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媛

20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动荡，云诡波譎，新旧力量冲突、中外思想碰撞异常剧烈而复杂，中国正在内忧外患中迎来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个时代的变迁，需要新的信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的驱动。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创者约翰·杜威的访华，无疑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一大盛事。

壹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一说4月30日）到达中国，4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这次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巴黎和会将战败的德国在华租地转给日本，但很快就从民族抗议活动发展成思想文化运动。原定于1919年夏天回国的杜威夫妇，一再推迟归期，据其女儿的回忆：“人们在中国为了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的吸经力，使他们改变了他们想在1919年夏天回美国的计划。”

杜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场运动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列强压迫的斗争，既让杜威深深感动，又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杜威不仅是作为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地观察一个磨难中的国家怎样沉沦或奋起，而是作为一个参与者，投身于推动中国政治重建和思想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

杜威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离开中国，历史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华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杜威夫妇的足迹遍及了中国的11个省份（除北京、上海外，还包括河北、辽宁、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共做了二百余场演讲，主题包括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西方思想史、伦理学等。这些演讲曾在《晨报》《新潮》《申报》《新教育》等报刊上发表，最终结集为《杜威五大讲演》。在杜威离华前，这个演讲集就曾重版了十余次，风靡一时，之后又多次再版。这些演讲在思想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在江苏教育会所讲“平民主义的教育”，“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在广东高师的讲演，到场近千人，“座无隙地”；在杭州的演讲，“到者不下两千人”；在北京尚志学校的演说，“虽挥汗如雨，而听众素静无一离坐者”。正如贺麟所言：“在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杜威。”此时的中国，风云激荡，山雨欲来。历史的局中人并不能预见未来，但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渴望，即接受新知，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在晚清之后所遭遇的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失败，彰显出思想革命和知识革命的必要性。西方各派思想学说在中国大地上粉墨登场，又逐渐散去。殊为难得的是，在思想界内部纷争严重、学术派系林立的情况下，杜威的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各方认可。无论是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良派，以及以孙中山、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都认同杜威的学说。究其原因，一是杜威在华演讲中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正符合“五四”时期的时代潮流，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能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用西方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杜威恰逢此时来华传道授业，自然受到普遍欢迎。二是杜威对中国问题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与同期来华演讲罗素相比，杜威的学说更为平实易懂。并且，罗素哲学专注数理逻辑，并不擅国际政治，一问及中国改革方案时，就闪烁其词，前后矛盾。而杜威在深入细致地观察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设身处地提出诸多解决方案，切中肯綮，更符合中国人的现实需求。三是杜威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如，杜威在中国被称作“西方的孔子”或“二孔子”，蔡元培先生曾指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精神与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以及身心不二的哲学主张也颇有相通之处。

贰

杜威亲身见证了“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虽不是时时直接在演讲中提起，却是杜威在中国演讲的潜在背景和问题意识所在。他在演讲中不断回应这些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未来的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才是个体与国家的良性关系？作为长者和师者，他如此评价学生运动的利弊：利在更为深切明了政治、教育、商业的情况，培养了公共利益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弊端在于爱国心切，往往感情用事，难以专业读书，在教育方面遭受损失。对此，他的建议是：

爱国心也要有智理作用。因为情绪是靠不住的，还要理性的观念去利导他，纠正他，才能真正造福国家。要是率意妄行，不但无益，恐怕有害呢！

他建议青年人不要消极排外，而应该去做积极的事业，即推广教育，改良体育，发达实业，提倡国货，或增进平民的生产和消费力。其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因此，必须胸怀更远大的目标，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

杜威主张，研究中国，首先要从问题出发。他剖析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辛亥革命的相对不成功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政治变革超越了知识上和道德上的准备，这种政治革命只能是形式上的、外部的。因此，在名义上的政府革命兑现之前，需要有理智的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需以思想革命为先导。同时，政治必须与生活钩联，政治革命之所以失败，因为它未触及生活构想，而生活构想控制着社会。那么，如何进行理智的革命？其一，在立场上，不尚空谈，知行合一。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这派哲学源于实验室哲学，认为任何哲学命题的有效性，都需要通过实际经验中的结果来验证：“一盎司经验所以胜过一吨理论，只是因为在经验中，任何理论才具有充满活力和可以证实的意义。”重行动，而轻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是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取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种实证理念与实干精神的输入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于当时思想界空疏浮泛的风气提供了一剂良药。其二，在方法上，科学思维，具体解决。杜威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其方法，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打破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方法，而专注于个体的、特别的、事实的方法。杜威呼吁中国人“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而要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向导一切”。在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理性，寻求对问题的具体解决和修正方案。其三，在目标上，团结行动，实现共和。杜威指出，中国人素来重家族主义与部落思想，公共精神较为缺乏，反映在政治领域，则是党派思想强于国家观念。他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杜威的回答是：欲养成共和国之精神，有两大要素：“第一要素为爱自由”，“第二要素为共同动作”。前者是对于一个具有自主行动力和主体性的个体的要求，后者则是号召在精神团结和一致行动基础上形成组织力。这些言论，可谓振聋发馈，充满了真知灼见，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引导了一场思想、教育和政治理念的启蒙，这场思想洗礼和观念革新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叁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先驱者都曾对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报以密切关注。1919年7月，周恩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期间，就在“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1920年10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长沙讲演，毛泽东被特邀为此次演讲的记录员；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日记中提及过杜威的学说。1919年9月，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需要研究的问题71类，其中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1920年3月，毛泽东到黎锦熙处，专门讨论了近代哲学派别（柏格森、罗素和杜威）问题。6月7日，在致黎锦熙信中，又写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与信仰，是在广泛了解西方各家各派学说，并吸收其合理因素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一方面引领中国人从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以科学理性唤醒民主意识，客观上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事实上，杜威思想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诸多殊途同归之处，这在1919年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论争的背后，是两个哲学流派或指导思想的争论。李大钊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胡适代表着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这场论争不仅在学理层面展开，也关系到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因此备受瞩目。然而，这场论争绝非后世教科书所描述的那般刀光剑影、针锋相对，在基本立场上二者并无根本分歧。胡适并不是反对“主义”，而是反对用抽象的“主义”遮蔽了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他说：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李大钊也并非空谈主义，认为学理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工具：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由此可见，李大钊与胡适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并无分歧，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二者并行不悖，其差異在于侧重点的不同。事实上，杜威本人也强调目标指引和路线方法具有同等重要性：

