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

王夫之先生说：“作诗但觅好句，已落下乘。”

已过中年，这话是要听听了。

作文但觅好句，正如同女子往脸上涂胭脂一样，年轻时涂涂倒无妨，一大把年龄了还一心一意弄这个，弄得自己一个大粉脸出来，确实不好看的。一个准确的说法是：不是涂什么样的粉才有什么样的脸，而是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脸。

下午去西塔旧书摊，十块钱在小马的书摊儿上买到余华小说《兄弟》上下卷一套，余华小说我不是很能领会，但这样一个作家总该要有所了解的。另买到一幅手工裱《牡丹图》，50元，画法寻常，不知收这样的东西干什么。然而，画到这个程度，没三五年的画工是不能达到的。

在小马的书摊儿上挑书时，听到后面有两个老人在聊闲话，一个说，大夫见到他，惊讶于他还活着。大夫以为他早就死掉了。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的血压高到了220mmHg，大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血压高到这个数。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确实还活着。他说有一天他的血压掉到了120mmHg，算是正常了吧，但是他却一下子头晕目眩，视物不清，于是得到一个结论：他是和他的高血压互相适应了。现在他的血压高压是170mmHg，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有些不能相信，问老人家他高压到了220mmHg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没必要撒这样的谎。可见人是有个体差异的。共性里面总是有个性的。老人坐公交车走了。旁边的人都议论说，90多岁的人了，还乘公交车来去，真是不得了。这样一类顽健的老人，总是给许多胆怯的生者以特别的信心。我这般容易被大夫的一言半语吓得不成样子的人，倒是该和这样的老人多交流交流的。

买了书回家时，路过一个字画摊点，卖的都是名家字画，贾平凹、吴三大、张贤亮等，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都是假的。老板穿得倒阔气，一副江湖上历练久了的样子。见我手里是一幅画，便让打开来看看。打开来看着，问多少钱？50元刚买的，还没走出30米呢。老板不信，又说如果真是50元，那么我就是捡漏了。我知道这画若是搁在合适的地方，两三千也能卖出的。日光在最高的楼层上也只余了一星半点儿。摆摊儿的人都开始收摊儿，看着他们忙碌，也会想，这么多的人设点摆摊儿一天，劳动所得攒集一处，不及某个大亨一分钟的收入吧，这是让人感慨的。但生活的滋味并非全部体现在收入的多寡里。一天就这样没什么计划似的过去了。我的生命里又少了一天。

今天看到一篇小说，系小说名篇，记得大学语文里好像收录了的。

说的是两个病重之人，住在医院的同一间病室里，都病重到不能自理。二人常常谈心，关系不错。其中一人病床靠近窗口，他常常给不能到窗口看看的病友讲述着窗外的所见，听其讲述，窗外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美丽的世界。常听病友讲述自己所不能见，他对病友是很感激的。但是后来却慢慢变了看法，他想：凭什么我只能听他讲，而不能临近着窗口天天看呢。听人讲毕竟是过水面了。因为有这样一份心思，所以，一天晚上当病友咳得喘不上气来时，他没有帮他叫护士，病友因此离开了这个世界。过了两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把自己的病床安排在窗口，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看到窗外的美景了。但是如愿搬到窗口那里时，他只是看到窗外冷冷的一面墙而已。

这样的小说历来被当作小说典范。這是容易成为典范的小说。我现在忽然觉得容易成为典范的小说其实是不妙的、不幸的，和人里面那些容易成为模范的人一样，总难免些许地涂脂抹粉。我忽然有些不喜欢这样的小说了。这样的小说全部的心机和努力都在于要抖一个包袱。就是说，现在，对抖包袱的小说我不喜欢了，成为我写作上的一个禁忌了。怎么写，写不抖包袱的小说，写没有包袱的小说，写找不到包袱影子的小说。这应该是我在小说观念上的一个变化。

