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的新疆石河子已经零下十几度，我所在的南方还在二十度左右。十一二度的天气，對南方来说已经很冷。比如今天，我给儿子穿上了毛衣和羽绒服。我想起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在我隔壁班。我们读的那所高中，算是当地非常好的高中，学生们都有高昂的心气，以为将来要兼济天下的。很多年前，我们都是十几岁的高中生，刚刚进高二，读文科。我们那所学校，对文科略有歧视，总以为读不了理科才去读文科，真想读文科的确实也不多。一个年级十几个班，文科班只有可怜的两个。它们像被挑剩的残次品，被赶进另外一栋破旧的教学楼，和理科班远远地隔离开来，如同一群不争气的病毒。刚分班不久，同学们经过短暂的陌生之后，很快熟络起来。校园里的香樟树，长得又高又壮，树叶浓密。一年一年，无数的学生从树下走过，去操场，去食堂，去宿舍，去教室。经过三年的淬炼，他们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像是被邮寄出去的包裹。我们还在分拣平台上，等待社会的估值，然后发往合适的地点。有些不合格的包裹，将被退回给寄件人。估值的压力让我们焦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变得很近。这些被打上“文科”字样的包裹，被嵌上法律、经济、管理、文学和新闻等等理所当然的关键词，它们和单纯的自然科学从此断了联系。尽管尚未估值，这些包裹多少也知道了人间的残酷，如何拥有一个不被歧视的未来，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值得考究的命题。

我们站在教室外的栏杆那里闲聊，一群男生挤在一起，谈论理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讨论既不现实，也不具体，几乎都是抽象的概念，漫天飞舞的乌托邦色彩。轮到那位同学了，他是隔壁班的班长，长得粗壮，颇有江湖侠气。他缓缓吐出几个字，我想当乡长。他一说完，我们都愣住了。见我们意外，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能当市长，那就更好。他的话让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问他，你想当哪里的乡长，哪里的市长？他说，要当乡长就当他们乡的乡长，市长当然也是本地的市长。他认真的样子，又一次把我们逗笑了。等我们笑完，他严肃地说，我说真的，不开玩笑。年轻真好啊，当时我们的笑几乎接近嘲笑的味道。乡长，那破玩意儿有什么好当的，市长也不过如此罢了。只有一位同学提醒他说，乡长不好当，基层的官最麻烦了。他挥了挥手说，我肯定能当上乡长的，不怕麻烦。很快，他想当乡长的事传到了老师那里。老师问，你想当乡长？他说，对，当乡长。老师居然是鼓励的，这太让我们意外了。你们平时不是鼓励我们志存高远吗，怎么变成当乡长了？这种芝麻大的官，还配作为理想去追求吗？在我们那两个文科班里，局长的孩子好几个，还有一个是副市长的女儿。他们谈起父亲，也是不屑一顾的。出于好奇，我们问他为什么想当乡长。他说，如果他当乡长，一定要改变他们那里的风气，那些当官的太不像样了。至于怎么不像样，他仔细给我们讲过，大体是乡官贪污腐败，横行霸道，败坏乡村风气，简直罪大恶极。如果他当上了乡长，必将为父老乡亲谋福利，端正视听之类。从此，他“乡长”的绰号传叫开来。快二十年过去了，事情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他没有当上乡长，却当上了石河子大学的教授，研究农村问题。为什么去新疆，谁能相信他是因为理想呢？他怀着一腔热血去了新疆，在那里安家落户，教书育人。在他的朋友圈里，他发表的言论，依然能看出“我要当乡长”的那种热情和执着。当年那位提醒他“乡长不好当”的同学，后来真的当了他所在的那个乡的乡长，作为援藏干部，又当上了我们读书的那个县级市的副市长。他的理想，另一位同学帮他实现。

某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饭局上人不多，多数同学都在外地。“乡长”也没有参加，同来的有后来当上副市长的那位同学。那会儿，他还在市委，具体的职位我早忘了。毕业多年，同学们之间疏于联系，更不要提在外的。留在本地的同学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也仅限读书时关系不错的几个。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几无了解，也正是没有了解，才让我意外。席间，谈起当地的官场，一个同学问后来当上副市长的那位同学，你为什么不去当镇长？