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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力挽、高效多能

2021-05-23顾振辉

剧作家 2021年4期

摘  要:熊佛西在1947年就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后,为应对上海光复后困难的外部环境与办学条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高效多能的演出体制。这套体制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生存问题,而且还确保了教学质量,践行了育人理念,扩大了剧校的影响。这套演出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一举多得、力挽危局的作用,为学校、更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事业保存了重要的火种。

关键词:熊佛西;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戏剧管理;演出体制

一、问题意识与前行研究

熊佛西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重要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作为一名现代戏剧教育家,在中国大陆的民国时期,他先后主持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四川省立戏剧实验学校以及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从整体上来看,上海剧校阶段是熊佛西既具备了先前经验的积累、又能完全实践自身戏剧教育理念的阶段。

这一阶段,即便面对战后上海不利的外部环境,他还是筚路蓝缕地尽力维持着这所学校。戏剧教育自然离不开学生演剧体制的建立。除了践行自己的教学理念,学生演剧既是检验教学的重要手段,也能向社会展示戏剧教育的成果。熊佛西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建立了怎样的学生演剧体制?有怎样的成效与不足?然而,熊佛西在上海剧校阶段设立的学生演剧体制,学界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本文希望能够依托史料,对熊佛西这一阶段所设立的演出体制進行一个系统的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作为中国大陆数一数二的戏剧类院校,自1945年建校至今七十多年来,为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一所戏剧类院校而言,学生公演无疑在教学与实践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戏民国时期的前身,以下简称“剧校”)诞生在上海光复后,尤其是熊佛西于1947年初就任校长后,正值中华民国政权在大陆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多事之秋。上海剧校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熊佛西建立了一套高效多能的演出体制。这套体制,不仅从制度上解决了剧校的生存问题,还确保了学校的教学质量,践行了育人理念,扩大了剧校的影响。可以说,这套演出体制四两拨千斤地使剧校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力挽危局,为上戏、更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保存了重要的火种。

二、熊佛西就任校长时剧校的“危局”

熊佛西在1947年初接任剧校校长一职时,正是剧校内忧外患之际。

前任校长顾仲彝是1945年11月剧校建立时的首任校长。在他与李健吾、黄佐临等剧校先驱的努力奔走之下,剧校日常的教学演出等各项工作均得以有序开展。

然而,对于抗战刚刚胜利后百废待兴的上海来说,由于战争对于房屋的破坏与战后大量后方人口的涌入,上海的房屋出现了极度紧张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校舍不敷使用的情况。再加上社会传统观念中鄙夷戏剧从业者的不良观念的影响,从而使倾向进步的剧校在成立不到一年时,就突遭“裁撤风波”。它还被当时的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指为“装饰品”,也因议员柴子飞的一句师生“思想不正确”而差点因上海市参议会的一纸议案而烟消云散[1]。

虽然经过剧校全体师生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抗争,剧校最终得以保留。但风暴过后难免狼藉。顾仲彝校长在创办剧校上虽谋划得当,怎奈当时内战爆发、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这直接导致了教师工资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从而使整个上海普遍发生了教师怠教的情况。再加之“裁撤风波”在师生间普遍产生了恐慌的情绪,内外交困之下使得剧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影响。故而在熊佛西校长上任伊始,需要面对的正是风暴过后的种种“萧条”景象。

首先是校风的涣散。对剧校一向关心的田汉,在“裁撤风波”过去后便针对剧校当时诸多的缺陷,在1947年1月27日的《新闻报》上发表的《期待市立剧校的新气象》一文中指出“上学期先生们缺课的很多,学生们常茫然无所事事。上课也欠严肃认真,考试多舞弊之事”[2]。毕竟是在时局动荡的“裁撤风波”的非常时期,有这样的现象也可理解。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故而田汉指出剧校“更应振作整顿……用人唯贤,一切应当以巩固学校的存在,策进学生利益为准”。对于校风,当时也有媒体在报道中曾指出剧校“学生的生活,有点浪漫化,如起眠的不按时等,这些都是亟须改善的”[3]。

邱玺作为训导主任在回忆起他在1947年1月刚到剧校的情况时也指出:“当时学生成分也很复杂,有三青团分子……;有青年军复员军人;有戏油子流氓……;有小姐、少奶奶。内部也充满矛盾,外来的压迫也十分严重,区公所、市党部、教育局都把这学校看作个进步的堡垒。”[4]