如果强调性地说到少数民族，说到回族男子，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会戴小白帽的。

然而，我这个回族人戴白帽的时候很少。不只是我，如我一般的回族人，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有一份公家性质的工作的，都几乎不戴白帽子。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机缘，让人来辨识自己是否是回族人，不大容易看得出来，除非戴上白帽子。我的朋友梦也，他和我同时戴上白帽子，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戴上白帽子我也一眼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回族人。有一次和朋友陈继明去马知遥老师家，马老师家请了阿訇来，给他亡故的儿子做一个纪念活动。我和陈继明都戴了白帽子参加。一些宗教细节，比如端着双手接杜哇抹脸等，继明兄也照做无误，毕竟他是回族区域里生活了很久的人。然而，真切的印象是：继明兄即使戴了白帽子，即使和回族人一样的动作行为，也看得出他并非一个回族。其中微妙，难以言传，却屡试不爽。我的一个连襟，在某乡任财政所所长，他的容貌是有些霸气的，但是他戴上白帽后，会有一个奇异的变化，好像戴上白帽后，他的霸气弱了，面相柔和了一些，甚至让人觉得，戴上白帽的同时，他换了一张脸。这些都是我很真切的感受。

我作为一个回族人，一年戴白帽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天，这就是遭逢了回族的两个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这两天回族人是要去寺里的。我戴白帽，也限于这两天内。戴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半天。一个很有意味的习惯是，白帽子在口袋里装着，快到清真寺门口了，这才拿出来戴上，一会儿从清真寺出来，没走几步，又从头上摘下白帽子，装回口袋里去，还要把头发整理整理，使自己好像不曾戴过白帽子一样。如我这般的回族人，所在多多，可谓用手指随便一指，就可以指到黑压压一大片。许多回族人平日里并没有这个小白帽的，等到两大节日，需要戴一顶了，就得现买现戴。所以，每临这样的时候，清真寺门外总有临时卖白帽的摊点。如同一次性餐具似的。我想：比如说，让我戴着白帽去单位，这好像需要某种勇气的。其实也不必。然而如果不是戴白帽，那么戴任何一种帽子，比如礼帽、鸭舌帽等，均无妨碍。回族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不常戴白帽的，和那些常戴白帽的回族人，其身份和心态其实是有着微妙而又重要的区别的。

就是我这个极少戴白帽的人，有一次竟因为没有一顶白帽而极显尴尬，竟是那样的想得到一顶白帽，事情过去许多年了，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著名回族老画家曾杏绯先生归真了，得寿一百又三岁，大家都去银川的某清真寺送葬。我去得晚了，去时清真寺里一大片炫目的白，全是戴白帽子的人，不妙的是，来人太多，白帽子没有了，我只能光头站着了。每个人头上都有一顶白帽子，独你没有的时候，那神情是很不像样子的，那心情是很古怪、很别扭、很仓皇的。好像你是一个闯入者;好像你是一个异类而非同道;好像你是良苗里的一棵杂草;好像你是混进鹅群里的一只投奔无门的野鸡;好像每个人都领到赏了，单单搁下了你一个;好像你怎么着都难以融入，怎么着都被排斥在外似的;好像你不是来帮忙的，十足是来坏事的。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戴着白帽子的地方，你不戴白帽子来干啥？极度的尴尬与不适使我都有些后悔来这里了，悄悄溜走的心思都有了。我看见张贤亮先生戴着白帽子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看到罗丰兄戴着白帽子站在人群里神态自若。他们都不是回族人啊，此刻却戴了白帽那样自然妥帖地融汇在一大片白里。我确实就是一个回族人，却落在如此一个尴尬的境地里。偏偏很多人都是认识的，他们一律同情我头上无一顶和他们一样的白帽，告诫我应该早点儿来，埋怨我来得迟了一步，混不到一顶白帽子。中国人总是好面子的，这次第，一顶白帽子纵然贵到不像样子，我也会买一顶来戴的。后来一个叫王根明的朋友，他是宁夏大学回族研究所的，认识住寺阿訇，从阿訇那里给我搞到一顶，救火一样搁在我头上，我头小，帽子却是大号的，只能松松垮垮地勉强戴着，这样子给人来看，我显然是一个冒充的回族人了。

参加完葬礼，坐在公交车上回家时，那顶大号的白帽子已经在我的口袋里了。我说不清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心里则像搁了一碗过期的稀粥似的，不大好受。我想，我这个回族人和白帽——这个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民族象征的物件——之间的关系，是有些过于复杂了吧。

看到一首黄灿然的译诗，原作者辛波斯卡，诗的名字叫《赞美姐姐》。

在诗中，诗人说她的姐姐除了不会作诗，其他一切都可以做得很好，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很好。

