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从“六普”到“七普”，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上升，说明我国进一步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一个堪称“城乡社会”的形态已经到来。

过去城乡之间因为自然、地理、经济等因素，存在两种社会形态。农村社会是一个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比较紧密的熟人社会；而城市则是异质性强，人际关系较为稀松的陌生人社会。乃至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管理制度也存在差异，即城市秩序往往由法律、行政等正式制度支配，而乡土秩序往往建立在人情、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基础之上。客观上，在过去的物质条件下，因为交通、信息和技术不够发达的原因，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保留了相对独立性。尤其是，农村还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不是很强，使得这两种社会形态长期并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国家针对城市和乡村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一是在城市建立土地国有制，在农村实施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通过户籍制度，从公共服务方面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做了区分，为农村人口城市化设置了门槛。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社会形态相结合，形成了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社会形态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日益趋向于一致。在高铁、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支持下，城乡互联互通已是现实，且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样享受最新的消费品，以健康、娱乐、休闲、时尚、创新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也渐渐成了农村人口的日常。更为重要的是，当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往返时，城市和乡村的人际关系模式正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努力，城乡二元体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建立在土地和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体制，主要是服务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现在，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但它主要服务于保护弱势农民，让城乡之间更好地融合发展。当前，农村人口实现了在城乡之间的迁徙自由，在城市买房定居的障碍也基本被扫除，留在农村也能享受到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

这种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城乡之间深度互动，两种社会形态趋于一致的社会形态，仍然将持续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往往是不确定性较强，社会奉献度较高的时候，因此，一些关键性的公共政策需要作出准确定位。

具体而言，由于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基本扫除，今后一段时间城市化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进行。这就意味着，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任务不再是人口城市化，而是更好地为已经进城的农民提供稳定和充分的就业机会，让其能够在城市定居。同时，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不只是为了少数留在农村的人享受比城市还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不是为了少数城市人提供乡愁产品，而是要为那些仍然留守在农村，或潜在的虽在城市但预期要返乡的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