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

（江苏南京210000）

清末状元张謇，在1917年1月20日的日记中，抄录了自己为通州友人钱九皋所写的祝寿诗《寿钱翁七十》：“贵重最农夫，钱翁识字殊。岁功排菽枣，家世长枌榆。训子出求学，言商仍向儒。田间无暇日，七十只须臾。”张謇在诗中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言商仍向儒”的志向，即以儒家伦理道德指导经商行为，保持真正儒生的本色，要身在商海，心系天下，始终不忘爱国报国。爱国之情自古有之，而像张謇这样一个实业家，一切行为处事均从爱国出发，将浓烈的爱国情和炽热的爱国心化为对强国梦的不懈追求，乃至于到了痴迷的程度，实为世所罕见。

一、年少多磨砺

张謇于清咸丰三年（1853）七月一日出生于南通海门长乐镇。长乐镇，系张謇出生前几十年才由长江北侧涨出的一块小沙洲渐次连片成陆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江边小镇。镇上居民大多是从江南避难迁徙而来的“客籍”移民。张謇的远祖在元代末年，为躲避战乱，从江南常熟的土竹山举家迁到江北的通州金沙场，经安定发展逐渐成为通州较为富裕的地主，后来家道中落，他的祖父在穷困潦倒之余入赘于海门长乐吴家。家庭地位低落，他的父亲兼祧吴氏，张謇也因此取名吴起元，直到五弟出生后，始还张姓。长乐镇上，流落异乡的移民，本就居无定所，再加上海门江岸涨坍不定，风潮频频来袭，使得他们往往具有许多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和顽强拼搏、奋力开拓的进取精神。这些独特而又可贵的移民性格对张謇家庭及他本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他日后在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满怀忧患和爱国之情，坚持不懈地走救国、强国的艰辛探索之路，奠定了人格基础。

在张家，张謇兄弟共有五人，他排行第四，最为聪颖，父母亲对他寄予厚望。4岁时他父亲就叫他念“千字文”，5岁时送他入邻居的学塾读书。到10岁时，张謇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孝经》等蒙学基本典籍。11岁那年，换了一位更有水平的老先生教他读书，学业更有进步，还学习做五、七言诗，试帖诗。父母管教甚严，张謇在上私塾时就随工在棉田锄草，并帮家中建房当木瓦杂工。张謇后来一心以天下为己任，以强国富民为终身追求，多与他少年时打下的国学基础和耕读经历分不开。

由于是祖上三代内没有取得过秀才以上“功名”的“冷籍”，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借籍以如皋有“功名”的张驹的孙子的身份参加如皋县试，而成为一名如皋籍的秀才。后如皋张家不断以“冒籍”相要挟，不断向张謇家勒索财物，几乎陷张謇家破产败亡。他们还到官府反诬张謇作弊，使张謇备受凌辱和惊扰。19岁那年，张謇听闻当地官吏要拘押他，深夜脚穿破鞋、手持灯笼，冒着阴风冷雨，沿河踩着一两尺深的污泥道仓皇逃出如皋城。同治十年初冬，张謇父子趁江苏学政彭久余巡视通州的机会呈函申诉。通州知州孙云锦惜才、爱才，对张謇的学识和人品很认可，亲自出面调停。经多方斡旋，到同治十二年五月，终于由礼部批准张謇的学籍从如皋划归通州，家庭履历得以按本宗填写。五年“冒籍”风波，使张謇在备受磨难的同时，砥砺了品行学识，磨练了意志品德，丰富了人生阅历。这也使他在发奋改变自身及家庭命运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迁和国家的前途。

二、游幕增才干

在平息冒籍风波的第二年，22岁的张謇便随赏识他、有恩于他的孙云锦去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始涉足政坛官场的游幕生涯。孙云锦对张謇较为关照和器重。张謇在发审局工作不到一年，就积攒了100两俸银回乡交由父母。在江宁法审局期间，张謇一面帮助孙云锦处理疑难案件，一面通过工作对江苏各地的社情民意，包括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萌发了改造社会、变革政治的理想。在目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状况后，张謇决心以王安石、王夫之为榜样，践行经世致用之学，变革政治，改良社会，为强国富民建功立业。