黄灿然先生在译文后有一个点评，点评说，诗人写诗到一定程度后，都有一种想做回普通人的愿望，或者说，对普通人的生活抱有歆羡之意。黄先生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普通人的生活总是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和感召力。因为普通人的生活是全部的生活，而诗人的生活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生活。

黄先生还说出了辛波斯卡诗作的一个特点，可谓中的之论。黄先生说，辛波斯卡的诗，是对生活的概括而不是对生活的描述，说辛波斯卡诗的细节从不拖泥带水。确实如此，是让我有强烈共鸣的观点。辛波斯卡好像有一种能力，可以从无数假的中一下子就给你指出那个真的。虽然她的诗是一种对生活的概括，但生活中的那些细致的东西和有滋味的东西，却在她的诗里面丝毫也不见其少，比如一个迅疾简单的动作，当你用了慢镜头来看它时，才发现它是那么复杂多变的一个动作，可能有的变化和曲折，在里面一个也不少。

诗人像古庙里的和尚一样，青灯木鱼的生活过久了，对世上热闹的生活会有特别的感受。虽然命运使然，他只不过是当和尚而已，却觉得和尚端着的这个碗里，食物未免是太清淡了一些。虽然他也并不希望自己的碗里油腻腻的。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陆续读了不少，当然不错，但比较于另一位老作家孫犁，我是觉得孙犁先生更符合我的口味一些。

如果可以拿着装来作譬，那么我就觉得汪先生穿的不是生活装，而是戏装或者礼服，觉得总有几个佩服的观众看着老先生耍手艺，觉得老先生的观众总是和他的手艺同在的，没有观众，则他耍手艺的兴趣也会减去不少。也许这和老先生写过戏剧有关吧。台子总要高出地皮一些，才好演戏。台前也还需坐满了观众，这戏才可以演起来。想一想，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员怎么可以演起来呢？

汪先生的小说好像是在茶馆的静室里写出来的。小屋子很静，适合写东西。茶馆总是热闹。没有茶馆里的这个热闹和小屋子里的这份清静，老先生都是无法写东西的，或者说写不好东西的，或者说写出来就不会是这个味道。老先生写毕小说，是马上就可以从写东西的小房子里得意地出来，读给一众茶客听的，是马上就可以在台上演出来的。

汪先生的小说场面不大，但是极尽热闹。螺蛳壳里大道场。他的小说都是具备大道场的小说。写小说的汪先生是得意的，也是自负的。我一直不大响应老先生那不动声色的得意相。老先生的得意是不动声色的，几乎只能在眼神里些许看见，但那实在是足够了。老先生这一得意时，就会使得天下别的文字几乎都不在他眼里。他的得意当然有着一些孩子气，但更多的还是阅历精深的老年人的得意。

我更喜欢孙犁先生的不得意。孙犁先生好像不需要多高的戏台，不需要太多的观众，好像他只是聊遣寂寞地自写自画罢了。

说了这么多，说得有些乱。

乱比较这个没多大意思。

文艺总是各有各的好，各说各的好。

今天着意想说的是，又读了汪先生的一组小说，这组小说是对《聊斋》的一些篇目的重写，看了几篇，写得好，使我对汪先生的过往看法有所修正。毕竟一代大家，总有可看之处的。

孙犁、汪曾祺，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论的两个人，两人同一时代，名声相仿，都具有真正的文人气，都是有显赫起来的资历却终于淡泊以终，都长于写篇幅不长的文字，都在文艺行当里有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但是，一个下完蛋不知哪里去了，只把蛋留在那里;一个却是刚刚生了一个好蛋下来，蛋还热热地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嘴里却就禁不住满足和得意地咕咕叫着了。一个是秋果挂满了枝头，一个已经是把果子落在了筐子里，树上空空地清净着。两位老先生有特别一致的地方，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或许很难谈出什么来，然而两人想必都清楚，无论做人还是为文，对方都是不可以小瞧的，也是不可以轻论的。

当汪先生写完一篇得意之作，正心境很好地给客厅里等着的朋友们做菜弄汤时，另一位老先生在天津他的寓所里，正戴着他的袖套儿，孤身只影地给他的书穿衣服，那么多的书，但是老先生穿给它们的衣服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插图：令狐拂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