早出现在晋世子上皇帝书中“臣幼好法书，父王因臣所好，命臣採择古今字帖之佳者，集成巨册，因名之曰宝贤堂集古法帖。”朱奇源是奉其父朱钟铉之命集刻《宝贤堂集古法帖》，所以发起人是朱钟铉。而后古今文献中皆记载朱钟铉为《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发起人，直至在王仁海的《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才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发起人重新进行考证。作者通过考证朱奇源在序言中对刻帖的发起与刊刻过程的记述，认为刻帖的发起人应是朱奇源本人，而在上书皇帝时为显示对晋王以及皇帝的敬重所以冠以其父之名上书皇帝。纠正了此前关于编刻《宝贤堂集古法帖》发起人的错误。

对于《宝贤堂集古法帖》开刻及成帖时间的考证。目前对《宝贤堂集古法帖》开刻时间研究甚少，只有王仁海在《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根据翟瑄出任山西之时为成化二十三年，推断朱奇源与翟瑄相见的时间上限为成化二十三年也就是《宝贤堂集古法帖》开刻的时间上限。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定所以并没有推断出详细的开刻时间。有关《宝贤堂集古法帖》的成帖时间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弘治二年、弘治三年以及弘治九年。弘治三年一说最早见于杨震方先生的《碑帖叙录》，杨震方先生根据卷尾张颐《题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和懒云《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序》都是弘治三年撰写的，所以认为《宝贤堂集古法帖》成帖于弘治三年。弘治九年一说最早见于《傅公祠石刻叙录》，其根据《皇帝奉书》、晋世子上皇帝书是弘治九年所写，所以断定《宝贤堂集古法帖》成帖于弘治九年。王鸿宾在《〈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过去与现在》中认为镌刻竣工应以朱奇源《宝贤堂集古法帖序》落款时间及每卷卷尾所刻时间及弘治二年成帖。王鸿宾的论证充分合理，而后关于《宝贤堂集古法帖》的成帖时间皆延续弘治二年的说法。

有关《宝贤堂集古法帖》底本的考证。朱奇源在《宝贤堂集古法帖序》中详细说明了底本的来源范围“因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并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十数家”，但并无细说将谁作为主要底本。明孙鑛在《书画跋跋》中简要提到“《宝贤堂帖》似摹《太清楼》”，并无详细的论述不值得确信。清初傅山先生提出《宝贤堂集古法帖》主要钩摹于《绛帖》，并从多方面论证，此观点对后世影响颇深。不过傅山先生此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由于其时代原因，并未将《绛帖》《大观帖》与《宝贤堂集古法帖》做对比，其论证多引自他人之语，故有失偏颇。王鸿宾在《〈宝贤堂集古法帖〉与〈绛帖〉》《〈宝贤堂集古法帖〉底本溯源》两篇文章中详细对比论证了《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底本来源，王鸿宾考察出《宝贤堂集古法帖》主要摹勒自《大观帖》，且在总体编排和规模风范上也主要参考《大观帖》，而有些帖幅是直接摹自《绛帖》，并且在编排选字等方面也吸收了《绛帖》的成果，其证明充分推理正确结论可信。

关于《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版本考证。王鸿宾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校勘记略》中总结对比出不同时期的版本特点，并且依据这些版本特点鉴别《宝贤堂集古法帖》仿《大观帖》和戴补本为明拓本的赝本，为《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版本考提供了重要依据资料，但作者只是校勘了不同时期的版本特点，并无对重要的拓本进行考证。傅如一和张秀梅《山西大学藏〈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初探》在王鸿宾的研究基础上对山西大学的藏本进行了考证，并对山西大学藏本来源和价值进行了研究。对于其他重要的版本目前尚无研究成果。