到江宁法审局不久，张謇就由孙云锦介绍而结识了庆军统领吴长庆，并被吴聘为高级幕僚，从此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参政治事的能力，也进一步确立了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光绪八年（1882）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由，出兵进犯朝鲜。随庆军六营东渡平乱的张謇，作为“理画前敌军事”[1]v8:1001，显示出了处变不惊、满腹韬略的良好素质和不凡才能。张謇在朝鲜期间所写的《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策论，展露了他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干，表现出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及强国梦想。他甚至提出了争取外交主动，必须通过政治改革使国家自强自立（固内以御外）的观点。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提出的六项对策：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谋吏治、谋生聚以足财用、改行阵以练兵卒、谨防幸以固边陲，无论是对朝鲜的安定繁盛，还是对中国的治国理政，都极具深远意义。

光绪十年（1884）春，慈禧发动“甲申政变”，控制了军机处，李鸿章权位越加突出。李鸿章对不奉行他对朝“牵掣政策”的张树声、吴长庆颇为不满，借故将吴长庆从朝鲜调回并削弱其兵权。同时，多方打压张树声。不久，抑郁成病的吴长庆溘然去世，张树声也忧郁而死。此时的张謇感到无所依托，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便决定回乡“备试”，徐图日后为国家建功立业。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想聘用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之说。

三、状元的抉择

光绪十年（1884）九月，张謇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长乐镇。他虽以读书备考为首务，但还是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当年发生的中法战争、“甲申政变”、南北海疆风波，均被张謇细心研究。与此同时，秉持“爱国必自乡里始”[1]v6：581的理念，张謇开始在家乡兴蚕桑、办慈善、助文教、建自卫武装“滨海渔团”，初步展露了他强国兴邦、地方自治的奋斗方向。

光绪二十年（1894），在家乡苦读十年，历经四次会试败北，张謇终于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但此时的张謇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为甲午年的风云变幻，国家内忧外患频频而焦虑不止。对张謇来说，高中状元并不是功成名就的终点，而是全力追逐强国梦的新起点。此时，中日战事已露端倪，围绕主战主和，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本着强烈的反抗外侮，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情感，以及建立在赴朝治事经验的基础上的对朝、日国情的认知，张謇坚定地站在了主战的帝党一边。他不断为主战的恩师翁同龢建言献策，并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不仅“主和误国”，而且“以庸劣败和局”。[1]V1:12作为新科状元、翰林修撰，张謇的举动令人震惊和钦佩，一时名动朝野。

张謇高中1894年恩科状元

1894年下半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及中国的战败，是张謇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也是他爱国思想集中迸发并形成终生不渝的强国梦的里程碑。甲午战败带来的刺痛和影响，大大超过两次鸦片战争，朝野上下所受到的刺激及其反应也比以往强烈得多。这次战败令全国上下普遍感到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和奇耻大辱，人人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特别是社会精英中的爱国志士，已寝食不安，殚精竭虑，誓死要救亡图存，重整山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毅然决然走上了因爱国、救国而不顾一切去强国的艰辛奋斗之路。

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张謇因父去世回乡守制。第二年，守制在家的他得知《马关条约》被迫签订，十分愤懑。随后他在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痛心疾首地陈述了《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割地赔款以外，允准日人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所栈，“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为了救亡图存，他系统地提出了九项兴国主张，包括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建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在当时的张謇看来，面对强敌入侵、虎狼环伺的垂危局势，爱国首在救国，而救国的当务之急则在强国，“强国富民之本实在于工 ”，即办好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业。要办好实业，则须奉行“棉铁主义”，形成棉纺和钢铁业为基础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谁来兴办实业呢?遍察当时中国的各色人等，张謇将目光聚焦于文化知识水准较高，且又有儒家爱国报国传统的士大夫。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1]V1:22

然而，传道容易，作圣徒难。作为当时士大夫的最高代表——“状元”，能否以身作则，带头去兴办实业呢？这对张謇来说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艰难抉择。因为，办实业固然是振兴国家所必须，但对于个人来说，无异于自弃美好仕途和已有的尊贵社会地位，铤而走险，自讨苦吃。他本可以“天子第一门生”的身份，凭借亿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博取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冲顶“状元宰相”。但是，现在却要与“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冒着巨大的风险和难言的艰辛，周旋于商界等“平生不伍之人”之中，奔波于险象环生的风口浪尖。但是，张謇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执着的强国梦的不凡之人，可以超越一般常人的平庸之念，最终选择以身许国、“舍身喂虎”[1]V4：55的实业报国之路。