剧校的困局还在于教学空间的被挤占。在“裁撤风波”后,剧校所在的横浜桥大楼的一楼被建国小学占据,三楼被市立博物馆占据。晚上还有“民众夜校”与“市立虹口补习学校”。五家教育机构在此大楼里日夜运作,使得剧校的教室更加不敷使用。1947年寒假招生后,当时临时代理教务主任吴天在1947年3月1日举行的行政会议上就表示了在课程安排上的困难,“各级课程……因限于教室太少,想编排时当有许多困难,以致各组时常有空课”[5]。

然而,最致命的还是经济上的困窘。熊佛西接任校长的这段时间,正是江山鼎革、内战正酣之际,也是国统区经济江河日下之时。剧校虽然躲过了“裁撤”一劫,但随着蒋介石对于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计划的失败,1947年6月,国共内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始滥发钞票,使得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上海市教育当局对于剧校的经费也日趋紧缩。

当时就有报道称:“剧校名义是市立的,但是除了教授们菲薄的薪资是由市政府拨外,其他一切的经常之支出就得它自己去设法筹划了。”[6]得不到上级主管部门在财政上的支持,剧校还有不少清寒学生有待资助。更何况“旧社会物价一日几涨,伪法币、金元券不断贬值,师生们交的饭钱,不过一星期连米都买不到,更不要说菜。很多天都在一起喝山芋干汤”[7]。在师生们生计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剧校日常办公、校舍修缮等开支更是让剧校难以为继。

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形势,剧校校长熊佛西既要处理好千头万绪的校务工作,还要照顾到一百多位师生的生计,可谓是险象环生、步履维艰。

三、熊佛西主持下剧校演出体制的建立

1947年2月4日[8],熊佛西正式就任剧校校长一职。当时的剧校虽然刚刚涉险渡过了不期而至的“裁撤风波”,但重重的困难依旧等待着熊佛西。剧校当时就面临着前文所述的校风涣散、办学空间被挤占、经费难以保证等困难。对于熊佛西而言,在担任剧校校长之前,曾担任过北平艺专戏剧系主任、四川省立剧校校长等职,有着丰富的戏剧教育经验。面对剧校这样的困局,熊佛西便通过软硬件的完善,围绕着“周末公演”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常态化演出体制,一举多得地解决了剧校经费来源、教学实践、校风建设等问题。熊佛西四两拨千斤地从制度上为剧校渡过民国末年的危局提供了保证。

1.四楼实验小剧场的修缮

剧校学生演剧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硬件设施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剧场的建设。由于当时剧校的校舍被挤压在横浜桥四层大楼的二层与四层,原本附属于剧校的上海剧院也被宋子文名下的永安公司强行霸占。剧校演出活动的场所就只能仰赖四楼的实验小剧场。所幸在顾仲彝与吴仞之两位先驱的谋划建设下,四楼小剧场的设施虽然因陋就简,但相对完备。熊佛西还特地向教育局申请将前些年所积余的经费九百余万元用作为修葺四樓小剧场费用[9],经过简单的修葺于1947年3月“初步改建完竣”[10]。只是小剧场“原有矮脚座椅皆系儿童所用,故不适用于剧场”[11]。为了解决相关问题,剧校在4月下旬再度呈请教育局拨款,“最近我们在万分拮据的状况下,筹款买了一批灯光器材,已足够一个小剧场的应用;并向‘丽华大戏院买得全部弹簧座椅和帷幕等,已经勉强具备了一个话剧场的规模”[12]。

即便是二手的设施,但也以最经济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舞台呈现的效果与观众观演的舒适度,使“该校今后小剧场内不复见长条凳矣”[13]。经过半个多月修葺整理,四楼小剧场“改装沙发座椅四百零六只,将地板翻建成坡形,以利观众视线。添置灯光器材,场内改装日光灯,添置幕布(粉刷墙壁)”[14]。到了1947年4月中旬已是焕然一新。剧校四楼实验小剧场在硬件设施上的完备,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硬件基础。

对于承载着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最多回忆的地方,校友陈俊逢(后改名陈艰)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四楼小剧场的情况:

小剧场是简陋的,起先是旧木长椅,后来附近剧场(似乎是“永安”改建),廉价买人家换下的旧座椅,全校欢欣鼓舞。舞台空间又低又狭又浅;舞台口宽29英尺,台深顶底当天幕用的后墙只18尺或19尺挂零,即刚刚6米或6米不到;最“促狭”是台高,我一辈子记住只12尺6寸。[15]