据说，当时组织有意放他出去，到某镇当镇长，他婉拒了。面对同学的发问，他说，都是同学，我就不说假话了。我当然知道下去当镇长机会多，但我不能去，我的资历和年龄压不住，搞砸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那会儿，他三十出头，已在机关历练多年，对这些人事和规则看得非常清楚。何况，他还有一位混迹官场多年的岳父，时任市政协副主席，那是我们另一位同学的父亲，他娶了同学的妹妹。我们谈到“乡长”，他笑了起来，当乡长不容易，他太理想主义了。这注定他做不了乡长，最好是去做学问。作为一名官场新星，他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在内地的小城市，这是自然的规则。中午喝完酒，一帮同学说去喝茶，晚上再继续喝酒。我们邀请他同往，他说，下午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去。约他晚上再聚，他说，要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肯定过来，到时电话联系。等他走了，去茶馆的路上，和他联系密切的同学说，他晚上不会来的，中午肯过来，已经是给了面子了。说罢，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要不是你回来，估计他也不会出来，敏感时期。晚上的酒局依然热烈，新的同学加入了战场。这些当年的少年，都已长大成人，有着各自不便言说的秘密和痛楚。在平时，他们掩藏起来，面对同学，多少放开了些，都是些知根知底的人。我们说起当年的那个中午，都有些感慨。我想念“乡长”，还有我的同桌。

从高中毕业至今，我再也没有见过“乡长”。他在新疆，我在广东，我们没有交叉的专业领域，几无往来。我的同桌，倒是见过两次。一次在珠海，他一家来珠海度假。另一次在北京，我在人大念书，他来出差，我们约了见面。这位同学，暂且称他为W吧。W成绩很好，高考时考得不太好，他去了农学院。那个学院远离武汉，有种发配边疆的感觉。读了半年，他回校复读。后来，考到了兰州大学，毕业进入了新华社，此后长居沈阳。W来北京出差，我们约了见面，见面的还有Q。Q也是同学，学霸，我们班上唯一考上北大的才子，读的光华管理学院。高中阶段，Q和人交往不多，平时也少言语，在我们那帮不学无术的同学面前，他甚至说得上无趣。然而，我知道，他有着优越的鉴赏能力和智商。说来凑巧，有次，我写了几首诗，自以为很不错的。我把诗给他看，有点炫耀的意思。他看完，把诗还给我，一句话没说。他的冷漠让我的骄傲受到了刺激，我问他，你觉得怎样？他勉强说了句，有点意思。再追问，他说，和普希金的差得太远了。当他说出普希金，我再骄傲也得闭上嘴巴，但我还不死心，问他，我的诗差在哪儿了？他懒洋洋地说，语言简陋，格局和视野差得太远了。见我没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你这样写，写一辈子都没有前途，鸡零狗碎的，没有精神深度。他泼给我的岂止一瓢冷水，简直直接把我扔进了冰窟窿。他说的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慢慢理解了他的意思。我感到惊异的是他当时怎么可能理解到那么深的程度？那会儿，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高中生，也不大可能读过几本诗集。他的判断却如此准确而深刻。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拥有优越的理解力和感受力，这是老天爷赏给他们的资本。我想起了当时学校里另一个著名的神人，他的成绩好到令人愤怒的程度。每次考试，在我们那所高中，他能领先年级第二名二三十分，他是理科生。而且，他的文科成绩也足以藐视最优秀的文科生。学校里不少老师和学生对他感到好奇。据说，有老师想去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班主任都懒得领，直接扔了句，你去我们班上找到头发最乱，样子最邋遢，看起来长得最蠢的那个就是了。他的头发真乱啊，说是鸟窝绝对不是比喻，整个人看起来又蠢又脏。高考时，他发挥得不太好，以让老师们失望的分数进了清华大学。要知道，老师们的期待可是省状元。这并非痴心妄想，我们学校确实出过省状元。我猜想，他应该会去做科学家，他可不就是科学家理想的样子吗？然而，他再一次制造了意外，他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共中央编译局，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的研究，他的第一本专著研究的是列宁的革命思想。