在家乡南通守制期间，张謇经过对自己中状元后不到一年内卷入的上层政治纷争进行回顾和思考，不仅感到宦海险恶，更觉得辅助朝廷、治国平天下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他开始考虑以另外的方式报国救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新任两江总督兼署江宁将军张之洞，奏请任命张謇总办通海团练，以防日本等国从长江入海口入侵内地。张謇深感从军事上报效国家的使命重大，便全力以赴地开始筹办新式团练。他认真周密地起草了《海防团防营制》，拟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他不像过去办团练那样摊派筹款扰民，而是带头将自己24箱书籍“付典籍抵值银千元”[1]V8：1009补贴团练费用。后来因《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宣告结束，再加上慈禧不愿地方武装像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那样逐步坐大，通海团练收到撤防公牍，随即解散。

四、实业救国开变局

身在江湖心忧天下。不能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又不能在家乡练兵保家卫国，怀揣报国之志、强国之梦的张謇一时赋闲于家。就在张謇于彷徨苦闷之时，又是张之洞看中并助推张謇最终走上了实业报国的道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以“维护华商，渐收权力”。总的原则是“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具体办法是：“由各省公举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再由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指臂。”光绪二十二年初，署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派张謇和苏州籍同治状元陆润庠，镇江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

张之洞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任两广总督期间，就筹划在广东创设织布纺纱官局，并计划使用通州的棉花原料。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他改在武昌陆续设立湖北织布、纺纱等官局。后来，他又打算在上海附近设厂（南沙局），从国外订购了许多纺织机器。但由于各种原因，“南厂”没有办起来，所购机器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任凭日晒雨淋，破损较重。这时，他希望张謇在通州办厂，并把这些机器利用起来。

尽管与张之洞意气相投，在实业强国等思想理念方面又很一致，但张謇在决定经商办厂上还是作了思想斗争。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内心思虑时说道：“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不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均自牗，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踌躇累日，应焉。”[1]V8：1011这番话的核心要义有四：一是表明自己最终决心经商办厂，既是为了践行自己的强国梦，也是为读书人争口气，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二是办实业、搞教育这类事理应由官员富人承担，自己本可以不参与其中，但官员与富人都无法指望，只得自己亲力亲为；三是明知官员与富人不足依靠，但又不得不看重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委曲求全地与之应对周旋；四是虽欲经商办厂，但自己毕竟是儒林魁首——状元，与一般商人不同，还是要保持儒生的本色，以儒家的理念经商。

海门张謇纪念馆

决定走实业强国的道路后，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秉持“棉铁主义”经济思想的张謇，觉得家乡通州地区是“有名产棉最旺之区”[1]V4：27，当地农家利用自产棉花自行纺织的“通州大布”，平挺厚重，保暖耐磨，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且张謇与通州地区的花、布商人早年就有交往（包括在十多年前就帮他们向政府要求减免厘捐），不仅如此，南通滨江临海，紧靠上海，创办新型纺纱厂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这里最为充沛，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可谓是占尽地利之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张謇将费尽周折“招商”的本地和上海共六个董事，召集协商认股创办纱厂。厂址选在通州城北唐家闸水陆近便之处。取厂名“大生”，寓意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饰力，土地所生”。[1]V4：27张謇希望大生纱厂有大江大海般的气度和成就，立足本土，纵横商海，造福国民。

