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梯敏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当讲解员介绍到共产党员张静泉（张人亚）保护了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习近平总书记问：“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样？”

“1932年在中央苏区积劳成疾去世了，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讲解员说。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那个人”叫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在白色恐怖最黑暗的时刻，他为党保存了一些重要文件书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献。由于这批文献中有中共第一部党章，加上被藏起来的方式很特别，张人亚被后人称为“中共首部党章的神秘守护者”。

张人亚，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霞浦乡（现属北仑区管辖）。由于家境贫寒，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来到上海的一家金店当学徒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他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1922年11月，张人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革命生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人亚到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从事工人运动，并承担党、团领导机关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发行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陷入血雨腥风之中。当时张人亚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而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书刊的安危。他深知这些文件书刊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也深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所以他立誓一定要保存好，既不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搜去，也不应该轻易付之一炬。经过再三考虑，张人亚决定冒险将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转移到宁波镇海自己的老家去，并委托一直支持他从事革命工作的父亲代为秘藏。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虽然在乡下以种地为生，兼做厨工，是个普通的贫苦老百姓，但生性耿直，深明大义，得知儿子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搞工会，搞罢工斗争，很是赞许。他还把那张由儿子张人亚主持召开的有1600多人参加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全体留影的大照片（横宽144.5厘米，纵高22厘米），配好镜框挂在床头，引以为荣。张人亚每次回乡探亲，父子俩总是促膝谈心直至深夜。所以张人亚深知父亲的为人，知道老人家机智勇敢，也相信老人家一定会接受这个重托，而且一定会圆满完成。

1927年冬，张人亚悄悄地从上海返回宁波镇海霞浦的家中，将一包文件和书刊交给了父亲张爵谦保管，老人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张人亚把事情交代完以后，又悄悄地离开老家返回上海。

当天晚上，老人家来到自家菜园里一间停放有张人亚亡妻顾玉娥棺木的草棚，将张人亚托付的文件书刊放了进去。那时，当地人有将装有亡者的棺木放置于草棚内，等上一段时間甚至数年才放入墓穴的习俗。

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的样子佯言，他的不肖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可能早已离世。不久，老人家在霞浦镇东面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墓穴。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家把这些文件书刊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裹好，以防受潮霉变，之后再秘密藏进空棺，埋入墓内。墓碑上除了写明“讳守行和”这个谱名外，中间写成“泉张公墓”，故意少写一个“静”字，体现了张爵谦老人在当时白色恐怖时代，为确保这批共产党文件书刊安全的良苦用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大批革命者遇难，加上张人亚自从妻子去世后，也确实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因此乡亲们对此也都深信不疑。老人家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张爵谦老人苦苦等了20多年，上海、宁波相继解放了，可是他心爱的儿子却一直没有回来，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没有消息。老人家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他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老人家叫上乡亲们，拿着工具，登上长山岗，挖开墓穴，打开棺材，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刊取了出来。幸好老人家当年采取的防腐措施得当，这些在墓穴里埋藏了20多年的文件书刊，基本完好。

紧接着，老人家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了回来，对他讲述了2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他把这些文件书刊，再加上那张在房间里挂了近30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三儿子，要其带回上海，交还给共产党，以了却他多年来的心愿。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家直到1956年逝世时，都不知道儿子张人亚的下落。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刊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自己哥哥张人亚和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一枚长方形的纪念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刊”18个字。但是后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代会文件时，张静茂觉得用长方形的上面有“书刊”两字的纪念图章不妥，又去刻了一枚上面只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的正方形图章，文件上就盖这枚正方形的纪念图章。

纪念图章盖好以后，张静茂又思考着如何将这批文献资料送还给党组织。他曾经将这些文件书刊交给当时在中共嘉兴地委工作的长子张时才，要张时才去交给当地党组织。嘉兴地委领导建议，还是交给上海的有关单位为妥。所以张时才又把这些文件书刊带回上海，还给了父亲张静茂。

不久，机会来了。1952年7月初，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随后上海总工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见报后，张静茂非常高兴，马上就将这批文件书刊都送了过去。上海总工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百余件文物留下，其余的让张静茂带回，希望他好好保管，以后肯定还会有部门要征集。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也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于是，张静茂把从上海总工会带回来的全部文物统统送去，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同时把珍藏了近30年的张人亚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作为张人亚遗物也捐献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当时纪念馆筹备处根据规定，准备发给张静茂一笔奖金，但被张静茂婉言谢绝了。张静茂说，一则张人亚和他父亲冒险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二则张人亚没有留下子女，所以这笔奖金没有人可以接收。

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查到一份1933年1月7日出版的报纸《红色中华》，报纸第三版左下方刊登了一篇题为《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文章，才知道张人亚早已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