W告诉我，约好了Q。我和Q快二十年没见了。虽然，我和他的关系并不亲近，高中毕业后再无联系，我还是想和他见一面，聊几句。我想知道，他是否还有着优越的判断力。约的地方在长安街附近，某银行总部那里，离人大和W住的酒店都很远。对这个位置，我不太满意。我想着，我们应该迁就W，毕竟他来北京出差，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去看他。到了约定的地点，我和W先到，等了一会儿，Q来了。他告诉我们，这里离他单位近，比较方便。不得不说，那是一次有点尴尬的见面，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Q的样子没怎么变，甚至更加精神焕发，他的短发和以前一样有力，皮肤和以前一样黑。他们有时用方言，有时用普通话，两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融合了地方和都市的气息。他们谈的金融和媒体，对我来说已经很陌生了。我和W喝了点酒，Q也陪着举杯，一次一小口。和任何一个男人之间尴尬的酒局一样，我们不得不谈起了天下大事。W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毕竟在新华社那么多年，他了解到的信息非常丰富。有意思的是，每次W说起什么，Q总会接过话题。他说，他去过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见过太多的人事。至于某省长的儿子，某市长的女儿，那简直不是个事儿。在他手下，有好几个省长市长的孩子，他们还不得像小弟一样跟在他后面。至于他负责的项目，动辄百亿规模，更大的他也参与过不少。我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實，他的职位和总部的优势让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在北京，一个地方市长的孩子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他的聪明依然，甚至，从他看似不经心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在处理这些事务时的从容，甚至优越感。可是，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起，为什么要谈这些无聊的东西？我们对这些真的没什么兴趣啊。他志得意满的样子让我百感交集，我看到了一个快进入中年的男人的成功，他生动地阐释了世俗的成功学。可这，说什么好呢。我压制了想问问他的念头，在他说话时保持微笑，偶尔也搭几句话。多数时间，我在喝酒，一杯又一杯的啤酒，浇灭了我沉默的热情。北京的地铁，即使到了夜间，也还是那么拥挤。为什么有这么多晚归的人，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匆忙？我想起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出差到北京。那也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约了两位在北京的同学。大学毕业，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去了北京，我去了广东。两年多没见，我特别想他们。我约了他们一起喝酒，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朋友，都是广义的文艺圈的。我想，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一下，说不定以后有合作也难说。

我是怎么认识小刚、陈江和张欣的？我问过他们，他们也说不上来，猜想是在某个活动上的偶遇。我们都在武汉读书，分布在各个大学之中，当时文学的风气依然算得上浓厚，社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天下午，天气冷得凛冽，武汉的热和冷都是有名的。他们三人到我学校来找我，拿着打印好的小说。那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小刚和陈江、张欣是老朋友了，我算是这个圈子的新人。当时，陈江和张欣正在热恋之中。陈江帅气，张欣漂亮，又都是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站在一起，手拉着手的样子让人没有办法不相信爱情。没有任何陌生感，一见面，我们决定找个地方喝酒。出了学校西门，满巷子都是各种廉价的小餐馆和KTV，它们承包了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基本的娱乐生活。