二、将《宝贤堂集古法帖》作为资料进行论证

容庚《丛帖目》是研究刻帖的重要工具书，该书以时间为序囊括了历代刻帖情况以及子帖目和书家题跋。《丛帖目》中记载了《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目录，并且对序跋等内容也进行详细记录，同时还著录王世贞、张伯英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评价，偶有案语加以注释。对本文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林志钧的《帖考》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编刻原因、底本以及后人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评价进行了考证，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评价一直以来都褒贬不一。王世贞对《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评价是肯定其“行款次第皆不俗”，但对摹、刻、拓三道工序都觉得不如意，与前代刻帖相比是下品。孙鑛也认为与前代刻帖《大观帖》相比“不及远甚”，只对其中的苏、黄、米诸帖比较认可。傅山认为《宝贤堂集古法帖》圆秀遒媚在三藩刻帖中是最好的。而后戴梦熊和张伯英也同样支持傅山的观点，并且张伯英还说王世贞轻视《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因为“以时近而易得”。当代对此问题有新看法的是王仁海，在《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他认为纵向比较《宝贤堂集古法帖》不如前代刻帖精美，横向比较《宝贤堂集古法帖》堪称精品，此评价客观准确可信服。

关于《宝贤堂集古法帖》性质的研究。黄惇先生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将《宝贤堂集古法帖》归纳为明代的官帖，但是于博在《明代刻帖研究》中表示明代藩王刻帖是奉藩王令旨摹刻归藩王私人所有，出资出力也都由藩王负责，与皇帝无涉，虽有进御但无法改变其性质，所以将其归纳为私帖的范畴。

关于《宝贤堂集古法帖》所反映出的明代书法风尚。黄惇先生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表示从《宝贤堂集古法帖》收录宋人书和明人书可以看出弘治时代程朱理学已不像明初那样禁锢着书家的思想，《宝贤堂集古法帖》作为明中期刻帖已反映出时代审美变化的消息。于博《明代刻帖研究》也对此问题有所提及，而且还分析了明代中期社会文化背景，论述了明中期刻帖的特点。王仁海的《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提出《宝贤堂集古法帖》肯定了宋代尚意书法和张弼狂草，称其是明代中后期书法转型的重要标志，不仅改变了朝野书法的审美标准，还对吴门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刘瑞鹏《明宝贤堂帖中的宋克与明代草书》、苏琪斌《浅论〈宝贤堂集古法帖〉收录的唐太宗书作》、张群和康佳琦《明宝贤堂帖中的袁桷与天庆寺雅集》都是选取《宝贤堂集古法帖》中个体书家做简要研究，体现出《宝贤堂集古法帖》对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性。

尽管有上述研究，但在《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研究深度上还有待于后学的开拓与深度挖掘。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研究方向：关于底本溯源目前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翻刻部分，对于《宝贤堂集古法帖》中别的帖目的来源尚有可考。其次对于《宝贤堂集古法帖》的版本考证目前也有欠缺。最后由于《宝贤堂集古法帖》所处于明代刻帖业的低潮期与繁荣期之间，所以《宝贤堂集古法帖》可反映出这个时期书坛的动态，就此问题也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 [明]朱有燉《宝贤堂集古法帖·序》，《丛帖目》，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页。

2 王仁海《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2018年第2期，第87页—93页。

3 王仁海《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2018年第2期，第87页—93页。

4 杨震方《碑帖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

5 山西省文化委员会《傅公祠石刻叙录》，山西省文化委员会，民国30。

6 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的过去与现在》，《文物季刊》1993年第1期，第68页—76页。

7 [明]朱有燉《宝贤堂集古法帖·序》，《丛帖目》，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页。

8 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与〈绛帖〉》，《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第68页—77页。

9 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底本溯源》，《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第47页—66页。

10 王鸿宾《〈宝贤堂集古法帖〉校勘记略》，《文物世界》2000年第6期，第69页—74页。

11 傅如一、张秀梅《山西大学藏〈宝贤堂集古法帖〉拓本初探》，《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91页—95页。

12 容庚《丛帖目》，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页。

13 林志钧《帖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14 王仁海《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2018年第2期，第87页—93页。

15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16 于博《明代刻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17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18 于博《明代刻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19 王仁海《论〈宝贤堂集古法帖〉在明代书法转型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2018年第2期，第87页—93页。

20 刘瑞鹏《明宝贤堂帖中的宋克与明代草书》，《中国书法》2014年第11期，第86页—93页。

21 苏琪斌《浅论〈宝贤堂集古法帖〉收录的唐太宗书作》，《艺术评鉴》2017年第18期，第35页—36页。

22 张群、康佳琦《明宝贤堂帖中的袁桷与天庆寺雅集》，《文物世界》2018年第17期，第23页—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