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艳艳

（南京市委统战部，江苏南京210008）

无锡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和当代中国乡镇企业发源地，系苏商的重镇。无锡民营企业家简称锡商，锡商是江苏苏商的重要代表。2013年全球首届锡商大会对近代工业化进程以来锡商文化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即“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其中第三词组隐含了近代中国最大资本集团荣氏家族开创者荣德生之名，无疑是一种机缘精神之合。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锡商崛起

唐、宋时期，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无锡河道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锡逐步形成了江南有名的米市和布码头，无锡和长沙、芜湖、九江并称为全国“四大米市”，并有“四大米市”之首的声誉。到光绪末年，无锡粮行、米店增至140余户。粮食堆栈容量为东南各省之冠，粮食加工业发达，成为全国五大碾米中心之一。

受甲午战争前后进步思想的影响，清政府被迫实行自强新政、振兴工商的政策，无锡商人以江南水乡的大米、丝绸资源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面向民生市场的面粉、棉纱、缫丝三大支柱工业产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无锡实业家杨宗翰筹资白银32万两创办无锡第一家工业企业——业勤纱厂，有工人1000余名，占地百余亩，设备有英制环锭细纱机38台，纱锭13832枚，人力摇纱机40余台。光绪二十六年（1900）荣宗敬、荣德生与朱仲甫合伙创办了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面粉厂)，光绪三十年（1904）周舜卿创办了裕昌丝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荣氏兄弟又开办振新纱厂，宣统元年（1909）薛南溟开办永泰丝厂。到1913年，无锡工商实业家在无锡建布厂、丝厂、机器翻纱厂和电灯公司共19家，这座城市的民族工业企业办得风生水起。

荣氏茂新面粉厂旧址（今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经历了四次模式转型，第一次是官办，第二次是官商合办，第三次是官督商办，第四次是商办。民族工商业发展到商办阶段，有了真正的内生动力和面向百姓生活消费市场的创业思维。所谓商办就是中国商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工业，是采用西方工业技术的机器大生产。中国最早的商办棉纺企业和第一家商办银行都是无锡人创办的。近代无锡出现了六大民族资本集团：即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的杨氏集团，周舜卿的周氏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荣氏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薛氏集团，唐保谦、蔡缄三的唐蔡集团，唐骧庭、程敬堂的唐程集团。他们开办纺织、缫丝、面粉、机器、水泥、造币、碾米、榨油等工厂，一时间，无锡境内“机声隆隆，百业繁昌”，并且形成了全国竞争优势。

到20世纪30年代，无锡丝厂总数、蚕丝产量、品质和出口的吨位，均居国内榜首，同期无锡传统的米码头年成交量高峰期达1300万石，居全国四大米市之首。1936年全无锡有315家工厂，资本总额达到1407万元，其中，工业生产总产值7726万元，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无锡成为苏南近代工业中心城市，是中国六大工业都市（注：其他为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中唯一的以民族工商业立市的城市，无锡的产业工人总数仅次于上海，形成了“小无锡、大上海”的工业格局。

荣德生

而近代无锡的发展，得上海开埠通商之风气和地理之利，无锡的商人大多从上海发迹或在其实业壮大过程中得上海市场之巨大商机。无锡紧邻上海，距离上海仅128公里，依托于江南地区密布的河网以及近代铁路等交通工业的发展，上海、无锡融为一体，有近十万无锡人在上海谋生，上海的工业领域活跃着大批无锡人，上海滩上有“无锡人掌工商业，宁波人掌金融业”的说法，可谓两地相融，血气相通。当年在沪上创业、发展的锡商实业家就有116人，如匡仲谋、荣瑞馨、沈缦云、钱凤高、丁熊照、邓仲和、陈梅芳等，包括无锡六大资本集团的代表性人物，杨宗濂、杨宗翰兄弟早年跟随李鸿章，曾在上海总办过上海机器织布局；周舜卿16岁赴沪当学徒，1878年升任英商上海升昌五金煤铁号经理，后来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祝大椿早年在上海大成五金号当过学徒，1885年左右在上海开设源昌商号发家。