纱厂初创时，虽有官命、官督，与官府的作为密切相关，但深谙官商之道并深知官办之弊的张謇和股东，执意完全商办。开始的计划是，仿照通行的股份制，招股60万两，以100两为一股，共计6000股。在上海招集40万两，在通海招集20万两。如通海招不足，“仍由上海集补足数”。工厂基建开始后，已花钱2万余两，上海方面的两个“沪董”却提出沪、通要同等投钱，并交由沪方管理。第二年七月，一名“沪董”，一名“通董”，知难而退，辞去董事职务。张謇只得另行商请通州本地两位商人（一为木材商，一为典当商）入股递补。这样，主要出资人就由“沪董”转为“通董”。但南通商人毕竟财力有限，再加上“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畸零少数”。[1]V4：27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謇只得又转向官方求助。此时，接替张之洞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急于将已堆放积压三年之久的4万多锭锈烂纺机脱手，便送了一个顺水人情给张謇，把“官机”贱卖折价，作为50万两股金入股大生纱厂。官股、商股各占50%，原先的官招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但是，即便如此，办厂急需的商股资金仍迟迟不能落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张謇去武昌，一面考察学习武昌的新政成果，一面向张之洞求助讨教。张之洞帮张謇想了一个好办法，并商请刘坤一同意，将折价50万两的“官机”对半平分，由张謇和盛宣怀各领25万两，形成“绅领商办”的格局。这样，就可以减少筹集商股25万两，并有希望得到盛宣怀“许助筹新股活本”。更为有利的是，官方对张謇这位身份特殊、名气很大的士绅相当信任，虽然官股份占一半，但只受“官利”，不要任何经营管理职权，任凭张謇等人“绅领商办”。这是“商股”求之不得的好事，打消了大家对官府的畏惧戒备之心，认股出资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然而，民间集资办厂之路仍很艰难，“通、沪六董”中的两名沪董，出于自身利害的权衡，最终还是退出了。工厂建设大兴土木，正是大量用钱之际，张謇手中的6万多两现金很快就花光。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庄和盛宣怀原先应诺的款项，根本没有着落，张謇几乎身无分文，只得靠卖字筹措去上海的旅费。在危急之时，张謇连连向刘坤一等督抚大员致函求援，刘坤一让通州知州汪树棠想办法。汪表面答应，却一面派遣“签役四出”，搞强行摊派募捐，弄得民怨四起；一面宣称要将士人乡试会试基金一万两提存大生，激起众多秀才、举人闹事，甚至要揪住张謇去孔庙明伦堂“论理”。张謇钱没有筹到，却落得一身骂名。面对乡党友朋的讪笑毁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闻谤不敢辩，受辱不敢怒”[1]V4:125-132，以极大的忍受力和意志力，坚韧不拔地继续行进在艰难的创业报国路上。

为应对工厂开车前的紧急经费开支，张謇不得不忍痛将已购进自用的价值8万两的棉花，运到上海出卖，以解燃眉之急。经过整整五年的艰难困苦的努力，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大生纱厂终于开车出纱。那年夏秋之间的棉纱行情恰逢好转，纱价持续看涨，纱厂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大生在命悬一线之际，终于否极泰来，苦尽甘来，迎来了勃勃生机。当时被软禁在常熟老家的翁同龢，获闻大生开车出纱喜讯后，欣然题赠一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作为旧时代的士大夫，张謇具有难能可贵的新时代超前眼光。他观国情、献政见如此，办企业亦如此。大生纱厂开车伊始，他便拟订了一份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规章制度模样的《厂约》。《厂约》共16条，除阐明办厂宗旨和意愿外，对纱厂各部门及负责人的责、权、利及对员工的奖惩赏罚，包括伙食标准、徒工学习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依据《厂约》精神，全厂各车间、各单位也都制定了具体周详的管理制度。

为了铭记纱厂创办过程中的磨难，儆戒其教训，张謇特意请人画了4幅“厂儆图”，自己亲自题词点题，挂在工厂的公事厅。“厂儆图”生动地描述了张謇办厂创业的辛酸奋斗史，表达了他对不义恶人的愤懑之情。后来，虽然大生纱厂时来运转，开车后很快就获利甚丰，并在此基础上，兴办了许多教育慈善事业，但种种磨难和屈辱仍时时伴随着他。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强国梦，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跋涉在崎岖不平的奋斗之路上。

为了实现“大工、大农、大商”大实业的理想，为了使工业与农业相辅相成，互动互促，张謇在大生纱厂初战告捷后，便将眼光从现代工业转向了现代农业，开始创办垦牧公司。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方案、勘测地界、筹集股金等筹备工作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通海垦牧公司终于成立并开工建设。

