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书写出富有生命韵律的线条，在这丰富变化的线条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传递出的独一无二的生命信息。在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汉代的碑刻隶书上承篆书之法，下启魏晋书风，意义非凡。《张迁碑》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汉代碑刻之一，此碑包含了汉隶中众多美的因素，朴茂天然，是为古朴雄浑之风的佳作。

关键词：《张迁碑》 书法 汉隶 碑刻 艺术

随着时代的变迁，书法也在不断地变革，到了东汉晚期，碑刻隶书随之盛行，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景，风格迥异，争奇斗艳。东汉晚期的碑刻隶书《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又名《张迁表颂》。此碑以朴茂、古拙、典雅之美为后人所敬仰，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率真之意。格调高古，在端庄中倍显生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对此碑评价：“（其）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该碑在结体上以扁方为主，构字形态独特，拙趣与古意之法近代以来颇受推崇，加上碑刻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的风蚀残缺不但没有损伤原碑之美，而且增添了一丝浑然天成之感。总之，《张迁碑》的浑厚、古朴书风对后续隶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关于汉代碑刻《张迁碑》

公元25年，刘秀在农民战争和封建割据战争之后建立了新王朝，同年六月称帝，即光武帝，年号为建武。十月，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东汉初期，光武帝甚为节俭，提倡名节孝道，颂扬儒学，并下诏提倡薄葬。此后，明、章、和、安诸帝皆秉承刘秀遗规，自东汉中期开始，外戚、官宦相继擅权，他们之间的争斗逐渐锐化，社会上树立碑石、崇尚厚葬继而成为一种风气，各种碑刻门类几乎齐全，数量众多。有学者统计，其中有纪年、文字较多的“西汉刻石有二十二种，东汉刻石有三百八十八种”，并且主要集中在桓、灵时期，在这个时期，标榜名节、提倡愚孝、迷信神仙、追求奢靡习俗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艺术的大量产生，并且让碑刻艺术达到了它的顶峰。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又称《张迁表颂》。其碑于东汉孝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刻，立于山东东平县，明代初期出土，现陈列于山东泰安岱庙碑廊。《张迁碑》通体高314厘米，宽106厘米，圆首方趺，碑中无穿孔。碑阳隶书15行，每行42字，其内容主要是歌颂了张迁在谷城执政时多施惠政的优异政绩。碑阴3列，每列19行，内容则是捐资者姓名和所捐献的钱数，《张迁碑》阴阳两面风格大致相同，但碑阴的艺术风格更为厚重朴拙。此碑作为东汉晚期的著名碑刻，属于功德碑，颂扬了张迁县令在谷城的功绩，古拙粗犷的书风出于当时位于社会底层书佐的手中。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曾说：“《张迁碑》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由此可见，《张迁碑》在东汉碑刻中魅力独特，不是一般作品所能比拟的。

在东汉碑刻艺术中，文字所表现出的书体主要以隶书为主，“隶书”中的“隶”为“佐隶”之意，其最早出现时就是指下层社会人们日常应用的通俗文字。在经历了“隶变”之后逐步走向成熟，到了东汉中后期隶书作为当时全社会的通行文字，早已产生了大量的碑刻隶书，并且风格各异，姿态万千。东汉碑刻隶书作为汉隶的一个宝库，每個碑刻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张迁碑》以朴茂天然的气象、厚重有力的线条以及妙趣横生的字形吸引着众多书法爱好者。

二、《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一）线条沉着有力。《张迁碑》的风格特点主要是以朴茂稚拙为主。此碑用笔虽以方笔居多，逆锋坚实、沉着有力，但也有圆巧之处融入此碑，使其方圆结合，更多了一些趣味。此碑碑文是由专人书写并将其刻出，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历史资料不是很完整，故而书写者与刻者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人，存在二次创作的现象。从刻者的角度分析，线条刻成方笔会比圆笔更加轻松便捷，所以在临摹运笔时，以方整平直线条为主的情况下可以增添一些圆笔的运用，方圆结合、朴茂端严的《张迁碑》与飘逸舒朗的《石门颂》风格截然相反。线条粗短而又蕴含力量，曲直相生、筋骨内含，以笔画的浑厚和体势的方整来表现字形的高古与雄浑。《张迁碑》的这种线条所带来的力量感和力度都是劲健的根本，不过有一些圆转的笔画与之相结合，却使此碑达到了刚柔相济的效果。由于《张迁碑》历经长时间的风化与剥蚀，变得苍茫迟涩，使之增添了几许生动自然的趣味，这种人与自然共同留下的书法艺术正是众多书家一直追求的天然之美。