作为锡商的杰出代表，“荣氏家族”与无锡成为近代工业重要发源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1896年曾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在上海为荣氏集团的实业发展挖到了资本“第一桶金”，后荣氏兄弟以无锡为本源地，1915年、1917年先后在上海创建了申新一厂和申新二厂，创办有福新面粉厂等；同时在武汉、重庆、芜湖等地建有工厂。至193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摘取了全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两项桂冠，成为当时国内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1936年，无锡仅薛家的永泰丝厂出口生丝就多达2.5万包。在薛氏永泰的引领下，无锡丝业超过上海、广东，居全国第一，无锡成为名副其实的“丝都”。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是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而锡商在丝业、面粉业和纺织业三大行业中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到1949年解放前夕，无锡有纺织、缫丝、面粉、针织、染织、造纸等20多个工业门类，拥有628家企业，其中千人以上的企业就达20家之多，产业工人达42.9万人。作为锡商的代表，荣氏家族拥有纺织厂15家、面粉厂13家、其他企业3家。荣氏集团的面粉产量占中国的三分之一，荣氏集团纺织业布机产量亦占全国近三分之一，达29%。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邓小平认为荣家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无锡近现代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除战争动荡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较严重阻遏之外，其余时间发展速度和规模是举世闻名的。近代以来，无锡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后，无锡成为我国率先跨入小康的富裕地区之一，列江苏民营企业百强市前位，是全国最早进入GDP万亿行列的地级市。

二、无锡近代工商文化特质

无锡工商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近代锡商工商文化产生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无锡人薛福成、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杨模等人成为这一运动的实践者，他们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机器工业，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农耕社会向开放的近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引导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

与荣氏集团在无锡的崛起相呼应，陈启沅的继昌隆缫丝、张謇的大生纱厂、朱葆三的中国通商银行、祝大椿的昌源碾米、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范旭东的久大盐业、刘国钧的大成纺织、卢作孚的民生轮船等，似雨后春笋，在中国各地开花，推动中国近代工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无锡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下新思想的发祥地，爱国、自由、民主和实业重商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率先发轫。东林书院顾宪成留下千古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思想情怀在无锡文化精神中起着灵魂作用，也是锡商成长的大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无锡人追求的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为明理，并非要走做官入仕一条路；建设和发展社会，仕途和经商是同样重要的。荣德生的口头禅就是“实学实做”，学也要学得实，做也要做得实，讲究务实。

这样的文化精神体现在锡商精神层面，对于锡商个体来说，正心诚意、勤俭自持、践约守信是基本守则；对于锡商群体来说，审时度势、谦让包容、开拓开放、勇往向前则是共性特征。

近代无锡工商文化是独特而灿烂的民族文化精华。锡商把西方和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先进成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德治”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主张“恩惠并用，以德服人”，锡商把西方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结合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不矛盾的成功企业模式。锡商工商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影响了无锡本地经济社会生活，也辐射和影响了苏南地区和江苏全省及全国，如锡商杨味云家族在华北创办棉纱等实业，是民国时期华北财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杨家又成为沟通华北财团和江浙财团的纽带。无锡人的实业不仅开办到上海、天津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更向资源丰富的内陆以及西部地区发展。锡商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1905年，锡金商会（无锡商会）成立，成为锡商史、苏商史的重要节点。近代以来锡商的发展，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以发展工商业为荣，以民劳商办为主体，积累财富，创造财富，由此孕育了无锡人既专注务实重工又注重创新开拓，既执着经商逐利又讲究经营诚信等性格特点，形成了锡商工商文化的特质内涵：义和利的高度统一、谦让和争先的高度统一、诚信和灵活的高度统一，而这种工商文化的本质是融化在锡商骨髓血脉中的经商济世情怀。

具体而言，锡商文化的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实业报国的历史责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一批锡商实业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勇于担当。锡商杨宗瀚，表明办“业勤纱厂”的动机是“窃自通商以来，洋货行销日广，洋药而外，以纱布为大宗……现复奉准苏杭内地通商，计彼族之侵我利权，占我生理者，似亦奠基于纺织、缫丝诸大端，不待智者而知。”