2.“周末公演”的开展与宣传

在1947年3月7日下午三点,剧校刚开学不久便召开了由熊佛西、吴天、茹枚、黄佐临、顾仲彝参加的演出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举办“周末公演”,并介绍了相关排演计划。“为加强学生演剧实习,本学期本校小剧场将作经常演出,演出日期以每星期六、日两天为原则,规定每天二场,时间临时决定。……所有演出之盈余收入,由校方四人、学生三人组织演出经济处理委员会,决定处理办法。本学期以排完十剧为原则,除已有《岁寒图》《梁上君子》《小城故事》及最近开排之《表》以外,须再排六剧,是项剧目应积极进行开排。”[16]

在形成决议后,剧校一边联系组织修葺小剧场,一边开展“周末公演”的试运行。首次便是在寒假期间“三月八日(日场及晚场)三月九日(早场及日场)公演《梁上君子》,系佐临编剧,乐少文(即剧校研究班学生乐梅岑——引者注)导演,票价分两千、三千,所入悉充同学助学金云”[17]。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对小剧场的修葺后,经过重排,吴天将去年校庆时上演的《岁寒图》搬上了四楼实验小剧场的舞台,于4月12—13日、19—20日连演两个周末,共八场。在4月26日,四楼实验小剧场改建的“竣工典礼中,上演袁俊编《小城故事》”[18]。该剧连演四个周末,共十八场,观剧人数更达5240人次[19]。随着《小城故事》一同上演的还有“本月十日刚开排的《表》。这个戏原是儿童福利基金委员会主办,委托佐临先生排的,佐临先生决定演员方面全为剧校同学,导演由自己与张石流二人合导”[20]。这四个戏的演出,基本都取得了成功。因此,熊佛西不无欣慰地表示: “也许有人疑虑剧校僻处四川北路横浜桥,上座难期有良好的成绩;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本校最近两个月的周末公演,几乎场场客满;这也可以知道北区居民对于话剧是如何地爱好!”[21]

1947年4月30日,剧校正式向市教育局呈请核准周末公演相关事宜,在呈文中力陈剧校的困境并简要介绍周末公演的相关情况:“本校本学期学生人数为一百五十二人,内有住读生一百十二人,而清寒者计有半数以上,当此物价飞涨,而学生之伙食等费,均告无力支持,因此纷纷要求本校设法维持,并迭经本校学生自治会商请办法,于是姑准自治会承办,由三月底开始,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举行公演,日夜两场。借以宣扬文化,提倡正当娱乐,而使学生得有演出训练之裨益。……所有均取杂费,除消耗费用外,略有盈余,作为补助清寒学生之伙食费用。”[22]市教育局也在5月8日正式批复“呈件均悉,所请姑准备案”[23]。

剧校四楼实验小剧场的修葺一新,使这个能容纳五百人的小剧场“成为虹口区唯一之话剧场”[24]。“周末公演”的举行也吸引了附近不少的市民前来观剧。经过了之前几个戏的尝试与探索,剧校便在5月2日召开了演出工作会议,总结了这一阶段周末公演的情况后,决定了一系列演出有关事项。其中就为了进一步扩大周末公演的影响,决定“定期下周内招待各报记者”[25]。

于是,在1947年5月8日下午三点,校长熊佛西、教务主任吴天、训导主任邱玺及学生代表在剧校招待上海各路记者,介绍剧校的“周末公演”:

据悉,该校为谋划剧运的普及,使沪北居民能获一种有意义的娱乐,准备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作实习公演,只收杂费,每人四千元,学生减半,收入百分之五十作为助学费,其他一部分分别作为尊师、工友补助、医药……等用,同时吴天与李求实二先生对该校工作态度与计划,有所申述,据称,该校为打破上海所流行之明星制的恶习,所有学生皆亲自参加前后台各部门之工作,剧目选择,不拘于剧本是否卖钱,而着重于内容之是否健康,俾在剧运低潮中能为剧运未来之新发展建立一个基础,使戏剧能真正的深入群众中,成为他们的正当有益的能起教育作用的娱乐,最后,主席希望今后文化新闻各界,能不时的对剧校的工作加以批评与建议,使这新生的力量能有更光辉的发展![26]

一、使课堂与舞台打成一片;二、为虹口区人民辟一正当娱乐;三、将收入之余款贴补该校贫寒学生,过去业已演出《小城故事》《岁寒图》及《表》等,不久将演《裙带风》《梁上君子》等。从台上到台下,从贴海报到“拔钉子”,均由学生负责,实习演出以来,观众日多,每周演出之时间为礼拜六、日,每场日有日夜两场,票价一律四千,学生与团体半价,以过去售票情形看,半价者达三分之二,现在已有基本观众,每换新剧目必往参观云。[27]

