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是我的“福地”，我是从这块“福地”走出来的。1985 年9 月，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走窑汉》，这篇小说被文学评论界说成是我的成名作。林斤澜先生另有独特的说法，他在文章里说：“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上了知名的站台。”汪曾祺先生也曾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我的老家在河南，1970 年7 月，我到河南西部山区的煤矿参加了工作。我一开始写的小说，在河南的《奔流》和《莽原》杂志上发表得多一些，一连发表了八九篇吧。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的刘恒，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写信向我约稿。我给《北京文学》写的第一篇小说《对象》，发表在《北京文学》1982 年第12期。大概因为这篇小说比较一般，发了也就过去了。但这篇小说能在《北京文学》发表，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难忘的。我认为《北京文学》的门槛是很高的，能跨过这个门槛，我的写作自信增加不少。刘恒继续向我约稿，他给我写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在信中说：“再一次向你呼吁，寄一篇震的来！把大旗由河南移竖在北京文坛，料并非不是老兄之所愿了。用重炮向这里猛轰！祝你得胜。”刘恒的信使我受到催征一样的强劲鼓舞，1985 年夏天，在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断层》之后，紧接着就写了短篇小说《走窑汉》。写完之后，感觉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大一样，整篇小说激情充沛，心弦紧绷，字字句句充满内在的张力。我妻子看了也说好，她的评价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这篇小说我没有通过邮局寄给刘恒，而是趁一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直接把小说送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