他们抓住历史机遇，克服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设置的重重障碍，克服社会动荡和战争创伤的破坏，大力兴办事关国计民生的实业，维持社会民生，拯救家园、建设祖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锡商创实业，办实事，求实惠，重实效，脚踏实地将实业做强。

实业报国既是历史责任，也是爱国企业家的人格、气节和操守。荣德生1938年起主持荣氏企业，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广州等地兴建6家新厂，支援抗战。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厂、八厂卖予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其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亲自到沪，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1948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在一片离沪声中，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今高安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到台湾。1948年荣德生和钱荪卿派人代表无锡工商界赴苏北解放区与中共华东工委联系接洽，表示无锡工商界、无锡工商自卫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留在无锡迎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上海临近解放之时，部队在丹阳整编，荣德生的代表专程前往面呈陈毅，将荣德生亲笔信交给陈毅，陈毅读罢信函，连声说：“好，好，荣德生带了个好头，我们共产党需要荣德生这样的爱国资本家。”

在迎接新中国建立之时，荣德生积极筹备恢复荣氏企业生产，成为最早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当时感言：“过去中国，我们的机械要外国来，人才要外国培养，甚至枪炮都要外国运来，太不争气。今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好好培养技术人才，做到自产自足。”他被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接见荣毅仁等资本家，阐述了共产党的16字经济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接见一结束，荣毅仁就赶回公司，对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当时，从经济与社会稳定看，要稳定全国，必先稳定上海，而稳定上海，必须依靠“两白一黑”——面粉、棉纱和煤炭。而“两白一黑”，荣家独占其二。荣家的积极配合与合作，对新中国初期上海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舜卿创办的信成银行发行的纸币

1950年6月，荣毅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表示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抗美援朝，无锡市共捐赠33架飞机，锡商占了27架。其中荣氏家族捐7架，唐氏家族捐4架，锡商“爱国爱家”的精神品质，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得到了升华。荣氏家族事业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强盛而强盛的，这一点荣毅仁十分清楚。1954年，荣毅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将他的申新系统荣氏企业接受公私合营，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红色资本家”。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申新九厂，荣毅仁向其详细介绍了生产情况，毛主席对荣毅仁赞赏有加。1957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陈毅说：“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由此，荣毅仁以党外身份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下，1959年荣毅仁又奉调国家纺织部出任副部长。

近代锡商承担起实业兴邦、产业救国、产业报国的历史责任，此等担当襟怀，成为锡商精神的本色。

第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锡商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走的是商办之路，靠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经营智慧。这个先，就是前人没有面对过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经济的特殊性，锡商在同外国资本、买办资本残酷竞争和斗争中，经受住军阀、官僚严酷血腥盘剥，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处理好与洋人、与官府、与社会的错综复杂关系，掌握了企业制胜之道，包括经营技巧、用人之道等。锡商在市场竞争中，推进了敢为人先、优胜劣汰的工商文明。

荣氏兄弟的面粉厂，率先以钢磨代替石磨，以柴油引擎代替蒸汽机，引进当时最新式的美式制粉机；永泰丝厂率先开办制种场，改良蚕种，在全国各蚕区中率先淘汰土种。荣氏兄弟扩展企业的主要方式是在企业有了利润盈余，大多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甚至租地、租屋、欠资也要扩大生产规模，并敢于租办收买旧厂，兼并扩充企业。荣氏家族当年在上海发展时，“办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体现了锡商敢为人先争第一、争发展速度的拼抢精神。荣氏集团在生产上，重视产品质量，创立名牌。茂新面粉厂在建厂之初就创出了“兵船”名牌，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远销西欧、东南亚；申新纱厂的“人钟牌”棉纱曾多年被列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