我国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大生集团

垦牧公司初创时，所用土地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看似地价十分便宜的茫茫荒滩，其中一部分是原属淮南盐场供蓄草煎盐的“荡地”，另一部分是原属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另外，还有许多土地为“坍户”（原业主田地坍入水中而仍旧纳粮者）、“酬户”（为拿地酬报强分荡地本利的封建把头的户主）、“批户”（已购得土地，但仍替原业主交租纳粮的业户）。这些土地业主本不声张，一旦垦牧公司要用地，却蜂拥而上，以索取最大利益。要把这些官民两界极为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厘清，确实十分艰难。正如张謇所说：“官又有为民买含糊之地，营又有苏、狼纠葛之地，民有违章占买灶业之地，灶有照案未分补给之地，甚至民业错介于兵田之内，海民报地与通界之中，几无一寸无主，亦无一丝不纷。”[1]V4:180-183要想解决这些极为复杂的地权问题，必须依靠官府，而自私守旧、平庸塞责的官府，是不可能认真而又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再加上张謇从事的垦牧经营直接冲撞了传统盐政的既得利益，把荒芜海滩改造为现代棉纺织业原料基地的想法，也与一些地主和农户的意愿相忤，张謇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心血、钱财，难以估计。

但垦牧公司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努力，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天，终于陆续修成了7条长堤和若干水渠，开垦了第一堤西圩的7000多亩地。可是同年八月，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使刚建成的堤坝全都被冲毁，牧场羊群几乎全部散失，公司与民工损失惨重。股东们亦畏惧退缩，不愿承担12万两的修复费用。这时的张謇咬紧牙关，坚毅力行，逆流而上。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向江宁藩库等机构筹集到一批款项，“工赈”垦区。他再度募集勤劳和坚韧的通海民众奋战在建设工地上。光绪三十二年春便有3000多人“荷畚鐇而至”[1]V6:581，在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下，陆续修复了被毁的各条干堤。两年后，部分垦区开始招佃开垦，有1300多户、6500多人承佃垦荒。

到了宣统二年（1910），经过十年的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垦牧区终于初显风貌。原来荒废贫瘠的沿海滩涂，建成了规划有序的干堤，“堤成者十之九五，地垦者十之三奇”[1]V6:581，并建有“自治公所”、初等小学、中心河闸等现代社区设施。新兴垦区俨然成了张謇心目中“新世界”的一角。“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途梁，若成一小世界矣。”[1]V4：180-183

张謇极具现代经济头脑，他的事业在经过重重艰难险阻，逐步走向兴旺之后，他开始搞集各项事业为一体,资金链、产业链相互配套互联的现代产业集团，并直接造福乡里，改变南通城乡面貌。比如，为了使大生纱厂的棉花原料充足，价廉物美，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自己生产棉花；接着又利用轧花留下的棉籽，办广生油厂；然后利用油厂剩余的下脚油脂，办大隆皂厂，再利用大生纱厂的下角飞花，生产棉纱产品包装纸和翰墨林书局印刷用纸；并利用纱厂富余的电动力，兴办复新电磨面粉厂；为了原材料和产品运输需要，他还创办了大远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中通运公行、船闸公司，并修建了通州天生港码头和上海十六铺码头；为了织布机、轧花车等机器设备的生产和维修，他还办起了资生铁厂、资生冶厂；为了满足厂区员工和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他创办了懋生房地产公司；为了搞纺、织、染一条龙发展的科研和实验，他兴办了染织考工所；为了发展食品加工业，他创办了颐生罐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为了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他创办了淮海实业银行，并担任上海交通银行总经理。就这样，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起点、为轴心，逐步打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系统匹配的产业链，建起了融上下游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团，并形成当时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这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且绝无仅有。他的资本一度达到2400万两，为中国民营资本之最。[2]他既增添了国家经济实力，又示范、引领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张謇的宏伟强国梦，是首先要使中国的实业自立于世界之林，并抵御外国列强的经济侵扰。正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海关报告所说：“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为此，他在南通之外还尽力投资创办（合办）了许多企业，包括上海的大生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苏省铁路公司等。在江苏各市、县创办和支持创办的企业就更多了。