据熊氏及该校教务长吴天等报告称,该校之所以举行小剧场公演,有下列三因:一、戏剧非只空洞理论,应从实践中学习。此小剧场公演,从前台到后台,一直到街上贴海报,全由同学办理,以训练其能力。二、虹口附近无一话剧场所,市民至感不便,以此乃仿照外国近便戏院(Neighborhood theater)办法,而使附近邻居能有戏看。三、全国任何一家公立学校皆有公费生,只该校无一学生能享受公费。校中清寒无力缴纳膳食费者极多,以此小剧场收入,除开销外,其收入即用以辅助学生膳食及康乐等。[28]

至此,在剧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周末公演”走上了正轨。熊佛西主持的剧校在这三年零两个月里一共上演了37个剧目,演出445场。在1948年秋季开学后,随着时局的恶化,为剧校师生的生存计,剧校便将“周末公演”改为“半周公演”,来缓解剧校经费压力。如此常态化的学生公演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之后。

3.常态化演出背后一系列的配套举措

熊佛西为了将“周末公演”推上正轨,显然还需要一系列的举措予以配合与支持。熊佛西为此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规章制度、体制机制,使剧校的每个学生都能投入到演出台前幕后的每个环节上去,以确保教学理念得到践行,学生公演得以有序进行。

(1)通才式的培养方针

在教学上,熊佛西采取通才式的教学方针,培养学生在专业上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戏剧人才。于是,在课程设置上,剧校要求所有的同学都要学习舞台美术方面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戏剧演出的方方面面,也尽可能地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探寻真知,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为此,熊佛西就曾撰文介绍剧校的教学理念:

在技能的学习上,我们的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把课室当作剧场,把剧场当作讲堂,用实践去寻求理论,根据理论去实践;我们寓学习于工作中,在学生初入本校的时候,我们决不灌输他们许多空洞的理论,我们先让他们工作,先让他们取得工作的意识,在工作发生问题时,导师指导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特别注重启发的教育方式,以养成学生的自动的学习精神。[29]

故而,熊佛西“主张全校学生不论正科还是研究班,一律必修舞台工作实习课程。使每一个从事戏剧工作者,首先了解剧场的前台、后台每一项工作,各部门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从整体出发,才能处理好你担任的这一局部工作的特性、要求,才能做好你这一局部的工作”[30]。

邱璽作为熊佛西的左膀右臂,为践行熊校长的教学理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凭借着自身扎实的舞台美术功底与丰富的戏剧实践经验,在学校不仅身兼数职,而且在开设课程的数目上,也是全校教师之首。邱玺成为熊佛西“从实践中去寻求理论,根据理论去实践”的戏剧教育理念的主要践行者。为此,邱玺曾撰文论及了剧校严谨而全面的教学理念:

在训练方面,主要的,我们给同学们一种工作意识的训练舞台工作,劳动服务,演出各部门的工作都鼓励他们踊跃参加,我们想把一种深刻的工作意识,为集体服务的精神,养成自发的习惯,灌输给他们,一年来,在学校建设上,整理剧场、搬运座椅、打扫、补椅套、洗椅套。把学校当大家庭,每位同学,不是这大家庭的少爷、小姐,而是剧艺园地的农夫、剧运战斗的士兵。我们觉得这种训练不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学不负责,偷懒、随便,表现在日常生活、团体活动、实习工作里,我们劝勉,纠正,处罚,希望他们能活泼而不浪漫,严肃而不呆板,以求建立优良的学风。[31]

当年在校就读的金又新记得,表演专业的学生“一进学校,第一次上舞台装置课,头一件事就是邱玺发给每人一个工具包”[32]。他对同学们说“不要以为你们是演员,只顾演戏就行了,要知道话剧艺术是个集体艺术,首先你们得会做布景、搬布景、敲钉锤”[33]。在介绍完工具包内的工具后,就开始从钉钉子、钉撑杆、起钉子最基本的教起,然后“讲怎么做翼幕,怎么做横栏”[34], 如何“打绳子,把两片景片连在一起”[35], 钉子“钉了以后,工整不工整都要很讲究。怎么搬布景?怎么迁换?上布景道具,得先上小道具,然后再上大道具,最后上布景等等”[36]。不仅如此,剧校表演专业的学生还要“背着工具包帮着舞台技术科的同学拉电线、安灯、每晚钉景片、搭景”[37]。