找到餐馆坐下，我们开始谈论在读的书，对文学的看法，一杯一杯的啤酒，不但没有让我们觉得寒冷，反倒激发出了我们的热情。那是我度过的，迄今为止最美好的下午之一。有朋友，有文学，年轻的理想和热情，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喝，我们笑，仿佛我们是被世界宠爱的孩子。我们都喝醉了，他们各自打车回学校。我摇摇晃晃地回到宿舍，学校里的法桐树都落光了叶子，路灯照得路面清洁又迷人，酒气没有彻底侵占我的头脑，我全身洋溢着幸福感，像是一个接头成功的地下党人。第二天醒来，我读了他们的小说。他们写得那么好，让我嫉妒，也让我更爱他们。我们的交往密切起来。过了不久，我想在学校搞一次诗歌朗诵。圣诞节快到了，为什么我们不朗诵诗歌呢？我们不想在课室里规规矩矩地朗诵，那太不诗人，也不浪漫。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在青年园的建校纪念碑那里朗诵，至于有没有人来听，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尽管如此，我还是发动了文学社的同学们，希望他们来听。朗诵那天，我们准备了啤酒，还用红绸把建校纪念碑围了起来。那是一次胆大妄为的朗诵会，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是一次行为艺术表演更恰当。我们试图从宿舍里牵出一条电线来，这样我们可以让电脑来点音乐伴奏。我们搜集了很多插线板，还是不能把电引到纪念牌。那就算了吧。红绸裹住了纪念碑，边上摆了两三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啤酒。在寒风中，我们仓促地开始朗诵，下面大约有十几个听众。很快，我们的朗诵引起了关注，路过的同学有些坐了下来，拿起了啤酒。朗诵会杂乱无章，没有节目单，也没有排序。谁愿意朗诵，站到前面就行。在我们的示范下，有些同学拿着啤酒走到了前面，朗诵起诗歌。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场景。一个冬夜，依旧热闹的校园，有人从旁边走过，有人驻足观望，有人坐下来拿起啤酒，有人站起来朗诵。多么好啊。我清晰地记得，有位同学朗诵了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他的声音激越，“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男人/一只白鸽要越过多少海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炮弹要在天上飞多少次/才能永远被禁止/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他的朗诵带动了听众的情绪，等他朗诵完，我们一起喝了一罐。冰冷的啤酒温暖了那个本该平庸的冬夜。朗诵结束，愿意出去再喝一杯的同学们组成了浩荡的队伍，嬉闹着去了西门。我们的天堂和地狱，都在那里。等坐下来，我们想起刚才的场景，依然热血沸腾。寒风裹挟的夜，我们像是征战归来的将军，必须有一场盛大的酒局给它划上完美的句号。

这些美好的场景一再出现，直到我们大学毕业。小刚出于对电影的热爱，他去了北京，继续做着和电影有关的工作。张欣也去了北京，而陈江却回了潮州。大学毕业那两年，我们都忙着融入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彼此的联系并不多。出差到北京，我必须见见他们，对他们的想念由于到了北京变得不可遏制。打电话给小刚和张欣，他们有些犹豫。我一再邀请他们过来，来吧来吧，这么久没见了。他们终于答应过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电话响了，小刚说，马拉，我们到了，你出来一下。等我走到的士旁边，小刚和张欣站在那里。小刚说，马拉，我们没有钱，你把的士费给一下。我没有多想，这点钱算什么呢。往里面走时，小刚说，本来应该我请你的，真是不好意思。那会儿，我已经喝了不少，见到他们的喜悦让我没有心思想任何其他的东西。到里面坐下来，简单介绍之后，我和小刚、张欣围成小圈子说话。深夜，该散了，小刚又一次面露难色，我帮他叫了车，给了车费。那时，我依然没有多想。第二天醒来，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困境。他们连的士费都给不起，那是窘迫到了什么程度。我给小刚打了个电话，委婉地问他要不要钱。小刚说，没事，还能挺住。我没再说什么。巨大的羞愧向我侵袭过来，我过得太安逸，胸无大志。小刚作为武汉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本该拥有让人羡慕的选择，他却选了最艰难的那一条。