第三，务实重工的价值理念。在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无锡的实业家群起。锡商的最大特点是把发展工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家族发财致富之道，锡商是自主创业的民族工商业群体，主要以家族的力量来创业和经营，坚定地走市场经济道路。锡商从不讳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一致性，他们在掌握现代知识，特别是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的扎实基础上，热衷创办面向民生、具有市场效益的工商制造业实体，展现了锡商务实、精明、方向感强、不断进取的精神特质。荣氏家族的12字家训是：“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务实精神、重工意识和技术进步能力，成为一种无锡工商文化传统如今被传承下来。

务实重工是本，不是说锡商不会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发展战略。锡商善于将商业与实业、商业与金融业相结合，但以实业为主业，追求实业增长永远不会变易。荣氏兄弟是先投身上海源豫通顺钱庄当学徒，再转入森泰蓉钱庄做跑街，熟悉了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运行规则。1896年3月在上海与人合股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后又在无锡设分庄，荣德生任经理。在钱庄业积累了资本的基础上，进而创设近代工业。

第四，尚德诚信的企业文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儒家理念在近代锡商身上得到了最好体现。荣德生曾经说过：“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 他曾把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责任归结为两项：一是创办工厂企业，发展民族工业，谋求国家富强；二是致力公益事业，改善社会环境，谋求民众福利。

诚信是锡商为人之本，经营之道，制胜之器。近代锡商大多是知书达理，深受传统文化浸染，信守传统道德礼节、讲究操行气节的“绅商”。他们萃取传统文化精华运用于企业经营和发展之道，讲究义利关系平衡，秉持“信义经商”，“重名犹过于重利”的理念，讲究乡谊和仁义，奉行积德行善、造福桑梓的理念。在企业管理方面，重视施爱、树恩，以达到“治理人心”、进而增强工人对于企业向心力的目的；在社会上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捐资办学，造桥修路，兴办社会公益福利等造福乡梓。

荣德生说，“我企业的发展，完全不是靠什么政治势力，也不是靠什么雄厚的资本，而是靠我们兄弟两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为自己享福，而是为社会造福”。荣宗敬、荣德生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不胜枚举，仅在无锡一地先后兴办9所小学、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普通中学、1所四年制本科大学和1个藏书近20万卷的图书馆，为无锡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开拓开放的思想境界。锡商具备了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十分注重对海派文化即沪商文化的学习借鉴，辨析学习西方文化，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中汲取了许多现代的、积极的思想观念。锡商善于聘用一批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财务、行政、人事、设备、仓储、技术等方面仿照吸纳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方法，实行科学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同时注重劳资关系的协调，采取许多“惠工”措施，如创办“劳工自治区”，改善职工福利，举办公益事业，缓解劳资间对立和矛盾，使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无锡南长街永泰丝厂改建成的中国丝业博物馆

第六，精明灵活的经营谋略。锡商善于创办和经营本地的特色产品。近代以来，无锡形成土布、米粮、丝茧三大行业，形成布码头、米码头、丝码头。随着无锡民族工业的发展，无锡的一些轻工产品，如面粉、机制币、肥皂、卷烟等也成为经营的特色产品。

锡商总是把经营战略置于宏观大局中考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忙于打仗的历史性机遇转变成锡商发展的“黄金期”，迅速发展壮大产业。如荣氏家族抓住了近代之始宝贵的发展机遇——日俄战争造成中国北方面粉市场的制造空白，大力发展面粉制造业，做成了产业老大。锡商的精明在于经营之道高出他人，奥妙在于见他人之未见，取他人之弃，不嫌利小，开出生路。荣宗敬先生说“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这是锡商善谋的经济思想。

对改革开放43年来成长起来的新锡商来说，近代工商业文化所蕴含的创新、尚德、开放和融合等精神，特别是近代锡商“勇往直前，作世界之竞争”的创业精神，已成为当代被发扬光大的锡商之魂。在学习和传承近代锡商精神精髓的基础上，新时期的锡商精神正被赋予“敢创人先”的创新精神、“坚韧刚毅”的进取精神、“崇德厚生”的人文精神、“实业报国”的爱国精神等内涵。凭着这种精神，锡商正在创造新的辉煌，为谱写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