此外,“邱玺老师还规定一年级同学不准演戏,要实习一年舞台工作”[38]。当年在校就读的浦连青还记得,邱玺“还要我们自己拉幕布,搬道具。每场换景都不能超过一分钟。当时布景还要我们自己挂,自己刷底色,装台都要自己装。那时才知道,舞台下面看舞台上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漏光,所有的布景都要严丝合缝地装起来。这舞台演出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是低年级的学生都要学的。比如声效,下雨我们就拿一盘黄豆放在筛子上筛啊筛。打雷,我们就用铁片甩两下,配合铁鼓制造雷声。灯光也要自己打,追光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来的。高年级主要任务就是演戏,我们为他们服务,从后台打理,到门口卖票、卖小零食。维持剧场秩序,都要我们来弄的”[39]。

在邱玺的教导下,同学们在当时简陋的四楼小剧场里完成了许多高难度的布景与效果。“演高尔基《底层》柯灵改编本的《夜店》景是二层楼,《天边外》天幕要求看到大海的烟波浩渺,但我们都做到了。《夜店》制景不是一寸寸地算,是一分分地算,所以我终生不忘。当时配电盘容量只8千或9千瓦总之不到万瓦……但我们日月星辰、刮风下雨什么都做到了。演出穷,邱玺老师要求每钉都算,但《茶花女》要求富丽堂皇我们照办!”[40]

在邱玺为代表的剧校教师们严谨细致的教学过程中,剧校的学生在第一年的学习中逐步掌握了舞台演出各部门的工作,并在“周末公演”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学以致用。这样广泛的舞台实践活动,让剧校的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都受益匪浅。

戏剧艺术的呈现毕竟是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才能完成的,让学生广泛参与到戏剧演出的每一个环节,接受戏剧的通识教育,培养他们表演、舞美、灯光、剧务、场务等多方面的能力,解除了许多不必要的部门的隔阂,即是编剧、导演,也能使他们更熟悉舞台,运用舞台,丰富了学生对于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观念。为他们以后从事戏剧事业提供更为广泛的选择余地。同时,践行这样的戏剧教育理念,对于当时的剧校来说,也有着一举多得的效果。它不仅使学生受到了全面的戏剧训练,还能通过“周末公演”的形式得到具体的锻炼与展现。

(2)健全且得以贯彻的规章制度

剧校在熊佛西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确保演出的有序进行。良好的纪律是一个学校教学秩序的保证,也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办学质量。再加之剧校硬件设施日趋完善及常态化演出制度也初步建立。熊佛西不仅需要管好剧校日常教学秩序,还要保证演出的有序进行,这也是剧校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演出工作简则》[41]。这份一千多字的简则详尽地规定了每项演出工作的要求。此简则将演出工作细分为总务、文书、会计、庶务、票务、招待、场务、宣传、广告、服务、联络等十一项,并详细规定了每一项工作的职责。这样就从制度上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广泛地参与到演出的每一个环节工作中去,在实践中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得到全方位的锻炼。

同时,演出纪律的严格执行也是剧校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培养合格戏剧人才的重要一环。剧校的学生大多为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大多精力充沛、热情好动,但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大多还在叛逆期,一时冲动之下也难免会有出格的举动。有时并非有心之过,但本着防微杜渐的初衷,亦不应姑息养奸。毕竟这是人一生中学习知识、品性养成的重要阶段,倘若稍有放纵,不仅影響学生日后的成长与发展,而且走上社会后还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

故而,随着常态化的演出制度的建立,熊佛西对于所有参演同学,在演出纪律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新生第一课上就强调“舞台犹如圣殿,没有戏德的演员,是没有资格登上舞台的”[42]。剧校对于扰乱正常排演秩序的学生均予以严肃的惩戒。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演出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学生对待戏剧事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从档案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有五起因演出纪律而被处分的记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剧校上演《家》时所发生的事件:

查学生L、S[43]于《家》上演时不守后台规则,行为失检,影响演出情绪。L着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留校察看。S记大过一次。Z排解劝阻虽动机良善,行动粗暴亦属非是,着记小过一次。W、D在后台开玩笑引起此次纠纷,事后且不劝阻,着予严重警告。嗣后全体同学参加演出务希严肃工作以梳理良好学风有厚望焉。[44]