连云港的绅商沈云霈等人，在张謇的感召和相助下，创办了树芝公司和海赣垦牧公司，在开发滩涂、耕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张謇则在沈云霈资金困难时借给他30万银两，还专门派人去连云港协助办企业。他还特别交代，要择用“爱国才子”，警惕“小小殷勤”之人。[3]

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与宿迁企业家黄以霖等人经过认真实地考察，在宿迁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玻璃企业——宿迁耀徐玻璃有限公司，在光绪三十三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块平板玻璃。宣统二年（1910），耀徐玻璃产品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奖。当时落成在贫穷落后的苏北小城的耀徐玻璃公司，既填补了中国平板玻璃制造的空白，又使宿迁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日用玻璃生产基地，影响深远。

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镇江大照电灯厂，是江苏第一家民营公用发电厂，由郭礼松主办，张謇参与投资并担任总董。张謇将之称为“江南要事之一”。与此同时，张謇还与徐鼎霖合资创办了镇江开成铅笔厂，对中国的铅笔产业和镇江地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謇与无锡的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也有着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资兴办申新纱厂，遇到纠纷和阻碍，请张謇致函江苏省省长，帮助解决了问题。1920年，张謇与荣氏合作在上海创办了左海公司和中国铁工厂。荣氏兄弟借鉴张謇的经验，在无锡办学兴文、修桥建路，积极促进当地的民生事业发展。

随着实业等事业越做越大，步入鼎盛，张謇的强国之梦也越做越大。他认为“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V4:461于是他在南通本地，以实业为基础，兴教育，办慈善，搞自治，硬是把一个偏居一隅的贫弱小县，搞成了响当当的全国“模范县”。大文人胡适先生由衷地赞叹道：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于全国[4]。

具有世界眼光，具有雄厚实力的张謇，已不满足于单纯在国门内搞建设，他要立足国内，走向世界。他成立了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五十大道设贸易窗口，专营刺绣等产品。他甚至通过梁启超说合，计划与比利时政府合资筹办中比航业贸易公司，开辟中国往来西贡、新加坡、法国、比利时、德国各大商埠之间的海洋航线，然后再向国外各类企业大量投资。当时，他已与上海、浙江方面的著名企业家陈光甫、刘厚生等人商定了各自的投资股份。后来这项合资计划虽因比利时方面没有着落而搁浅，但显示了张謇对外开放的雄心和魄力。

五、伟大的“失败英雄”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积累，又遇上一战爆发，外国棉纱进口锐减，及国内棉纱市场产销两旺，价格上涨，1912年至1921年十年间，大生集团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发展期，张謇的人生事业亦达到了鼎盛。截至1921年，大生一厂的资本增加到250万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1160多万两，大生二厂的资本增加到110多万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到500多万两。两厂合计，资本共为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1600多万两。[2]

与此同时，盐垦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通海垦牧公司垦熟地增多，收益增大，加之大生各厂对棉花需求量较大，张謇从1913年起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盐垦高潮。至1920年，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大蕡、大丰、大祐等十几家盐垦公司，投资总额共达21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共有450多万亩。于是，在滨临黄海的两百余英里沿岸的冲积平原上，包括吕四、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陈家港等地，均成了新建盐垦公司的生产建设范围，已垦土地面积达100多万亩。当时建成的长300多公里，宽100多公里，总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滩涂垦殖区，至今仍造福江苏沿海各地。[2]

但事物往往总是盛极而衰。就像张謇于1919年《告诫实业同人书》中所说：“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1]V2：712他自己的命运，很遗憾被他不幸而言中。1922年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摊子铺得太大和社会事业花费太多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接连遇到产品滞销、资金链断裂等危机，大生集团濒临破产。尽管张謇想方设法予以拯救，但他创办了30多年的实业和南通地方事业，还是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败。胡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他是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4]。

然而，张謇对他当初所选择的“舍身喂虎”[1]V4:550的实业报国道路，始终无怨无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奋力拼搏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高尚道路上。在他去世的当月（1926年8月），他还抱病视察沿江水利工程。他以全身心投入爱国主义事业的壮举，践行他卓尔不凡的人生理念：“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1]V4:508

爱国、救国、强国，像一条光彩夺目又厚重无比的主线贯穿张謇一生。为实现自己心中的强国梦，他探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坚守了一生，非常人所能做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张謇称作是爱国主义企业家典范和民族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