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凯

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养猫史伴随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翻阅民国时期的报纸，品味其中养猫的往事，感触至深的不是学术界对猫的早期研究，而是透过那些色彩斑斓的养猫往事所呈现在眼前的民国社会生活。

养猫和鼠疫

鼠疫，又称黑死病，是一种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鼠疫在中国大暴发，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波及，尤其以黑龙江、山西、河北、广东、福建和四川等地最为严重。其流行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民众死亡巨大，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为此，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鼠疫预防工作，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法规，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鼠疫，措施之一就是鼓励民众养猫捕鼠。

1943年2月14日《革命日报》刘孟侯的《放猫吟》，1944年1月17日《革命日报》石行《解放猫儿》，1944年7月15日《陕北日报》曰郁章《解放猫儿》等文章都反映了民国时期 “养猫即是灭鼠”的社会共识。

据民国二十六年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辑《福建省概况》记载，1937年福建省户口数约为2291074户。按总户数的一半计算，仅福建一省就有100多万只猫，可推测民国时全国养猫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预防鼠疫的需求使猫成了稀缺的物种，各地猫价飞涨。《新天津画报》1942年12月23日报道，四川各地鼠患猖獗，两年间猫的价格上涨了几百倍，一只普通的雌猫要200元。

在报纸上刊登寻猫广告是养猫近代化的一种表现。民国报纸上寻猫启事五花八门。1928年4月7日《晨报》刊登一则广告：“本宅于十号走失花白小猫一只，颈系铜铃，腹白背黑，足短尾长，厥名阿米，余家爱之不胜。各方仁人君子，如有知其下落，送到本宅，酬洋二元;知风报信，因而寻获者，酬洋一元，决不食言。”

猫的商标招牌

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商标制度的开创期。在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民国商标中，动物图案最多，其中也有许多以猫为形象的商标，涉及不同行业。

从民国报纸上统计猫牌商标广告约有几十种，绝大部分是日用品。如上海永丰电器厂出产猫牌手电筒、热水瓶，各种飞猫牌灯泡、开关。广州东洲电器制品厂的猫头牌手电筒，上海远兴实业工厂的雄猫牌袜子，丰泰染织厂的丽猫牌染织品，上海申泰源颜料号的金猫牌颜料，福厦华记火柴厂的三猫牌火柴，上海永孚公司出品黑猫牌雪花霜……除此之外，还有猫雀牌纺织品、猫牌红磁漆、猫牌油墨等品牌。

这些商标的图案设计出自国人设计师之手，充满着艺术气息，极具民族特色，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审美观念。如猫牌手电筒在圆简的底部做出凸起的小猫形象，突出猫眼和胡须，简洁精致。武进大成纺织染公司的猫雀牌纺织品则用一幅猫衔雀鸟油画作为商标，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商标上除图案外，必须写明注册商标和厂商字号，也配有简明的广告词。如双猫牌绒线用黄色和黑白花两只小猫图案，左右配上“纯毛绒线，经久耐用”广告词。黑猫牌袜子还配有“节约声明”。厂家以猫作为商标图案的主题，用猫的可爱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使人们更易于接受。

以猫做店铺的字号招牌并不常见。民国时，天津伦敦道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小貓饭店”。小猫饭店开业于1939年，中间歇业年余。1942年重新营业，持续到1955年，是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寰之子吕学靖开办的。饭店的招牌就是一只黑猫的头像。

穷人与养猫

民国时，穷人养猫纯属无奈，与饲养宠物无关。老鼠对农作物、仓癛粮食和衣物的破坏，使穷人也尽力去养猫捕鼠。鼠疫猖獗地区，政府要求百姓养猫。穷人为了避免处罚，不得不勉强养猫。1943年10月20日《福建日报》报道说：“每一住户均须养猫一头，但年来粮食腾贵，普通家庭为节省食料，均不愿饲养不能挣利之牲畜。养猫令颁布后，雷厉风行，无猫之家，即须受罚。民众为求免罚，均纷向邻县购买……小猫一头亦非百金莫得。”

穷人养不起猫，却要为富人养猫服务。民国时有钱人不亲自去买猫鱼，而是有专门的人每天送猫鱼上门。送猫鱼的人大都是上年纪的老妇人，靠送猫鱼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1940年2月17日《南京新报》刊登陶觉非的《送猫鱼》一文：“说起送猫鱼这职业，大都以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为最多。因为她们一上了五六十岁，劳力的事情，当然是无精神去干的了，所以她们为了要解决生活问题，只有送猫鱼这一条路了。据她们告诉我说，她们每天所得的代价，简直低微到极点了。若以一天来计算，那么每天只有两个铜子呀！她说的时候，老泪好像是在眼眶内打着滚呢！”

养猫本是极为个人的行为，但进入近现代以后，猫的社会属性更加鲜明，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愈发紧密，成为可以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养猫虽是小事，但可以成为研究某些历史问题的独特视角。（来源：《文史天地》）