从这张当年需要张贴公布的内容中可见熊佛西对于演出纪律的严格,对于同学违规行为一律严惩不贷的同时,也分清原委给予合理的处分,并希望同学们能够引以为戒。熊佛西校长当年出于对演出纪律的严格要求,还曾差点开除一个班的全体学生。

1947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时,剧校正在上演由潘孑农导演、由三年级的同学表演的《结婚进行曲》。据当事人汪泪回忆:

有一天,演女主角黄瑛的陈珉同学感冒了,人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有个同学就提出:反正观众还没进来,这场戏不演了,让陈珉好好休息。当时,同学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热情有余,其他方面欠考虑,于是纷纷同意了这个意见。一方面让女同学扶陈珉回宿舍休息,另一方面由几个男同学跑到校门口票房,叫停卖票,并贴出了广告说演员病了,今晚停止演出。

第二天,熊校长到校,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把班主任潘孑农老师请了来,召集全班同学开会。熊校长生了很大的气,提出作为演员回戏退票是关乎戏德的大问题,学校决不允许,为了严肃校规,决定开除全班。

同学们听了都吓傻了,一个个也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潘老师说:“随意回戏是很大的错误,应该深刻检讨,永不再犯。由于同学们已是三年级,还有不到一年就毕业了,请熊校长多加宽恕,重重教育,改成全班留校察看,以后再有类似违反校规之事,马上开除!”[45]

从这事件来看,即便自古就有“法不责众”的说法,但对于用心良苦的熊佛西来说,这也不啻为一种能让学生“长记性”的教育方式。毕竟,该班不久即将毕业,如此重大的事件,也是一堂令学生印象深刻的“职前教育”。

无独有偶,校友骆德济(后改名于英)也曾记得她在担任《海葬》司幕时曾有一个“演员故意学一同学的常熟话,念到‘恨,恨到底时,带着浓浓的鼻音,把同台演员逗笑了。熊校长非常生气,演出结束后,召开全校大会,要开除这个学生。许多老师讲情,演员也一再认错,痛哭流涕。熊校长说:“舞台是艺术殿堂,不能亵渎。今后再有人笑场,坚决开除。”[46]

但从整个数百场的演出场次来看,因演出纪律而出现的处分的频次也是极低的,一方面有熊佛西校长与其他先生们的严格要求,对待某些不太严重的问题还是以教育说服为主,另一方面,剧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怀着对戏剧赤诚的热爱,乐在其中的他们,也是真心愿意同其他同学一道完成好演出工作的,只是其中有些同学毕竟年轻气盛,在不知轻重的情况下也难免犯一些无心之过。

(3)演出市场运作的尝试

剧校学生公演作为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演出,随其深入开展,剧校师生也开始尝试着开展一些市场化的运营手段。其主要体现在《剧讯丛刊》的发行与观众联谊会的组织。

1948年6月上演的《夜店》的演出说明书中,除了常规的演职人员、剧情介绍外,首次刊登了《〈夜店〉的排练过程》[47]一文。之后在7月11日至18日上演的《天边外》开始,剧校正式刊印了《剧讯丛刊》,熊佛西还热情地为该刊题写了发刊词。该刊围绕着剧校的上演剧目与校园生活,刊登了各种生动有趣的文章,不时还会刊登一些观众来信与其他上演、上映的影剧作品的评论文字。到后来,《剧讯丛刊》中还会刊登一些广告来换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剧讯丛刊》的问世,加强了剧校与观众的互动,成为了剧校与观众联系的纽带。同时,它也成为了展示剧校师生风采的一个平台,为扩大剧校的影响,也为后人了解剧校历史提供了生动且丰富的参考史料。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剧校还准备进一步组织“观众联谊会”。在1949年4月的《剧讯丛刊》中刊登了《观众联谊会章程》,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购票、购刊的政策,还有“参加本剧场主办之各种活动”[48]。甚至“会员如欲学习戏剧理论与技术可加入本剧场主办之业余演剧进修班”[49]。这样的倡议很快就获得了剧校小剧场观众的热情响应,不久“登记参加者已有一百余人,(4月——引者注)十八日晚七时曾召开第一次茶会,成立组织机构,商讨今后各项活动计划”[50]。

综上,这些举措作为剧校演出体制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相互协调、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不仅确保了剧校学生公演得以有序进行,而且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循环过程。