在那条路上，他孤身一人，至于未来，也没有清晰的图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小刚慢慢有了起色，他结婚了，他在北京买房了。他离婚了，他卖了北京的房子回了武汉。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名的导演，没变的是对电影的热爱。他始终在做着和影视相关的工作。他来顺德拍片那次，我和陈江去探班。再一次，我们聊起了文学。陈江不写了，他说，他看到了他才华的局限性，他成不了伟大的作家。那么，还有继续坚持的必要吗？我还在写，这真让人羞愧。我们谈起张欣，她回了青岛。陈江和张欣早已分手，张欣结婚时，陈江千里迢迢参加了张欣的婚礼。

多年后，张欣去潮州旅行，陈江约我到潮州聚聚。这时，我们都是快四十的老青年了。我和张欣自北京见面后，再也没见。张欣说，马拉，来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我生活的中山离潮州非常远，要一次次转车。如果换成别的事情，我想我肯定不会出门。接到张欣和陈江的电话，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还有什么比见到年轻时的朋友更开心更重要的？陈江帮我订好了房间，就在潮州著名的牌坊街边上。那是一个漂亮的民居，有着潮汕特有的建筑风格，中间的小院里种了花木，摆了茶台。茶叶自然是潮州著名的单丛。进了院子，张欣和陈江都在那里，我拥抱了张欣，她还是那么瘦。陈江比以前更胖了，他头发花白。不由人不感叹岁月，张欣的美还在，她的皮肤还是有着牛奶一样的色泽，眼睛不再是明亮的少女。我则从长发披肩的清瘦青年变成了光头壮硕的中年汉子，这些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说不上，不过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罢了。张欣身边有一位漂亮的青年，他真帅气，对张欣温柔体贴，不多说话。我们在院子里喝茶，既没有谈及彼此的家庭，也没有怀念过往。即使多年没见，还是像以前一样熟稔。陈江给我们讲潮州人对茶的热爱，告诉我们资深的老茶客不仅能喝出茶的年份，甚至能说出出自哪个茶园，当年的光照和雨水。至于潮州的牛肉火锅，自然更是讲究，每一块肉都有特定的名字和特点。我们神奇的张欣，正做着一份让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工作，她自制各种化妆品，我妻子是她忠实的用户。冬日的阳光照着我们，懒散又闲适。我们都进入了舒适期，经济上尚能自足，也说得上自由。张欣身边的年轻人看着我们，沉稳安静。我们都没有问张欣和他的关系，并非我们没有八卦之心，只是到了体贴的年龄，如果她不说，我们也没有问的必要。晚上，陈江请我们吃牛肉火锅。我拿起菜单准备点菜，陈江制止了我。点完菜过来，陈江说，每天的牛肉都不一样的，只有老板知道当天最好的是哪个部位。他和老板熟悉。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他的妻子以前见过张欣，对他们的关系也了如指掌。吃完饭，陈江妻子带着儿子回去了。我们换了个地方继续喝酒。

那天晚上我们到底喝了多少，都记不清楚。喝完酒，我们还拎着酒瓶子去了韩江边上，潮州的母亲河。站在河边，我们终于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故事。河水一如既往，常绿的树木告诉我们这是南方，有着和北方不一样的风景。河水永世流逝，它不会衰老，也永远不会成年。对于过去，我们早已确认。至于将来，它可能有着自然的轨迹，也有可能突然转向，这个谁知道呢。张欣搂着我和陈江的肩膀，好像我们是她忠贞不渝的爱人。我们都爱过她。我喜欢张欣的嘴唇，我从未亲吻过她。陈江爱过她的灵魂和身体，他们像是大地上分居南北的亲人。酒后，夜晚，我们的情緒和爱情复活，再一次确认，人世间确有值得珍视的事物。回到房间，我在大醉中给张欣打了电话，告诉她，我们都爱过她。她担心我有事，过来问我怎样。我说没事。她走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像是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吐出来。第二天中午，等我醒来，张欣走了。陈江和妻子来陪我喝茶，我们坐在院子里，兴奋后我们的精神都有些萎靡不振。阳光还是那么好，陈江的孩子还是那么可爱，他的妻子依然那么温柔得体。院子里散发着迷人的生活气息，我将在这里再过一晚，然后回到我习惯的日常中去。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