吾们对于现制度要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之外，还须有一点能指导全体的观念。譬如航海，有了罗盘，一定还要有地图。

恰如这场论争所昭示的，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之间，虽然批判的对象不同、针对的论敌不同、采用的方法论不同，最终的目标却是不谋而合。从思想渊源看，马克思与杜威的思想均受惠于黑格尔哲学；从理论诉求看，都认为哲学不应采取旁观者的姿态，而应保持介入现实的参与性；从方法路径看，都通过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来寻求确定性；就精神实质看，都体现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关怀，即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杜威在华演讲中，有很多观点和立场都与马克思不期而同。例如，杜威指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实则是两个社会的冲突。用马克思的话说，是阶级之间的冲突。杜威在演讲中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压迫，提出为什么工人不肯用力，因为他们觉得做工是为生计逼迫的，因此没有兴趣，不是故意捣乱，便是糟蹋捣乱，消极抵抗。可以看到，杜威有一种强烈的反对不公、反抗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意识，这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立场上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杜威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哲学立场上，杜威坚守一元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二元论为前提。杜威强调经验第一性，而马克思强调实践第一性。杜威不倡导革命的方式，希望通过个体经验的完善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则探求通过社会制度的激进变革寻求根本性的解决。杜威的影响力主要在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中，并未渗透中国社会的底层，而马克思主义则走向民间，在劳工群众中进行革命动员。这些差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得到接受，而实用主义未能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在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时局内外交困的严酷环境下，已不允许中国人继续温和、渐进地改良，而是需要一种具有号召能力和战斗品格的指导思想来凝聚意志，指明方向。

肆

今日的中国已经走过血雨腥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尘埃落定之时，重读《杜威五大讲演》，会发现其中的很多观点依然具有特殊的超前性和启发性，熠熠生辉，发人深省。

其一，立足现实，走中国本位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杜威的回答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不是复制西方，也不能效仿日本，而要立足自身，走更良性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杜威希望中国可以免除西方社会政治的弊端，吸取其长处。因此，未来的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补救，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益，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同时，“中国不能求助于日本式的西方化版本，而要走进给予以西方道德和思想以灵感的泉源。这样的求索并不是为了获得自己往后用来仿造的模式，而是为了获得借此可用来更新自己制度的观念和思想的本钱”。从本原性的文明源头吸取资源，推动自身的观念重塑和制度创新。杜威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看到，如果允许中国人去完成他们自己的经济目标，那么可以想象，他们会设计出一种比如今困扰着西方国家的那个方案更好的方案。今天的中国确乎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却又异常成功的现代化之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和替代性方案。

其二，积极扬弃，客观理性地看待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系统梳理了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发展脉络，深入剖析了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本质，提出自由与平等并非并行的，西方社会出现经济和劳动领域的不平等，恰恰是由于自由太甚。例如，表面上是基于双方自由意志订立的契约，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在平等能力的基础之上，因而造成了极端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在西方大国雄霸世界之时，杜威却始终对西方文明怀有一种隐忧，而在中国则看到了其道德目标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可能性，这种理想的实现需要根据国情对西方自由民主传统的积极批判与扬弃。

其三，古为今用，在现代化转型中需要重新挖掘传统的价值与资源。在杜威来华演讲期间，恰是新文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如何保存其固有之优点？如何学习西方？如何有效吸纳，而不失其本根？在保国保种的压力之下，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普遍对传统文化持质疑甚至抛弃的态度，杜威清醒地指出：

几千年的经验背着走不动固然不好，然而经验也有许多好处，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

在杜威看来，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系统的思想和信仰。这套思想信仰是整体性的，全盘打破，将使一个民族失去根脉，无以在世界立足。

其四，融汇贯通，谋求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杜威在演讲中对比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东方思想更切实更健全，西方思想更抽象更属于智理。……西方伦理根据个性，东方伦理根据家庭。……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东方伦理蔑视个人利权。

但比较的目的不是论其短长，而是在相互理解之后的取长补短、融汇贯通。杜威认为：“现在文化的新问题不是往前走去环绕地球的问题，而是东西文化怎样互相接近怎样互相影响的问题。”杜威认为，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一直是多元性与普遍性共存的取向，对于异质性因素采取包容态度，兼收并蓄、合而统之。杜威在中华传统与世界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之时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的特质，并提出了文明汇通的希冀与期待。这对于当今这个文明冲突、零和博弈思维盛行的世界，是一种有力的矫正；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崛起，则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