四、剧校演出体制的评价

熊佛西上任后建立起来的这套演出体制一举多得地帮助剧校度过了危如累卵的民国末年。这套演出体制利用学校本身的资源优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生演剧活动。同时,一分为二地来看,这样的举措毕竟是时局维艰下的应变之举,故而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其存续之功不可磨灭。

1.危难中的勉力维持

剧校演出体制的建立首先在经济上解决了剧校的生存问题。在政府财政拨款极为有限、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的历史条件下,学生的公演确保了剧校的日常开支,保障了师生们的基本生活。尤其是清寒学生能够通过参加演出工作来抵偿学费、膳费。可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公演之所以能够获得一定的票房,主要还是在于上海市民阶层已然形成的文化消费习惯。再加之,四川北路一带并没有专门演出话剧的剧院,这就使得票价相对低廉的剧校演剧能够吸引周边的市民前来观剧。

2.一举多得的教学成效

戏剧学校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戏剧人才,而剧校的教学成果无疑都需要在舞台接受检验。在常态化的演出体制下,学生公演就成了剧校展现教学成果的实践平台。虽然,剧校当时学生大多为表演专业的学生。从事编导和舞美专业的学生则相对较少。但在“一专多能”的培养方针下,剧校每位表演专业的学生除了舞台演出外,还掌握了布景装置、道具服装、剧场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无论在戏剧演出的哪个环节上都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各部门通力协作下,逐步培养起学生集体主义的团队协作精神;在严格的演出纪律之下,为学生树立起应有的敬业精神。

更重要的是,抗战后,上海的话剧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剧校师生通过不懈的演出,“充分地扩大了社会影响,在学校所在的四川北路一带形成了一个话剧演出中心,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普遍好评”[51]。

我们还能从《剧讯丛刊》的发行与观众联谊会的组织上看出剧校师生们对于演出市场化运作所进行的有益的探索。或许这是为求生存的无奈之举,但这些尝试也体现了当时剧校学生已然具备了演出市场化运作的意识。

3.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别是在1948年之后的艰苦条件下,剧校为了师生的生存,不得不频繁地开展演出活动。这极大地消耗了学生的精力,透支了体力,自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其他方面的学习,因而产生了“课堂适应剧场”[52]的副作用。

毕竟学校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剧团,自然应更注重学生专业技能与文化素养的培育。演出实践对于学习戏剧专业的教学固然重要,但文化课与戏剧理论的系统学习也是成为一名合格的戏剧工作者的必备条件。学生公演与专业学习应当是互相促进的。只可惜时不与我,在动荡纷乱、民生凋敝的时代里,即便在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也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也使生存成为首要问题的剧校很难系统全面地开展教学工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剧校学生在文化与专业上的发展。

然而,在時局过于艰难的现实环境下,剧校的演出收入也会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尤其是在1948年年末到上海失守的这一段时间里,“随着物价的每日暴涨,多数清寒同学发生极大的恐慌,演戏所收的杂费跟不上物价,开支浩大,盈余几无,同学无力缴纳菜金,现每餐仅食糙米饭、白水清汤而已”[53]。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剧校的存续在学生公演之外,还不时有赖于外界的援手。熊佛西便动用自己在影剧界的影响力,号召影视明星义演为剧校学生筹集资金。梅兰芳也曾义演一场,将票房收入捐给剧校设立“畹华奖学金”。就在解放军渡江攻占上海前夕,剧校还在各方的帮助下发动了“集粮运动”,在各界贤达的帮助下最后募得大米25石2斗9升[54],约合1.5吨有余。这些粮食成为了剧校度过这非常时期的定心丸。

即便如此,这套演出体制放到今天来看,虽有时局维艰之下的无奈,但仍不得不赞佩熊佛西因地制宜、运筹帷幄的能力。在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仅使剧校得以存续,还仰仗这套体制四两拨千斤地解决了办学的一揽子问题。这样的巧思,相信时至今日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释:

[1]顾振辉:《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裁撤风波”考》,《戏剧学》,第3辑

[2]田汉:《期待市立剧校的新气象》,《新闻报》,1947年1月27日,第13版

[3]仲飞:《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读书通讯》,1947年第134期,21~22页

[4]邱玺:《干部自传》,上海戏剧学院干部档案,第15号,14页

[5]《熊任本校第一次行政会议记录》,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71.0001,00002页

[6]《市立剧校轮廓画》,《新民晚报》,1949年5月18日,第2版

[7]范光龙:《一颗珍贵的平常人的心》,《横浜桥》,1996年第15期,2页

[8]《曹禺应聘剧校新校长熊佛西视事》,《文汇报》,1947年2月4日,第13版

[9]《为本校改建实验剧场需款孔拟请准予支用本校经费积余款仰祈鉴核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2.0015,00008页