（二）结字古拙生动。东汉隶书的字形虽说早已摆脱了先秦及西汉隶书的束缚，但在这些众多隶书碑刻的作品之中，《张迁碑》的艺术风格还是处于变化的中间状态，字形没有一定的规律，长扁还不一致，可见结字古朴稚拙、生动有趣。此碑字形是较为饱满的，正因如此，它的结字大多数是四周收得很紧，中间相对较空，能做到拙中藏巧，字形结构的组合上可以看出端正中见揖让，古拙中又带有一丝活泼。《张迁碑》中的字形结体形式多样，其字形有的是上紧下松，有的则是上松下紧，正是因为这种轻重失调的感觉才使得字形稚拙生动而又天真烂漫。罗培源在书中曾说：“《张迁碑》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与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的‘复归平正之感。”此碑中很多字形都是不拘一格的，有些字形为了整体风貌的和谐统一而改变了自身的形状，其独特的字形结构便由此形成。我们从字形的趣味变化可以看出书家对整幅作品的一个细节处理，《张迁碑》古拙生动的字形结构便是众多书家取法的对象之一，可谓是取古法方可留之长远。

（三）章法天然率真。章法是指在安排布置整幅作品当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相互呼应、穿插挪让等关系处理的方法，也称之为整幅作品的“布白”。汉代隶书的载体是碑的本体以及自然石刻，且隶书单字结构呈现扁方的态势，使得大部分汉碑在整体上出现字与字上下之间舒朗明晰，反而左右之间紧密交错的局面。如著名的《乙瑛碑》《曹全碑》等，这一类汉代碑刻隶书的书写规律大多较为统一，但从章法上看却少了一些变化。《张迁碑》的章法就与它们有很大不同，整体上看是较为茂密，尽管部分字距会比行距大，但与其他碑帖相比多了一些参差错落和烂漫之趣，给人拙中藏巧、雄厚朴茂的感觉。当后世书家发现这种天然率真的章法美之后，便灵活运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与自我审美意识相融合书写出独特的艺术符号。《张迁碑》字形变化丰富、大小不一，正是由于字形的变化才赋予了此碑浑然天成的独特章法。

三、《张迁碑》对后世的影响

东汉所刻的《张迁碑》到了明代才得以出土，但是明代在隶书方面并没有较大的突破，所以到了清代人们才真正对汉代碑刻有深入的研究。清代中期，碑学的兴盛为隶书书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涌现出了一大批隶书名家，其中受到《张迁碑》影响的书家便不在少数，何绍基和尹秉绶都写过此碑。尽管《张迁碑》的模样只有一种，但后人在临习时很可能会出现多种模样。以清代书家为例，何绍基节临的《张迁碑》较为生动，他对字形作了一些夸张处理，他并没有把《张迁碑》的古拙强化，反而是把字写出了秀气的感觉。这种“秀气”是他通过用笔轻重的变化展现出碑刻的书写性和作品的节奏感，是碑与帖完美融合的一种体现。从尹秉绶节临的《张迁碑》可看出，他把笔画写得干净率直，看似巧实则拙，字形端庄，雄强里又有一些动感，运用字形的变化丰富了作品的画面感。尹秉绶通过研究与借鉴《张迁碑》，抓住了其碑书法艺术的实质，从而进行了创作与升华，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

《张迁碑》的稚拙、浑厚、古朴的书风影响着每一位临习隶书的书家，它的出现无不为东汉碑刻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此碑经历了风化与剥蚀，因此受到了损伤，作为隶书初学者在临摹时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其原因在于字形结构的规律难以掌握、字迹不清晰等问题。初学者可以先从《乙瑛碑》《曹全碑》等一些隶书书写规律较为明显的碑帖入手，进而在学习《张迁碑》时会相对轻松一些。朴茂、天然、率真这都是《张迁碑》的书法艺术风格，在学写过程中，需要我们准确抓住其艺术特性，彰显出它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样不但利于书写技法的掌握，还利于我们对碑帖精神风貌更深层次的理解。现代一些书家对《张迁碑》的探索可谓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把草书的元素融入其中，或是把汉简的笔墨情趣与之相结合，这些都是书法艺术拓展与创新的体现，虽并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书法的探索不可革故鼎新，需入古法，以古法为本方可成功。

書法，是把汉字作为一种载体，把书家内心追求“外化”的一种表现手法，发现《张迁碑》的书法之美关键在于我们的心。碑中的烂漫和趣味是我们由心感知的，这种由内而发地去追求书法的情趣，正是我们在书法创作中所需要的。先临习古人经典碑帖，在此基础之上融入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书法情趣，并将其有机结合，方可达到书法艺术创作之意境。临摹碑帖不仅仅是点画字形之间的临摹，更重要的是对于碑帖整体气息的准确掌握，这就需要书家临习经典隶书碑帖，自我感知其中的差异变化，方可掌握汉碑隶书的独特风貌。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其间，东汉碑刻在隶书书体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新体书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书法能绵延留长。这些经过历史的洗礼、被时光留下印记的碑刻书法艺术，不仅记录着历史，更记录着中国书法文化曲折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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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裴奕颖，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吉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书法创作与研究）

（责任编辑 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