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帆

刘焯（1904—1964），字朴斋，又名齐家， 1904年生于武进区南宅孟家头村普通农民家庭。刘焯先生早年热衷乡村教育事业，1927年刘焯就读于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刘焯由教师毛啸岑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是农工党常武地区的创始人。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从而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提出了“复兴农村”“建设农村”“乡村教育”等口号。在此背景下，1930年暑假，刘焯配合南宅小学教师邀集了本乡在外工作和读书的青年，搬掉街东土山庵的菩萨，将10间房屋改作南宅小学校舍。1934年1月，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刘焯成为中华乡村教育社400多名社员之一。中华乡村教育社开展义务教育试验区，在各乡镇设立义务小学，开设识字班，办理乡村教育刊物等。就在这一年，刘焯任南宅小学校长后，着手整顿师资，先后聘请了杨源时（刘焯在吴江乡村师范学校的校友，后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严辰（后任《诗刊》主编）、陈树英（抗战前夕到南洋，后来曾任泰国共产党驻中国代表）等多名进步教师来校执教。他毅然摒弃办学老框，倡导学习陶行知的做人，赞赏和推崇陶行知先生“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理念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的奉献精神，以及“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中人”等价值取向。他谆谆教导学生，刻苦学习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将来要永远生活于人民之中，而绝非生活在人民之上。他提倡把“先生”称呼改为“老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就会有所拉近，有利于增进师生间的团结友爱。同时，他宣布废除体罚。在教学中，以文见长的刘焯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就必须从读书入手。他提倡夜读，要求学生放学后晚上一定安排时间朗读书本。他对于教师自身进修同样重视，规定每位教师要订两种以上杂志，全校共订阅了20多种杂志，其中不乏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等思想类进步书刊，还有《良友丛书》等文学方面刊物，大大提高了教师乃至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他注重与社会联系，在教务行政上增设一个“社会部”，专门负责社会教育：一是办壁报，二是发动教师义务办民众夜校，积极为乡村民众扫盲。他提倡“小先生”制，组织学生到校外扫盲。南宅小学原为“初小”，学生念完4年级后若继续上学，只能去漕桥小学当寄宿生，且费用不菲，很多家长负担不起，只能让孩子失学。针对这一情况，他在南宅小学创办“高级班”，自筹资金建造校舍。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八一宣言”影响下，组织建立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个时期，刘焯与“救国会”关系密切，时有进步书刊及文件来往。1936年2月，刘焯应武进知名人士杨木者聘请，赴任武进前黄小学校长。但他仍为家乡小学操心操劳，不断奔走于前黄、南宅之间，直到南宅小学5间校舍全部竣工，心才踏实。11月3日，刘焯以前在南宅小学秘密任用一名共产党员余怀英之事不慎暴露，特务抓走包括那名党员在内的4位教师，再速往前黄小学查抄。刘焯获知消息，心急如焚，翌日只身赶往城里营救，却也身陷囹圄。1937年初，递解到镇江高等法院看守所，后经家乡友人管逸园、马希援、孙树声等奔走营救下，于当年6月26日保释出狱。

抗战初期，刘焯艰难跋涉来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颠沛流离到浙江，先后在温州、丽水、平阳等地经历长达6年的教书生涯。“朔风凛冽冷难支，雪洒扁舟欲暮时。从此天涯漂泊去，艰难险阻有谁知。”“中原失地数千里，山水含羞草木悲。一路哭声听不得，万家骨肉怅分离。”这是刘焯写的《漂泊》诗二首，应该是抗战流亡时期刘焯沉重心境的真实写照。1944年9月，温州第三次沦陷，时任永嘉县立瓯江小学（现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小学——温州广场路小学）校长的刘焯率师生避难郭溪东坑一带，继续流亡办学。沦陷期间，校舍遭日寇破坏，沦为一片瓦砾。刘焯所在学校向三希小学校董租借大同巷两座民房作为临时校舍。由于当时的县长对复建学校不积极，刘焯又和师生四处奔走呼号，募集资金重建校园，至1948年学校基本恢复旧观。1946年8月，刘焯加入仇岳希领导成立的“民盟永嘉五人小组”，系浙江省内最早的民盟组织之一，小组召集人是董辛名，叶显文负责组织工作，刘焯、周渭夫负责宣传工作，游止水任秘书。

1947年刘焯回到常州，任农工党武进城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夏天，刘焯与管仲伟（历任农工党无锡市委会主委，农工党江苏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常务副主委，农工党中央顾问）在乐善中心学校（今常州觅渡桥小学）重逢，管仲伟被聘为教师。不久，他们在农工党华东局负责人虞键的指导下，一起筹建农工党常州城区工作委员会。1948年7月，身为农工党武进城区负责人的刘焯，配合地下党成功策划了全市教师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活动，他以县参议员身份与政府周旋，在参议会上力陈教师为了生活请愿的合法性，阻止政府派武警部队镇压。教育局长以乐善中心学校校长人事安排为筹码，找刘焯谈话，威逼利诱他解聘参加请愿的教师代表，交出书写标语的教师名单，刘焯严辞拒绝：“教师代表是大家推荐的，我没有理由不续聘，我当不当校长无所谓，当了，就一定会聘请的！”教育局长听后无计可施，拖延一段时间后，仍宣布他为乐善中心学校校长。刘焯在乐善中心小学期间，创办了《武进儿童》报刊，因宣传反内战等进步思想，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8年12月9日，藏在学校厕所破墙内的宣传品被发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匪嫌”罪名将刘焯与管仲伟逮捕，关押在常州城防司令部。后经刘焯夫人潘素伟等人营救，于1949年1月28日除夕这天出狱。1962年12月10日，刘焯特赋诗并致函管仲伟：“仲伟贤弟：昨天是我俩在十四年前被国民党伪京沪警备总部逮捕的日子，偶成七绝二首，兹抄给你看看，并请转各位同志指教：‘两度南冠吾未死，神州毕竟见光明。妖氛扫荡豺狼灭，回首犹多腾跃情。’‘人民胜利建新园，地覆天翻十四年。报国有心多病日，有为期汝着鞭先。’另一首为当时素伟同志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进行营救而写：‘当日死生悬一发，敌人垂死太猖狂。一心营救劳奔走，风雪长途苦备尝。’附当日狱中诗二首：‘万民争取和平日，重作楚囚恨不消。一夜西风寒彻骨，咬牙挨过这残宵。’‘天宁寺里钟声咽，狐鼠横行天地昏。重雾开时天欲晓，舣舟亭外看朝暾。’”其中“报国有心多病日”一句，透露出刘焯当时身体已多病，两年后的1964年11月，刘焯因患肺气肿病逝于南京鼓楼医院，享年61岁，后安葬于南京望江矶山。

纵观刘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经历，他不但是常武地区农工党的创始人，也是乡村教育的践行者。他历任武进南宅小学、武进前黄小学、永嘉瓯江小学、常州乐善中心学校校长，在热心办学的同时，积极开展农工党革命斗争。刘焯为了他所投身的教育事业和农工党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