[10]《行政会议记录》,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71.0001,00005页

[11]《为本校实验剧场之座楼场还商用拟请定制五联座附呈单数仰祈鉴核准予核拨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2.0016,00042页

[12]熊佛西:《当前剧运的两个问题》,《艺声》(上海),1947年第1期,8页

[13]《剧校购下丽华所有财产》,《联合晚报》,1947年5月19日(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9.0013所载之剪报)

[14]《为奉函编造本校三十六年度内实施概况请查照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18.0005,00018页

[15]陈艰(原名陈俊逢):《四楼小剧场和门房兼票房杂忆》,《横浜桥》,1994年第2期,8页

[16]清寒学生资助委员会、演出委员会会议录,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50-3.0003,87~88页

[17]《市立剧校演〈梁上君子〉》,《新民晚报》,1947年3月8日,第3版

[18]《市剧校学生学习精神〈小城故事〉演出检讨会上》,《新民晚报》,1947年5月5日,第3版

[19]《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公演记录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一九四九年学校概况、人员名单和公演剧目》,上海市档案馆,B172-4-1,20~21页

[20]水享:《市剧校工作紧张 春假赴杭演出》,《文汇报》,1947年3月14日,第7版

[21]熊佛西:《当前剧运的两个问题》,《艺声》(上海),1947年第1期,8~9页

[22]《举办公演约取杂费》,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87.0001,00001页

[23]《据呈举行公演酌取杂费指令知照由》,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87.0002,00002页

[24]《市剧校学生学习精神〈小城故事〉演出检讨会上》,《新民晚报》,1947年5月5日,第3版

[25]《演出工作会议记录》,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5.0020,2页

[26]《市立剧校招待记者》,《文汇报》,1947年5月9日,第5版

[27]杜安:《剧坛的新生命——记上海戏剧学校招待会》,《时代日报》,1947年5月9日(据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9.0011所载之剪报)

[28]《实验小剧场明后日续演〈表〉收入充学生膳食》,《大公报》,1947年5月9日(据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3,1,00002页所载之剪报)

[29]熊佛西:《校庆抒感怀》,《新民晚报》,1947年12月7日,第4版

[30]邱玺:《佛老从西南到上海》,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研究小组编,《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377页

[31]邱玺:《谈本校的训导工作》,《市立剧校二周年校庆特刊》,《横浜桥》,1998年第26期,1页

[32]金又新:《对小小工具包的怀念》,《横浜桥》,1997年第19期,4页

[33]李培健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7级校友李培健口述历史》,2014年10月26日下午,江苏苏州,李培健老师家中

[34]王健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7级校友王健口述历史》,2014年7月31日下午,上海,王健老师家中

[35]房子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7级校友房子口述历史》,2014年10月24日下午,浙江杭州,房子老师家中

[36]李培健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7级校友李培健口述历史》,2014年10月26日下午,江苏苏州,李培健老师家中

[37]金又新:《对小小工具包的怀念》,《横浜桥》,1997年第19期,4页

[38]胡美尚:《忆邱玺老师》,《横浜桥》,1994年第5期,2页

[39]浦连青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9级校友浦连青口述历史》,2014年7月30日下午,上海,浦连青老师家中

[40]金又新:《对小小工具包的怀念》,《横浜桥》,1997年第19期,4页

[41]详见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5.0012,第1~4页

[42]于英(原名骆德济):《飞鸿踏雪》,《横浜桥》,2007年第67期,62頁

[43]为顾及影响,此处姓名以姓氏拼音首字母替代。

[44]《学生处分公告》,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3.0006,00008页

[45]钱明(原名汪泪):《留校仔细察看》,《横浜桥》,1996年第13期,6页

[46]于英(原名骆德济):《飞鸿踏雪》,《横浜桥》,2007年第67期,2页

[47]《夜店》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8XY12,1,0007,1,第00004号,4页

[48]《观众联谊会章程》,《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5期,3页

[49]《观众联谊会章程》,《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5期,3页

[50]《校讯》,《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6期,4页

[51]丁罗男主编:《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84页

[52]重人:《论戏校的小型演出》,《春秋》,1948年,第5卷,第5期,80页

[53]《校讯》,《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6期,4页

[54]《储粮运动明细表》,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87.0061,00086页

(作者单位: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